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收藏大家王世襄 追回日本掠夺国宝

　　王世襄在90高龄回忆自己的人生经历时曾说：“自日寇投降后，奔走调查，收回被劫夺重要文物、善本图书，当属我一生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今年寒冬，这位国宝级的文化老人去世了，人们又提起这件往事──1947年春，王世襄从东京押运回了107箱善本图书──这是抢救流失文物中，一件开创性的大事，其中曲折却已知之不详。笔者循着“107箱善本图书”这一脉络追索下去，在历史的碎片中，读出了一个令人唏嘘的故事。
单枪匹马赴日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也随之传来：为了缓和日本战后的经济恶化，日本商工省建议，用从外国劫掠来的艺术品和古物作为抵押，向西方贷款买粮。
用抢来的文物换大米，这简直是对中国索赔呼声的公然蔑视。
蒋介石都坐不住了，手谕行政院和教育部，“我国各种文化事业横遭敌军之摧残，应向敌提出赔偿之要求，希即会同有关各机关共同组织，一面搜集各种材料与证据，一面研拟具体办法呈报为要”。
找日本人算账，总得心里有数。在这场空前的浩劫中，我国到底有多少国家级的博物馆、图书馆遭到洗劫，有多少私人藏品惨遭破坏？多年战乱，谁也说不清。
由18名专家组成的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简称“清损会”)随即在重庆成立，时任教育部次长的杭立武任主任委员，著名学者马衡、梁思成、李济任副主任委员。王世襄经梁思成和马衡引荐，被任命为平津区助理代表，负责清查、接收平津地区被劫的文物。
根据“清损会”历时一年的统计，战时我国被劫被毁的公私文物，查明有据的，计有书籍、字画、碑帖、古物、仪器、标本、地图、艺术品、杂件等共3607074件又1870箱，古迹741处。仅北平市，就损失公私书籍586万册，古物2800余件，碑帖21万余件。
在调查中，“清损会”还掌握了一些重要文物被盗的情况：如原存于北京协和医院实验室中的“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化石突然失踪；宝鸡斗鸡台文物被盗三百多件；日伪从故宫博物院、河南博物馆运走铜缸、铜炮、铜灯亭等；中央图书馆、北平图书馆移藏香港冯平山图书馆的珍本被劫；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北平和南京两批珍贵文物被劫等等。
别看统计数字十分庞大，其实只是冰山一角，大部分私人藏品并未计算在内。
按照常理，别说是追讨数以百万计不知下落的文物，仅仅是接收日本归还的古董，也该由政府派个专家团队去东京，可民国政府竟连翻译钱都不想出。
1946年9月的一天，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找王世襄商量说：“刚接到南京来信，‘清损会’准备派人去日本，交涉赔偿文物事宜。原计划派博学精鉴的老专家徐森玉先生去，但考虑到他年老体弱，又不懂外语，必须带个翻译，这样便加大了编制。你懂英文，派你去如何？”
王世襄正值新婚燕尔，又刚接任了故宫古物科科长，不免面有难色。不过，要拒绝去日本探宝的诱惑，又实在不合他的个性。
别看出身官宦世家，王世襄从小就被戏称为“京城第一顽主”，放鸽子、斗蛐蛐、玩葫芦，飞鹰走狗，无一不精。跟别人不一样的是，他不但会玩，最后还都玩出了门道，强烈的好奇心和执著的探求精神是他的特质。
“抗战”胜利后这一年，王世襄为了找回那些流失在平津地区的文物，和古玩商打成一片，私下里明察暗访，不但过了一把“侦探”瘾，还屡立奇功，收回了几千件被日伪劫去的文物，其中不乏国之重宝。
为了向日本交涉赔偿文物，王世襄参编了《中国在日的重要文物目录》，从《现在日本支那名画目录》及《泉屋清赏》、《爽籁馆藏画》等书中辑录被劫文物的下落，注明了的名称、尺寸、藏者、材料来源等。
“如果真正能从日本弄些我国的文物回来，倒也值得。”王世襄转念一想，便应承下来。马衡倒像有什么预感似的，嘱咐他说，在日本工作，如有可为，则可以多待些时日，如果无可为，不如早点回故宫工作。
