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一甲子藏民族心：“解放让我买回古董”

　　淘宝一甲子藏下民族心
　　六十年，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不过弹指一挥间，但对于千千万普通人来说，却无异于几乎全部的人生。回眸历史，那些见之于史书的大事，亲历者不过寥寥，更多的人依旧仅仅生活在他们自己的“小世界”里。但这无数的“小世界”仍然摆脱不了“大环境”，即使再怎样的“独善其身”，我们仍旧能够从每一个“小世界”里体味到大时代的变化。
　　杨克贵先生是位普通的天津老人，因为一辈子痴迷于古董收藏，在天津的收藏圈子里颇有威望，小一辈的收藏者都尊敬地称他一声“杨爷”。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天津闹水灾，大水淹了天津东郊杨爷老家的几亩地，还没上学的杨爷跟着父母兄弟“逃难”来到天津市区，住进了中国大戏院后身的一座小楼。
　　曾经，
　　那是有钱人家的玩物
　　杨爷一家住进这小楼之前，在天津郊区也算是一户富农，家里有几亩地，手上有几个钱，可住到了这小楼里面，一下子变成了“最穷的”。街坊四邻都是做生意的，房前屋后还住着些名门望族的偏房小妾，成片的房产往往都是某一位太太的私物。
　　杨爷楼下就住着这么一位，民国前热河都统张昭曾的四姨太。“那时候我还小，喜欢到邻居家玩儿，这位姨太太家，我常去。她家养了好多名贵的狗，私底下大家又叫她“狗太太”。我害怕那些狗，但是喜欢她家里那些摆设的物件。我家里也有花瓶瓷器，但都是民国的，可四姨太家里不一样，都是明代甚至更早的东西。”杨爷觉得，如果说自己喜欢古董硬要找个“启蒙老师”的话，那就应该算是这位四姨太，是她家那些贵重精美的古代瓷器迷住了少年时代的杨爷。
　　上了中学，杨爷结识了两位历史老师，张文穆和张克英。那个年代的历史老师跟现在的历史老师不太一样，这位张文穆老师据了解是国内研究孙子兵法的大家，曾有传闻称其早年在冯玉祥的部队里任职兵法教头，这位张先生对古董也颇有研究。而张克英老师，据称后来调到了大学里面讲历史，也是特别珍爱古董之物的人。杨爷跟着这两位老师，一下子就迷上了中国历史，更迷上了那些历久弥新，散发着岁月香气的古董物件。
　　春夏之交，两位老师带着一队学生去春游。那时候没有水上公园，也没有博物馆，杨爷春游的地方叫“宁家花园”。“宁家花园的原址就是现在的儿童医院。所谓的宁家花园，其实就是宁家坟地，就像我们看到的历史题材的电视剧，花园有长长的甬道，两旁立着石人石马。老师一边走一边讲，我们一边听一边看，就这样，感觉这些古老的东西都是那么可爱。”
　　解放，
　　劳动人民
　　买回了古董
　　新中国成立后，杨爷参加了工作，因为聪明勤奋，1954年就评上了高级技师。他清楚地记得，那个时候，他每个月工资84块4毛，比厂长工资还高。二十多岁的单身小伙儿，每个月拿这么高的工资，杨爷心里高兴。让杨爷高兴的还不止这些，最高兴的是，他可以到滨江道上的委托行买他喜欢的物件了。
　　杨爷回忆，他常去的委托行不下十几处，比如小白楼著名的森木斯委托行、大来委托行；黄家花园、滨江道、南市、谦德庄……只要有委托行的地方，他就去。“委托行里面的东西大多是真货，而且价格便宜。”
　　那个年代，杨爷并没有收藏的概念，也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物件的经济价值。他只是喜欢，自己口袋里面又有几个闲钱，于是就不停地买。在他宿舍的床底下、窗台上，密密匝匝地摆满了他买回来的各式物件。
　　工作之后，杨爷跟两位历史老师一直没断了联系。两位老师也始终对杨爷的收藏爱好非常支持，他们教杨爷收藏的知识，杨爷的眼力一天天磨炼出来。
　　“文革”，
　　象牙椅失之交臂
　　动荡的年代，老百姓的生活却还要继续。杨爷这时候三十多岁，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十年的收藏经历，已经如同一种生活习惯，在他的生命中无法割舍。他依然坚持每天下班去转委托行，见到心爱的东西，就像看到宝贝一样买下来。
　　小白楼的森木斯委托行，杨爷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一天，杨爷下班照例去逛委托行，推开门，他一眼看见了正对面的一张逍遥椅。“那张椅子可太好了，那不是木椅、藤椅，而是一张象牙椅。椅子的一对扶手是两颗整的象牙，冲下；底下一对摇管，又是两颗大象牙，冲上；椅背是用象牙批儿编织的；椅子的脚踏则是一个弯曲的玉如意。”杨爷看着这张椅子，简直傻了眼，心里头不知有多喜欢。一问价，180元人民币，另加一张“查抄证”。“查抄证”是“文革”时期特有的一种东西，全名为“查抄物资购买证”，只有工人阶级才能拥有“查抄证”，专门用于购买被查抄的物资。杨爷手头有“查抄证”，180块钱虽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如果找亲朋借一借，肯定也凑得齐，只是这么大的一张椅子，买回去放哪儿呢？
