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互动与新加坡的“和谐社会”建设

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多元”成为文化的存在状态，而多元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沟通、碰憧与竞争、排斥与渗透、重构与融合，则构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文化图谱。在多元文化互动过程中，文化霸权与文化霸权主义表现出来的无知与狂妄、傲慢与偏见，以及伴随而来的多元文化社会族群的割裂、社会的动荡，似乎为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提供了注脚。然而，在被称为“兼存东西方、汇合百家文、流传千国语、容纳万种教”的多元文化国家新加坡，多元文化历经磨合、碰撞、再生及共存的嬗变过程，在培育、发展共识和认同中良性互动，进而实现了在“共同价值观”引导下多元文化的平等与尊重、圆融与和谐.最终构建起“一体多元”的国民体认模式，推进了“和谐社会”的生成与发展，使新加坡成为“东南亚各新兴国家中政治最清廉稳定、经济最繁荣进步、社会最和谐安定的国家”，并赢得世界各国的公认与赞赏。新加坡的“和谐社会”建设与多元文化的良性互动密不可分，其成功的经验值得总结，以为镜鉴。

一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文化国家，这种“多元”不仅表现为文化类型或风格等具体形式的多样性，更体现为文化的价值主体、坐标和取向等实质性内容的异质性与异向性。基于对冷战后东、西方不同文化之间冲突的考察，瓦茨拉夫·哈韦尔认为，冷战后“文化的冲突正在增长，而且如今比以往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危险”：而亨廷顿的言说更直接明了：“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否成立还有待时间加以验证，但有些问题也的确如他所说，“在冷战后的世界，文化既是分裂的力量，又是统一的力量”。新加坡作为一个多元文化社会，其优势在于可通过多元文化的良性互动、圆融再生，创造出更高层次的崭新文化，促进文明的全面演进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但多元文化也容易带来文化霸权主义，出现种族隔阂和政治冲突.进而导致社会分裂和国家动荡。

（一）多元文化给新加坡的“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移民国家、特殊的地理方位及其历史传统，使得新加坡成为最具代表性的多元文化国家之一。作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新加坡汇聚了世界各主要族群，因国孝人少、种族多而有“世界人种博物馆”之称。据《新加坡年鉴(2006)》，在约360多万居民中，华人占75.2%，马来人占13.6%，印度人占8.8％其他欧亚各族的后裔等约占2.4%。同时，新加坡地处东西方交通的交汇点，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长期受到英国殖民统治的历史，使得新加坡成为东西方文化冲击、交汇和融合的桥头堡。因此，从文化的版图来看，世界四大主要文化即亚洲的儒家文化、穆斯林文化、印度文化、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以及其他亚文化类型在新加坡都有分布，它们在此交织，各展风采，形成一幅色彩斑斓的文化景观。

我们知道，文化的多样差异和多元互竞本身并不是人类文明的灾难和悲剧，相反，正是文化的这种差异多样和多元互竞，构成了人类文明不断演进的真正源泉和不竭动力。换言之，文化的横向传播和互相渗透，促进了人类文化的不断交流、相互汲娶不断融合、共同繁荣，从而推动整个人类文明的向前发展。新加坡多元文化的互动属于开放性的互动，就其发展意义而言，它是一个互融性过程，这样，东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西方现代文化的渗透在新加坡得以良性交融，形成所谓的“狮身鱼尾”文化。在这一“狮身鱼尾”文化中，由儒家文化、马来文化与印度文化等组成的东方文化强调国家和社会的中心地位，凸显集体精神与协商一致的原则，注重传统伦理道德等，而西方文化则主要体现在法律秩序、行政管理、市政建设、商业娱乐和教育等方面。新加坡人的迫求、就是李光耀所强调的“东方和西方的精华，必须有利地融汇在新加坡人身上”。

多元文化国家，特别是移民国家固然不易进行政治整合与民族认同，但新加坡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一旦这些国家的国家整合得以实现，多元文化社会可以“使得那些以他们的文化为荣、并希冀他们的文化得到国家认可的人们，急于加入由其它文化群体的人们组成的普通的公民团体来捍卫自己自由宽容的形象……乡土情结和差异意识的增强反而鼓舞了对民族目标和体制的强烈认同感”。正是对于国家的这种强烈认同感使得新加坡人时时“把自己的命运和新加坡联系在一起，挺身而出，为新加坡战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新加坡全国同舟共济、共渡难关，给整个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场使东南亚经济奇迹荡然无存的风暴中，新加坡却一枝独秀，甚至还成为这场危机的受益者。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促进文明的全面演进和社会的和谐发展。是多元文化孜孜以求的目标，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多元文化更应该追求的目标，因为多元文化“既强调了差异性，也突出了共同性同时也力求说明诸如种族、性别和阶级等的再现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

