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新疆牧区社会文化的变迁

二、影响新疆牧区社会文化变迁的因素

当代新疆牧区社会文化的变迁是内外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外部因素的影响直接造成并推动了牧区社会文化的变化。处于弱势地位的新疆牧区各族群众尽管在被动地面对和接受外来文化所带来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在通过各种方式努力地传承和调整自己的传统文化.使之适应经济生产方式转型后所面临的新形势。

1. 外部因素

影响新疆牧区社会文化变迁的外部因素主要是政府主导的以定居为核心的经济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普及，全球化背景下无孔不入的市场经济的全面渗透，以及信息化条件下各种外界风气和思潮的大量涌入等三个方面。在这三个因素中，政府主导的以定居为核心的经济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普及则具有决定性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了改善广大牧民的生活环境，改变牧民的贫困状况，缓解牧区人、畜和草原生态之间的矛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级政府开始在牧区全面推行牧民定居工程，按照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量力而行、逐步实施以及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大分散、小集中、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指导思想和定居原则，大规模推行以人工草料基地为中心的牧民定居建设，在人力、物力、财力、技术和配套设施的建设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一般先由各级地方政府为牧区居民选择定居点，以各种方式帮助牧民建设住房及各种配套设施，并为牧民划定和分配人工草场和耕地，使牧民定居后就能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到21世纪初，新疆牧区的定居率已经达到90％以上，各族牧民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由此得到了彻底的改观，其经济生产与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此过程中，各级政府在新疆牧区经济生产方式转型过程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财政支持、基础设施与配套设施建设、牧区整体发展规划的制定、牧区发展方向的导向以及牧区发展规划实施的督促与检查等方面，几乎涵盖了牧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所有方面，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但在现有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下，在新疆牧区经济发展水平普遍滞后、财政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在财力、物力和技术上对牧区的支持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还是必要的和必需的。正因为如此，在新疆牧区经济生产方式转型的过程中，国家和各级政府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是影响新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决定着新疆牧区经济生产方式转型的方向、深度乃至成功与否。

新疆牧区近20年来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型与社会文化的发展是在我国市场经济改革不断深化、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的，牧区原来相对封闭、自给自足的发展状态被彻底打破，各族牧民经济生活也被纳入到了区域性的乃至全球性的市场经济体系之中。一方面，牧区畜产品的商品化不断提高，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性日益增强；另一方面，定居以后，广大牧民在生产与生活条件改善的同时，生活成本也逐渐增加。我们在调查中了解到，在定居前，牧民居住的毡房中所需要的生活用品比较简单，除了少量的需要通过交换获得外，日常的各种消费基本可以从牧业生产中自行获得，生活成本较低，但生活水平也较低。定居后，住房建设成本首先成为牧民生活中必须要承担的一笔巨额花费；住房中还需要添置必要的家具，也基本靠购买获得。牧区种植业与养殖业出现以后，各种必要的生产设备（如农机具、养殖器具等）的需求也随之产生。随着定居点配套设施的完善，尤其是在通路、通电以后，牧民的交通成本也随之增加，而各种家用电器的购置也成为每户牧民家庭所追求的目标之一。以我们所调查的德外里都如克哈萨克民族乡为例，现在定居牧民生活成本的提高在青年人的结婚中反映得最为明显。通常这里的哈萨克青年结婚，父母要为子女准备住房，添置各种家具，购置电视机、洗衣机、冰箱、影碟机、电扇等家用电器，有的家庭甚至还开始按照城镇居民的标准装修住房，购置液化天然气等设备。据了解，现在当地牧民一般结婚的成本都在3万元以上。此外，医疗与教育成本的提高更是加重了定居牧民的生活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原来低效率、低收益生产方式下的经济收益显然已经无法满足牧区各族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从而迫使各族牧民不得不寻求各种增加收入的方式和方法，原来并没有经商传统甚至鄙视商业活动的哈萨克牧民，有些也开始经商了。

