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互动与新加坡的“和谐社会”建设

三

多元文化的发展和碰撞，是世界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趋势，在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不同文化之间既有交流汲取，又有差异碰撞。一方面“多元”是文化的存在状态，主张多元文化、提倡多元价值的呼声非常强烈；另一方面社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又需要有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核心价值观，这样，从国家整合产生出来的“一体性”要求和多元文化社会产生出来的“多元性”发展之间便产生了明显的张力。过于强调“一体性”，将导致社会内部的功能单一和文化萎缩，不仅带来社会的停滞，而且当国家片面追求“一体性”时，必将寻求强制，以求得一时的安宁，但不会带来长期的稳定；过于强调“多元性”，特别对于多元文化国家的少数群体盲目追求自治与自主，必将威胁国家的整合，严重的还将导致国家的分裂。面对多元文化的挑战，如何实现多元文化的良性互动，构建起“一体多元”的体认模式，从而实现多元文化社会的圆融与和谐，这就成了世界各国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而新加坡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第一，“一体多元”体认模式凸显“一体”的主导性，强调主流价值对社会成员的价值标准、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的形成和变化发挥的引导作用，对社会具有整合与协调的功能。多元文化的存在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和活力，但多元价值的发展又不可避免地伴随追求各自价值的问题；倘若每一个族群都片面强调“与生俱来”的族性，凸显其特殊性，势必加剧族群冲突，甚至导致国家分裂。多元文化的目的在于追求差异性的“共在”与“共荣”而非多极性、离心式的差异或对立，因而其形式是“多元性”的，实质却是“一体性”的。新加坡政府在培育、发展共识和认同上将“多元”放置于“一体”的基座上，其最为世人称道的就是成功塑造了以国家意识为核心的“共同价值观”。

新加坡政府认为，“心件”是“和谐社会”建设十分关键的要素，新加坡的发展依赖于“心件”的加强，而政府的公共服务就在于强化“心件”。在新加坡政府看来，“心件”指的是包括社会凝聚力、政治稳定、集体意志、共同价值观等在内的社会无形资源，也就是“和谐社会”建设的主要内容。李光耀指出：“我们是汇合了来自中国、印度以及马来世界不同地域的移民，我们必须传授给我们年轻的一代以共同的基本社会行为准则、社会价值观以及道德教条。这些准则、价值观以及教条将能塑造完整的未来新加坡人。”在一个由移民及其后裔组成的多元族群社会里，当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诞生后，如果继续维持原有的各族群独自奋斗、互相猜忌乃至于互相仇视的状况，不能消除隔阂，不能把各种族团结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国民整体，那么，这样的国家是难以发展的，甚至连生存下去都会困难重重。民族国家的生成及其存续，如同美国学者格罗斯所指出的那样，“需要有一个公分母，一种超越种族的忠诚，这种忠诚将各个不同种族和文化背景的集团结合为一个整体，一个得到所有居民或绝大多数居民认同和热爱的整体。换句话说，就是一种超越了族属认同的认同”。李光耀等新加坡领导人“深明和谐社会对新加坡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鼓励各族群发展本身文化、保留亚洲人的价值观之余，也强调适用于各族的共同价值观的重要性”，在对传统儒家文化、马来文化、印度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整合中，创造出适合新加坡国情的以“共同价值观”为基础的“狮身鱼尾”式文化，促进了多元文化社会的和谐发展。

以培育“国家意识”为核心的“共同价值观”有利于协调好各群体之间的关系，在各族群之间建立互尊互重的精神，营造全社会团结合作的和谐氛围，进而促进了守望相助、血脉相连、和衷共济、荣辱与共的“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在《行动报》创刊25周年之时，建国元勋蒂凡那撰文指出：“20年以前，如果人家问起我们，我们将回答说是华人、马来人、印度人或欧亚混籍人。但在今天，如果人家问我们&mdash；特别是年轻人问同样的问题，必将异口同声地答道：‘我们是新加坡人。’”而同为建国元勋的拉惹勒南在李光耀60寿辰时则由衷赞叹，“他的最大成就不是使新加坡成为独立国家，而是成功地改造新加坡人的思想和性格”，“数年前还是无根的殖民地奴隶，在李光耀的领导下。在短暂的时间内就成为绝不退缩的新加坡人”，而且“要在二十一世纪占领一席之地”。