临行前，“清损会”交给王世襄2000美元，说明此款包括差旅费、置装津贴、文物回国运费。就连月薪100元，也得从此款中支取。
1946年12月中旬的一个午夜，王世襄作为追讨文物的“清损会”专员启程了。
　　麦克阿瑟作梗
泱泱大国,竟连给徐森玉请翻译的钱都出不起，追讨数以百万计的文物，仅派一个刚过而立之年的小青年独行,未免说不过去。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故纸堆”中，笔者终于发现了其中原委。
早在1945年底，“清损会”就已经草拟了一份出国名单，并向教育部打报告说，准备派张道藩等13人组成的专家组赴日追讨文物，包括团长1人，专家6人，职员4人，英日秘书各1人。名单里的人物，均是当时大名鼎鼎的文物专家，王世襄并未在列。
蒋介石不但拨款500万元，还亲自给他们布置了几项任务：
调查中国在日各项文物，并将之编制目录；对于各种文物的情况提出调查报告；对如何处置在日本的中国文物提出建议；就近与盟军占领日本统帅洽谈协商，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保全在日本的中国文物，并使之完璧归赵。
调查团眼看就要东行，不想却横生枝节，被麦克阿瑟将军给“挡驾”了。
别看是战胜国，但在对日追偿问题上，中国根本做不了主，事事都得征询盟军总部的意见。12月8日，盟军总部在复电中称：“目前如果派一两名专家隶属于总部联络员之下，从事工作就较切合实际。”另有外交部告教育部的密电称，“只派一两个专家”是麦克阿瑟将军本人的意思，他认为“目前不便从事大规模调查活动”。
“冷战”大幕尚未拉开，但麦克阿瑟有意扶植日本，对中国追讨被劫物品之事显然并不热心。蒋介石寄希望于美国很多，自然不敢公开得罪这位桀骜不驯的将军。这样，组织赴日调查团的计划只好作罢，追讨文物的经费也锐减为10万元。
其后，中方改派张凤举作为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团顾问、中央博物院筹委会主任李济以专委会委员名义赴日随团工作，操办被劫文物的调查和归还事宜。
因张凤举是中国驻日本代表团第四组(文化教育组)组长，不能专司追索文物，遇到挫折后，他在工作报告中“发牢骚”说，“美国人大权独揽，且麦帅对盟国对日委员会日渐冷淡，收回古物事必须谨慎进行，希望亦不能过大。”
李济是“清损会”副主任，1946年早春他在日本奔走了一个月，参观了大白鹤美术馆，京都佳友、友成及东方文化研究所等，并与日本收藏家梅原等人谈话，总算得到了一些线索。
无奈盟军总部在追偿文物上没有动静，李济最终无功而返。就拿追讨“北京人”头盖骨一事来说吧，李济和张凤举曾向盟军总部情报教育组查询多次，但日本人坚持说头盖骨没有运到，盟军总部竟也不再追查。
李济回国后，又耽搁了半年，王世襄才把追讨文物专员这个缺补上。他到代表团报到后，被分在第四组工作。当时，中国驻日本代表团的团长是朱世明。
“清损会”既然知道美国从中作梗，自然不会让王世襄打无准备之仗。他此去日本，身怀三个“锦囊”，又或者说是三项使命：
一、南京中央图书馆在“抗战”期间，曾将一批善本书运去香港。1941年底，日军侵略香港，将这批善本书全部劫往日本，目前已在日本帝国图书馆被发现，必须安全回国。
二、各地公家及私人上报的文物损失材料，寄到“清损会”后，正在整理，以后将陆续寄往驻日代表团，须依据材料，向日方交涉，追查赔偿。
三、凡日方无法用原件偿还中国，或原件已损坏或长期查不到下落的，中国可与日本政府进一步交涉，将指定日方用同类或等价的文物作“以类赔偿”。
三个任务，都是难啃的硬骨头。难怪傅斯年对王世襄说：“你去日本工作，追寻文物应和在平津区一样，要非常非常的aggressive(敢作敢为)。”
敢作敢为，也许这才是“清损会”选中王世襄的真正原因吧。
　　郑振铎劫中求书
“锦囊”上写得一清二楚，王世襄在东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使中央图书馆善本图书完璧归赵，其他文物倒都在其次。有什么文物能排在“北京人”头盖骨前头呢？这批善本就是其一。