随着近年来交通和通讯条件的不断改善、电力和有线电视的普遍接入、无线通讯网络的覆盖甚至国际互联网的引入，新疆牧区获取外部信息的途径、手段日益多样，传统的交流与通讯方式发生了彻底改观，与外界的联系更加密切和便利；定居以后牧区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由此得到了极大地丰富，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也基本与农区和城镇同步，外部各种文化和思潮对牧区社会的影响逐渐增强。以大南沟乌孜别克民族乡为例，定居前当地乌孜别克牧民的文化生活比较传统，其传统的民族音乐、舞蹈、赛马、叼羊、摔跤等文体活动时常举行。定居后，走出大山牧区的牧民与外界的接触增多了，加之实施了定居点牧民用电入户工程，建成了乡卫星电视地面站，有线电视入户，极大地丰富了牧民的业余文化生话，许多年青人很快接受了一些外来生活方式和文化娱乐形式.诸如现代舞、卡拉OK等。而在我们调查的德外里都如克哈萨克民族乡，绝大多数牧民家庭已经通电，并用上了干净的自来水；电视已经基本普及，许多家庭还购置了冰箱，VCD机等家用电器；牧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文化娱乐活动也进一步丰富。在国家和各级政府的支持下，该乡的中心学校也配置了包括电脑、电视、卫星接收机等在内的远程教学设备，现代教育的各种技术和手段也开始逐渐在牧区普及。软硬件条件的改善不仅提高了牧区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缩小了牧区与农区和城镇地区的差距，而且也使得牧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基本达到了同步，为牧区各族人民了解和认识世界文化的最新发展动态提供了条件，进而在潜移默化中也逐渐改变和影响着牧区各族人民传统的思想和观念。这一点还表现在牧区社会文化的代际差异上。

2. 内部因素

面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和现代文化的冲击，新疆牧区各族人民在被动接受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主动应对，并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保持牧区传统社会文化延续和发展。正是在他们的主观努力下，新疆牧区社会文化才在传统与现代的调适中呈现出积极的发展态势。

首先.牧区各族人民充分认识到了现代文化的优势和长处，并在实践过程中以开放的心态积极学习、掌握和分享现代文化所带来的成果。正如一名哈萨克老人在访谈中告诉我们的那样：“哈萨克族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教育的发展问题。要掌握科学技术，提高人的素质，否则就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不管农业还是牧业都要依靠科学技术。教育不发达，一切都谈不上，就会影响农牧业的发展。比如最近牧民种小麦，因为使用农药时配置比例不当，导致小麦全部死亡；以前人畜共用水渠中的水，牲畜在水渠里大小便，有的就死在水里，人再饮用被污染的水就会得各种疾病。去年乡里建水塔，搞自来水，因为看上去水塔建在山沟里，水管在山上走，有些农牧民认为水塔太低，不了解其中有落差的关系，对此进行冷嘲热讽。当清水进家之后，大家才相信技术人员的测量，相信科学的作用。”随着科学知识的普及，该乡哈萨克人也在积极调整传统的婚姻观念。该乡卫生院副院长告诉我们：“哈萨克族人虽然实行族外婚，但还是避免不了近亲结婚，出嫁以后的女儿所生孩子有可能与儿子所生的孩子结婚，形成姨表婚。有一家人舅舅娶了自己的外甥女，他们生的孩子多为聋哑人。姊妹们的孩子有可能结婚，姊妹成为胡达（亲家），属近亲结婚，这种情况应该改变。”如果说过去哈萨克人对于近亲结婚弊端的原因还认识不清的话，那么随着科学知识的普及，婚姻在生理学上的神秘面纱已经被揭示，基于经验而形成的“族外婚”习俗也被科学的“近亲不能结婚”的认识所改变。也就是说，即使是属于同一氏族或支系，但只要不是近亲仍然可以结婚。这有可能加速哈萨克“族外婚”习俗的瓦解。