　　这张椅子可把杨爷别扭坏了。他回家把这事儿说给老伴儿听，老伴儿也犯了难：“老杨，你看咱一家四口人，挤在这个9平方米的小屋里，床底下已经都是你的东西了，要再弄回来个椅子，咱一家人可睡哪儿啊？”杨爷也没办法，眼看这么个好东西，买回家也没地方放，可不买吧，心又痒。一连五天，杨爷每天下班都去森木斯看一眼象牙椅，第五天，椅子没了，不知被谁买走了。
　　杨爷当时只觉得眼前一黑，后悔劲儿就别提了。后来转念一想，算了吧，只怪自己与它无缘。如果这东西被国家收走了，岂不也是一件好事。
　　改革开放，
　　沈阳道代替了委托行
　　十年动乱，大多数普通人在那个年代远离了古董物件，收藏成为了一种极其私人甚至隐秘的爱好。即使有很多“好心人”劝他放弃这样的爱好，甚至有身边的亲戚“以身作则”表明与这些兴趣爱好的决裂，但杨爷一直坚信，他的小情趣与时代绝不是背道而驰，迟早有一天，人们会理解。
　　改革开放带来了市场经济，委托行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取而代之的是新兴的古物市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沈阳道市场逐渐形成，暗藏于民间的收藏爱好者纷纷浮出水面。人头攒动的沈阳道市场，无论买家与卖家都高高兴兴，这时候，人们才发现，原来喜欢收藏的人有这么多。“从那个时候开始，民间收藏爱好者开始多了起来，起先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历史文化研究者；后来渐渐地开始有中年人加入到这个队伍里，而专门游走于农村和城市之间贩卖古物的贩子也多了起来。”
　　改革开放初期的七八年间，收藏圈子还是以学术研究为主的风气。“那时候我们还不考虑藏品的市场价值，应该说也没有这个意识。大多数的收藏者以藏为目的，虽然是逛市场，但收来的东西先考虑它的观赏价值、研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没有人为了‘将来值多少钱’收藏。”也正是因为当时的收藏圈子还不注重市场价值，市面上假货也少，真正懂行的人比较容易“捡漏”。
　　为民族而藏，
　　收藏人的最终心愿
　　“华物识缘家，不识莫忙结”。杨爷搞收藏六十年，这十个字是他一贯的准则。如今的天津收藏圈，各类藏家近万人。天津市文博学会民间收藏委员会登记会员近千人，涉及十一个收藏大项，每年组织各种活动几十次。
　　俗话说，乱世饥荒，盛世收藏。如今杨爷在鼓楼古玩城开了一家小店，一辈子藏的东西太多，总得“去粗取精”有所取舍。在杨爷的藏品里，有前两年炒得火热的“元青花”，有宋官窑的珍品，也有上至商代的陶器。
　　在杨爷看来，民间收藏之所以被人们广泛喜爱，是因为收藏不仅陶冶个人情操，更表达了一个普通人为国家而藏、为民族而藏的拳拳之心。
　　【链 接】
　　爱藏会藏的天津人
　　自建卫以来，天津在近代中国政治、经济版图上的地位日趋显赫。伴随漕运与海运的兴起，大量商贾云集在天津，为天津人的民间收藏奠定了必要的经济基础和市场基础；清中晚期，天津肩负拱卫帝京、开埠维新的重任，大量政界风云人物、文人墨客纷纷留驻天津，达到了天津民间收藏的第一次高峰，天津人亦由此形成了浓郁普遍的收藏氛围和丰厚的民间藏品。清晚期，文博界的重大事件──甲骨文的发现保存就与天津收藏家的贡献密不可分；而民国时期，以张克诚、周叔弢、袁克文等著名藏家为代表的天津收藏家圈子在全国赫赫有名。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天津迈进了腾飞的时代，天津的民间收藏也迎来了新的热潮。
　　天津市文物博物馆学会民间收藏专业委员会是天津目前规模较大的民间收藏组织，据统计，至2009年9月，该会注册会员千余人，累计注册会员超过 3000人。副会长何志华先生认为，该会会员仅仅是目前天津民间收藏者的一小部分，从市场及各项民间收藏展览、讲座的参与关注程度来看，天津市区的民间收藏爱好者不下万人。
　　市场方面，除沈阳道文物市场之外，近年本市又先后开设了天津古玩城和鼓楼商业街古玩城。三大古玩市场辅以其他各类相关收藏品专业市场的成立，为天津的民间收藏品提供了广泛的流通渠道。此外，天津的大小拍卖行每年春秋两季也都举行各类档次的收藏品拍卖活动，字画、陶瓷、家具、文房四宝、古籍善本、铜器、玉器、竹雕、牙雕等等，应有尽有。近年，随着天津经济快速腾飞，部分流失海外的艺术珍品开始在拍卖会上回流，天津藏家也在为迎接这些艺术品积极准备。（信息来源：城市快报　杜建雄/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