说起这些善本，不能不提起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我国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先生，是他在风雨飘摇的上海，聚拢和守候了这部分中华文脉。
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江南许多著名藏书楼毁于战火，珍本典籍损失惨重。侥幸保存下来的，也纷纷被藏家后人变卖换钱，维持生活。
一包包收购来的古书捆扎待运，堆得像小山似的。郑振铎通过书店的朋友一打听，知道这些书大多都被卖到了哈佛燕京学社和一个专司掠夺中国文物的日伪机构。
“这些古籍如果全部落在美国人和日本人手里去，将来总有一天，研究中国国学的人也要到外国去留学了。”痛心之余，郑振铎联络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光华大学校长张咏霓，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收藏家张凤举四人，秘密成立了“文献保存同志会”。这天“小雨连绵不止，暮春落花时节的样子”，但由于一桩心事终于落实了，郑振铎心情大好，在日记上写道：“我生性好事，怕事实上非多负些责不可。”
鉴于个人经济力量有限，而流散书籍甚多，“同志会”五人联名于1940年1月5日向重庆当局发电报，要求拨款。几天后，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来沪，决心挪用“中英庚款董事会”迁建中央图书馆的钱，在沪抢救收购民族文献。当时郑振铎正发高烧在家，闻讯大喜，立即扶病奔走。
他们的工作“秘密进行”着，只以暨大、光华及涵芬楼的名义来购书。凡值得国家保存的古籍，一概不吝价钱。为了购书，郑振铎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狂热程度，这在他的《劫中求书录》中便有十分生动感人的记载：
从“八·一三”以后，足足八年时间，我为什么老居留上海，不走向自由区呢？时时刻刻都有危险，时时刻刻都是恐怖，时时刻刻都在敌人魔手的巨影里生活着，然而我不能走。我心里也想走，而想走不止一次，然我不能走，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我有我的自信力，我自信会躲过一切灾难的，自信于“狂胪文献”的事。前4年，我耗心力于罗致、访求文献，后4年，我尽力于保全整理那些已经得的文献。
我不能把这件事告诉别人。有一个时期，我家堆满了书，连楼梯旁全都堆得满满的。我闭上了门，一个客人都不见。竟引起不少人的误会与不满。但我不能对他们说出理由来。我所接见的全是些书贾们。从绝早的早到上了灯的晚间，除了到暨大授课的时间外，我的时间耗于接待他们，和他们应付着、周旋着……假如有人问我：你这许多年躲避在上海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我可以不含糊的回答他说：为了抢救并保存若干民族的文献。这文献工作，没有人来做，我只好来做，而且做来并不含糊。我尽了我的一分力，我也得到了一分力的成果。在头4年里，我吸引了南北的书贾，救全了山西、平津、南至广州西至汉口的许多古书与文献。我在购书，敌人也在购书，陈群、梁鸿志(日伪)也在购书，但我所要的东西绝不会跑到他们那里去。我所挑剩下来的，他们才可以有机会拣选。我十分感
谢南北书贾们的合作。但这不是我个人的力量，这乃是国家民族的力量……
“同志会”成立后的两年间，郑振铎和他的同志们，为国家先后购得了江南著名藏书家──玉海堂、群碧楼、嘉业堂、蕴辉斋、风雨楼、海盐张氏、南浔张氏适园等一批珍贵藏书。用郑振铎自己话说，在这两年间，实际上等于建立了一个国家图书馆。虽然不能说“应有尽有”，但是论其“质”与“量”都是同样惊人的。
娇贵的图书，能在敌人的刺刀和太阳旗的阴影下留存，“同志会”功不可没。（信息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