（二）多元文化给新加坡的“和谙社会”建设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

美国学者罗兰·罗伯森认为：“如果说全球化的主要特征之一是世界的压缩，那么其主要后果之一便是各种文明的、社会的和共同体的叙事之间的碰撞加剧。”对于新加坡而言，多元文化之间的碰撞和冲突使得新加坡成为一个“极易分裂的社会”。(1)新加坡是个华人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其处于穆斯林世界包围中的地缘政治使得“新加坡的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特点同国际的一些敏感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国内种族问题带有某种国际化的倾向”，因此，对于新加坡政府来说，“多元种族及其由此带来的一连串的问题，远远超出其民族、文化和宗教问题本身，它们在新加坡往往表现为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甚至是国家兴衰成败、生死存亡的大问题”，1964年7月、9月的马、华两族的种族大冲突就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2)新加坡堪称“世界宗教大观园”，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基督教以及耆那教、锡克教、犹太教、拜火教、天理教、巴亥教等各类宗教的信徒约占全国人

口的86%。由于宗教与各种族关系密切，宗教就往往成为最易于产生种族冲突的因素，若处理不好，就会引起种族和教派冲突，导致社会动荡。(3)少数族群面对来自主流群体的民族主义或普遍主义的威胁时，他们会“根据少数群体民族主义的路线，采取行动以形成他们自己的自治政治共同体，或作为独立的国家，或作为包括在一个国家内的自治区而存在”，以抵制主流民族的同化压力。可见，“新加坡的种族、文化、语言、宗教和帮派构成不仅多，而且差异大。它们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类型、不同的语种和不同的宗教系统，由此造成的价值观念、政见和经济利益的分歧也特别大、有不易调和的特点，加之因经济地位不同而带来的阶级差别.新加坡的社会构成就更复杂了，所以新加坡实在是一个极易分裂的社会。

多元文化的诉求所带来的最大困难在于，人们难以在理论上尤其是在实践上做出判断和选择。作为世界上多元文化国家的典型标本，不同的节庆、礼仪、语育、服饰、习俗以及价值观等在新加坡异彩纷呈、纷繁芜杂。多元的文化给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同时树立了多种价值标准、因为每一种文化都是其特有文明的历史积淀，会有许多内在的合理性和独特的魅力，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置身其中，价值比较和价值选择的机会大大增多，失去了一个明显的文化权威和价值评判标准，使人们的价值选择变得十分复杂.在不同程度上必然导致价值观上的矛盾或冲突，在道德评价和道德选择上易陷入道德相对主义的泥潭，给个体的心理及社会的秩序带来冲击、引发震荡。因此，在多元文化的现代社会里，迫切需要建立起共同生活必不可少的共同的道德基础。

作为典型的移民国家，新加坡的国家认同极其困难，其表现为：一是建国初期的新加坡没有共同的语言，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移民社会的特征决定了其文化认同上的不稳定性；二是缺乏较长时期的稳定统治权，也缺乏对某一统治权的认同，在殖民时期效忠于英王.日治时期服从过天皇，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又归属过马来亚联邦。其效忠和归属的对象多次变更，导致了新加坡居民在国家归属和认同上的脆弱性；三是新加坡国民对祖先居住柄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依然强烈，同时港口城市的地位更加剧了其文化上的“无根感”。当时新加坡人从来没有把新加坡看成自己的祖国，大多数人怀有一种过客心态，因而对新加坡的政治前途并不十分关心；再加上英国殖民者长期垄断政权，把各国移民长期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这更加深了移民们对政治的冷漠，因此，刚独立的新加坡难以形成政治整合力和凝聚力，人们很难产生对新国家的认同和效忠，更谈不上具有同舟共济的团结精神。同时，虽然都属于典型的移民国家，但与美国、加拿大等国的移民主体是欧洲人从而使其多元文化基本上属于同质的基督教文化不同，新加坡是个典型的东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其多元文化是异质的，集中体现为东方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并存、冲突和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