略谈王世襄与竹刻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被一家工艺厂聘为客师，从事外贸出口的象牙小屏风雕刻工作，其间我的家传竹刻只能作为业余爱好参加一些社会文化活动。到了1977年，有一天，我突然收到北京一封用毛笔书写的来信，拆开一看下面署名为王世襄。其内容除了简单的自我介绍外主题是他准备出版一本“竹刻艺术”的书，希望我能给予支持。我当时确实很高兴，尽管我还不完全知道王世襄为何许人，但从这封信看来，一手漂亮的繁体毛笔字可以认定是位老先生，不会有骗局。当时我手头也有先父留下的竹刻拓本二册要想出版，正走投无路时，眼前有这样一位老先生在重视竹刻，顿使我看到希望，便立即回信回答王老所提出的几个问题。从此我们之间的书信围绕竹刻艺术的探讨一直没有中断，直至1995年我从单位退休时在工作室里整理出他的来信130余封。

在我与王老交往的30余年中，他对我工作上的支持是很大的，记得1978年，我第一次与他见面，是我去北京参观全国工艺美术展览，那次也是我的竹刻作品第一次入选全国展。他问我这次能在北京呆几天，我告诉他后，他便订了一个活动计划，其中陪我去拜访了当时的中国美协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吴作人、夫人萧淑芳；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领导吴劳、张仃及中国画研究院副院长许鄰庐，这五老都是竹刻爱好者；他还设法去故宫为青年职工讲竹刻课，同时让我去见识只能讲学作示范，平时不能随便出库房的古代竹刻藏品。当他得知我父亲有两册竹刻拓印稿想出版时，他又介绍我认识时任国家出版局领导的王子野，香港艺术馆顾问叶义和香港《美术家》杂志社社长黄茅先生。他还建议我们出一本《父子竹刻集》，并特地写了一篇序。

1983年由王老提议和美国华美协进社社长翁万戈（翁同龢玄孙），香港艺术馆顾问叶义，商借世界各地文物单位和私人藏家珍藏的部分中国竹刻，在美国纽约举办了一次规模较大的中国历代竹刻展览。当时除了数百件古代作品外，王老在当代作品中也选了五件（除了我的三件还有常州的范遥青和贵州的刘万琪各一件）。这一展览在美国除纽约外，还去旧金山、堪萨斯州地区巡回展出了一年，产生了较大影响。展览期间翁万戈与夫人陈华宝从美国来上海与我在锦江饭店晤面，介绍展览情况，并谈及美国客人要求订购竹刻等事宜。美国展览结束不久，三位老者又计划去英国办竹刻展。筹备期间，主要出资者叶义先生不幸病逝，展出未能成功。

王老对常州竹刻特别关心，这是因为他在编辑《竹刻艺术》一书中，发现当今竹刻几位主要竹人都是常州人，从此他与常州几位竹人的联系也更加密切。1994年轻工业部国史办要编一本《当代中国工艺美术群星谱》的书，编辑部希望王老能在当代工艺美术界推荐人选。他毫不犹豫地推荐了常州四位竹人，经轻工业部国史办编委根据材料审核全部入编，当时在全国浩大的工艺美术队伍中仅入编295名，宜兴紫砂有着几万人的队伍中只入选二名，其中当时健在者仅顾景舟一人。可见常州竹刻在王老心目中的地位。

香港、台湾几次邀请王老前去讲学，他总是除了明式家具就是竹刻。晚年的他告诉我，他已不能出远门了，当今竹刻产地大部分分布在我国南方数省，其发展情况希望我多关心，发现新人能及时告他。有次我在艺术博览会上看到福建一位年轻人竹根雕刻得不错，便告诉了他。他立即与那位年轻人取得联系，接着在《收藏家》杂志上长篇撰文介绍，以资鼓励。不仅如此，他还给予了财力支持。常州农民竹刻家范遥青是他长期关心的一位农民竹人，不仅他自己撰文介绍，还推荐给他的老友启功、黄苗子等。

在王老一生的著作中，除了三本竹刻专集外，在其他著作中介绍竹刻也占了一定的篇幅，由于他在文物圈内的地位，确实使以往虽艺术含量较高但不被人重视的竹刻有了较大的转机，他对当今中国竹刻艺术的发展是有很大贡献的。（信息来源：新民晚报　作者徐秉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