其次，牧区各族人民中有识之士，一方面对于本民族文化中精华及其所存在的问题有充分的认识，另一方面对于现代文化中消极因家的影响也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例如一位哈萨克老人自豪地告诉我们：“哈萨克族有敬老的传统，见了老人要问候，礼让老人；哈萨克族家庭如果遇到什么事情大都由夫妻双方协商，也有男的做主的；男主外，女人负责家庭，主内。男子挣的拿回来，由女的保管，只要使用好，男的就不管了。现在年轻人文化素质高，变化大。与老年人相比，相当于小湖和大海，天壤之别。这种变化总体上是好的。”但是与此同时他又不无忧虑地说：“从我的家庭来讲，我将哈萨克族传统的东西尽可能给孩子们讲，如果把本民族传统的习俗都丢了，还能成其为一个民族吗？”另一位访谈者也说道：“哈萨克族的民族特点主要是以牧业为主的传统生活方式，吃苦耐劳，是穆斯林，信仰伊斯兰教。现在总的来讲对我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影响不太大，经济条件好了，生活水平提高了，衣着也好了。有钱了，和以前的穿戴不一样，现在女孩子和城里人一样不穿裙子了。哈萨克族不管什么民族的人到家里都要烧茶招待，穆斯林之间也相互帮助，扶持困难家庭。我们经常听广播，看电视，认识了国家的领导人。我不看报纸和杂志，因为是文盲，但孩子们看。我没有上过学，现在很后悔，否则可以干大事业。我经常教育大家要上学，比如进城买东西、办事，不认识门牌怎么行？不识字，做生意不会算账怎么行？”

再次，面对现代文化的冲击和影响.新疆牧区各族人民在实践中努力将自己的传统文化习俗加以变通，使之适应定居以后的新环境。我们在该乡哈萨克族婚礼的田野调查中注意到，尽管婚礼的基本程式还是按照哈萨克的习俗在进行，但其中已经融入了很多现代的成分。诸如，接送新娘使用的是汽车而不是马车；婚礼中既有证婚人宣读政府核发的结婚证书的内容.也有主婚人手执马鞭向新人宣读婚誓和毛拉念经的传统习俗。婚礼当天中午的宴席用哈萨克的传统食品和习俗待客.大家在一起跳的也是哈萨克的民族舞蹈.但是到了晚宴则成了年轻人的天下.哈萨克青年按照城市的习俗设宴饮酒，跳的则是现代交谊舞。对此，绝大多数哈萨克中老年人都持宽容的态度。

对于近年来结婚送彩礼风气日益浓厚和加重的现象，广大哈萨克族牧民普遍表示反感，并将之归于造成部分家庭陷入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德外里都如克哈萨克民族乡的一名哈萨克人告诉我们：“过去的嫁妆彩礼比较简单，主要是牛羊等牲畜。定居以后有了房子，什么家具都需要，结婚要的东西除了金饰品外还要有彩电、冰箱、洗衣机、煤气灶(罐)等。在结婚的时候，女方所有的亲戚男方都要给送礼物，送礼的规模和轻重与文化程度有关。许多家庭因为结婚而陷入贫困。”另一名哈萨克老人也谈到：“现在哈萨克族人结婚花销很大，红白喜事的花销比以前更严重了。主要是政府没有将此事纳入法律来管理，光是嘴上说说，没有形成一个制度。现在娶一个媳妇要花2万元以上。婚礼仪式越来越丰富，各种活动越来越多了。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要求也多了。但我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只想把女儿顺利嫁出去，许多东西我自己准备，比如冰箱等。”我们在几次调查中也注意到，大多数牧民对彩礼水涨船高的现象虽然显得无可奈何，但都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至于如何变革只是时间问题。

总的来讲，新疆牧区各族人民对现代文化冲击的反应还是积极的、健康的，但同时也显得有些无序和随意。牧区传统文化的代际流失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而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调适与整合将是一个十分复杂和困难的过程。牧区的各族人民虽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对于新形势下牧区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仍然缺乏理性的思考，更多的还是迷茫和无奈。新疆牧区传统的社会文化体系和价值观受到现代多元文化的冲击，正处于转型阶段，而新的社会文化尚未完全建构起来.牧区的社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真空。对此，我们一方面应该相信牧区各族人民中所蕴含的创造力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各级政府也应当发挥引导作用，充分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各种公共资源，使牧区传统文化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新疆牧区的各族人民普遍信仰宗教，各种宗教既是各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同时也在民族传统文化的形成与社会文化的变迁过程中起过重要的作用。有研究者指出：“无论是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等族信仰伊斯兰教，还是蒙古族信仰藏传佛教，宗教礼仪能把各个不同利益集团的价值观综合为一个必须共同遵从的规范，加强了民族成员与游牧社会之间的联系。同时，宗教礼仪方式的神圣性同现存社会集团及其制度相关联，得到了集团的认司。通过宗教社会化，强化了游牧社会成员的宗教信仰，又使游牧社会秩序得以整合。”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认真分析和研究宗教文化对新疆牧区社会文化变迁的影响。