第二，“一体多元”体认模式蕴含“多元”的共生性，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促进开放与自由，保持朝气与活力。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曾言：“每一文化之内，总有一些特别的，没有必要为其他类型的社会分享的目的。”在人类的各个发展阶段，世界上的许多民族都在不同程度上贡献出了自己文化的优秀成果，丰富了人类的文化宝库；不同集团或民族的文化都具有存在的历史必然性与必要性，这些独立的价值实体都应平等地受到尊重。同时，每一种文化又都是人类大家庭的有机构成，都有其优势与不足、精华与糟粕，因而需要互相交流、借鉴、补充、整合，以促进共同繁荣。这恰恰是多元文化互动的终极价值向度之所在。

面对多元文化社会的现实，李光耀强调，新加坡政府要“有勇气领导人民摈弃他们本身的种族、语言和宗教成见朝向一个更容忍、更合理和更有结合力的社会迈进”。作为人类精神的独特反映，每种文化都是对世界及人的存在的不同的感悟和独到的诠释，都是为整个人类文化增添多彩的一笔，而各种文化维持一定的文化间距，是人类文化多维度发展的重要保证。各民族的文化应当在相互交流中保待自己的特色，在竞争和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这需要人们通过批判眼光、话语分析、文化对话、多元思维来沟通文化差异，达到多元文化的理解和共存。和谐世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只有从宽容走向团结，从对差异的承认走向与他者真正的对话与交流，才能建立起多元文化共存的“和谐社会”。新加坡通过有意识的鉴别和选择，使各种文化“构件”之间的互斥性减少到最低程度，求同存异，达到多元的统一。而文化的多元化则开拓了新加坡人的视野，拓展了他们的思维，从而使他们的思想走出封闭和僵化的状态，变得积极、主动、活跃和富有创造性。极大地增强了他们的主体性。

多元文化社会需要多元文化的相互包容、理解与共荣，并加以适度糅合或改铸，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共识，为此新加坡构筑多元共生的“狮身鱼尾”式文化，型构了“和谐社会”的共生关系。每种文化一经产生，就具有保守性和惰性力盘，成为阻碍其本身和人类发展的枷锁，因此在保持多元差异的前提下，必须努力寻求相互间的和谐对话和观念共享。新加坡对多元文化“兼容进取、相互包容，共生共存、均衡协同”，这既是一种文化风度，也是一种文化能力。新加坡不是简单粗暴地压抑和消解多样性，而是运用大智悲，积极引导、协调、提升和规范多样性，在多样性之间求沟通、理解、对话和融洽，进而从中提炼出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东、西方文化的融合性，不仅体现在新加坡既宣扬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东方传统价值观以治疗西方狭隘的科学主义、工具主义、物质主义、功利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带来的颓废、消沉等社会弊病，也体现在新加坡合理地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秀成分，如法治、民主、自由、权利等。这样，东、西方文化便能汇入新加坡的文化熔炉，进而浇筑在新加坡人的灵魂之中，“西方的科学与文明，推动了新加坡社会的繁荣，东方的宗教与伦理，保持了新加坡民族的特有气质”，这样就淡化了血缘、地缘、业缘，增强了守望相助和团结凝聚。质言之，“一体多元”体认模式强调“求同存异”原则。“求同”所反映的是相互增强了解、促进融合的进程，“存异”则展现的是丰富多彩的文化景观；“求同”不一定就是对弱势族群文化的完全同化，“存异”也不可能只是“井水不犯河水”似的共处。事实上。以不同民族为载体的不同文化之间“求同”与“存异”的不断磨合，一直作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动力而发挥其作用。

美国人类学家格尔兹曾指出，“人是一种悬挂在由它自己织成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这里所说的“意义之网”就是文化。在多元文化社会中，如何解决价值危机和文化重构问题，不仅涉及国际社会面对全球化现实挑战的因应之策，而且还成为世界各国“和谐社会”建设的重大课题。历史已经无数次地告诉我们：文化的偏见与傲慢，最终导致的往往就是文明冲突、仇怨丛生，乃至兵戎相见、割裂族群。新加坡从多元文化中融汇兼娶用宏取精、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最终构建了“一体多元、互动整合”的体认模式，形成多元文化协和互动的理想状态，极大地推进了新加坡“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其圆融样态暗合了中国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在“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中所描述的和谐图景：“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乡材于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在此意义上，新加坡为世界上多元文化国家的”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鲜活的范例，值得学习和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