一般认为，与农区和城镇地区相比，新疆牧区的宗教氛围相对不太浓厚，宗教文化的影响也较小。传统状态下哈萨克族的宗教信仰情况，曾有学者总结道：“哈萨克人以游牧为主，经常搬迁，居无定所，所以大多没有固定的礼拜寺和经文学校。游牧的生活方式，也不允许他们完全履行伊斯兰教教规的一切义务和礼仪。在哈萨克族中，几乎没有清真寺，没有对立的伊斯兰教派纷争。每天做礼拜的人也很少，一日做五次礼拜的人就更少。所有这一切都是思想灵活的哈萨克人在生活的实践经验中对精神空间的灵活变通。”在传统社会中，宗教仍然是牧区各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规范和约束着人们的日常行为和价值取向。新中国成立以来，宗教早已被纳入国家的管理体系之中，又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其影响力仅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地区的宗教尤其是伊斯兰教受内外环境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反弹和复兴的迹象，并对牧区也产生了某些影响。加之随着经济生产方式转型所带来的牧区传统文化在代际传承中所出现的某种真空，牧区定居点上的生活方式日趋接近农区和城镇，牧民生活相对稳定，居住相对集中，为宗教的传播提供了客观条件；与此同时，新的社会向题又不断出现，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日趋多元，从而为当代牧区宗教和宗教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从我们调查的情况来看，当前新疆牧区宗教文化的发展还处于扩张期，但是在各级政府的有效管理和正确引导下，并未有某些区和城镇出现过的失控现象，其对社会文化变迁的影响至少在形式上还是积极的。以我们调查的德外里都如克哈萨克民族乡为例，该乡共有8个清真寺，每个寺里都有阿訇、买孜目。阿訇主持日常的各种宗教活动；买孜目管理总务（相当于会计），一般比较年轻，在阿訇去世后继任。乡里共有6个阿吉（指曾去过麦加朝视者），社会地位较高。清真寺的设立需要经过政府宗教管理部门的批准，阿訇、买孜目等职业宗教人士也要经过培训获得证书后才能从事宗教活动。

我们所调查的该乡一村三队的清真寺是1988年修建的，寺里现在共有三名职业宗教人士，包括一个毛拉、一个买孜目（俗称二把手）和一个胡马尔（相当于管理员）。阿訇的日常主要工作是每天念五次经，每周五主持一次聚礼念经活动；牧民家中如果有小孩出生或者红白喜事，他要前去按照宗教教义的规定念经。清真寺没有正常稳定的经济收入，也没有什么大的开支；主要经济来源是两个重大节日：库尔班节和肉孜节。牧民在节日里都要来寺里做乃玛孜，来的人自愿为寺里捐款，数量不限；库尔班节宰牲，皮毛要交到寺里，作为毛拉、买孜目和胡马尔的工资。皮毛卖了以后，40%给毛拉，15%给买孜目，15％给胡马尔，15％上缴市政协，15％用于寺院的正常开支（取暖、购买毡毯等）。对于宗教在当地的社会作用，该寺的阿訇谈到：

“宗教和政策一样好，宗教和政策的作用是一样的，但最终起作用的还是在政策、法律方面。我们传教还是根据国家的政策来进行，国家的政策也是为人民，我们宗教也是按照国家的政策教育人、传教，为人民好。法大还是宗教大？肯定是法大于一切。宗教也是在法律政策之下活动的。国家要下政策说不搞宗教了，那就没有宗教了。宗教一清真寺对人们生活影响大不大呢？总的说来宗教是一种信仰，可以对人们发挥一点影响，但在生活方面还是国家的政策影响大。如果没有政策，我们宗教活动也不能正常开展，更谈不上做乃玛孜。政策就是人的命脉，没有好的政策如何生存呢？做乃玛孜是有时间规定的，但生产时间不能错过，干完活再补做乃玛孜。首先是生产，然后才是做乃玛孜。”

新疆牧区的宗教活动处于各级政府的有效管理之中，所以牧区的宗教活动总体上是在国家的法律和制度之下有序进行的。从德外里都如克哈萨克民族乡的情况来看，在新疆牧区只要政府各级主管部门加强管理，正确引导，宗教在新疆牧区社会稳定、文化转型乃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是可以发挥积极作用的。

来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