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中国之治，专家为社会治理把脉

源自：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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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对话中国之治，专家为社会治理把脉

　　学习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第五届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成果交流会现场。
　　12月29日，由法制日报社指导、法治周末报社主办，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协办、绿色全域（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的学习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第五届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成果交流会在北京召开。
　　会议以搭建功能性平台为主旨，结合各地社会治理创新模式经验与典范案例，解析“法治影响中国”的深刻命题。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关工委主任顾秀莲，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专职副会长张苏军、法制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邵炳芳，共同围绕社会治理典范经验与成果交流，作主题致辞，法制日报社副总编辑李群作会议主持。
　　会议现场，来自全国及地方政府领导、学者纷纷响应，精彩亮点频现，深刻解读党中央的施政纲领，直观剖析了当前社会治理现状问题。
　　现状一：避免村级管理行政化

　　农业农村部法规司一级巡视员王乐君。
　　自2004年以来，历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围绕三农问题，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政策提出乡村活力、乡村改革、乡村振兴等时代方向。对于当前乡村治理的要点如何把握，农业农村部法规司一级巡视员王乐君指出，每一个重大时期，中央对农村的生产关系的调整和生产关系的变革都非常重视。当前，更要适应新的变化，治理功能要求要从过去的管理向服务转变，治理理念要从为民作主向由民作主转变，治理方式从村官治村转变为规则治村。
　　王乐君在会上强调，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重经营体制是一个重大的农村根本制度，农村的土地是老百姓的命根子。最重要的政策内涵是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基本制度要长久不变，农户依法承包集体土地的基本权利长久不变。
　　“避免村级管理的行政化，基层服务可以下沉，但不要把行政的职责、管理任务下放到村一级，否则导致离农民群众越来越远，没法搞乡村治理。村一级目前还是一级自治组织，应该首先让基层党组织发挥自治的作用。”王乐君建议。

　　重庆市武隆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马奇柯发言。
　　重庆市武隆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马奇柯则提出，市域不仅是城市，而应是城乡一体的，市域治理重点还是应该区县落实，必须要落到基层。其实市域治理也是统筹城乡的一个很重要抓手。
　　现状二：城市管理向街道下沉
　　目前，我国城镇化水平已经超过一半人口，进入城市存量管理为主的阶段。十八大以来，在总结网格化实践经验基础上，各地进行了新一轮的探索。面对城市治理新课题，如何认识城市基层治理是把握社会治理的关键。

　　北京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孙宽平发言。
　　北京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孙宽平分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城市改造、城市管理、社区治理引发的矛盾与城市病引发的矛盾碰头叠加，中心城区空心化与老龄化引发的矛盾相互交织，进入多发高发阶段，并成为阶段性热点难点问题。
　　对于近几年的实践，孙宽平总结，实践创新含义是行政管理向街道下沉，扩大和赋权赋能街道统筹协调权，强化“块块”对“条条”整合力度，提升街道层面的难题化解能力。
　　关于在社会层面如何认识，孙宽平提出，目前普遍存在重“区”轻“社”、有“区”无“社”的问题。“正是由于社区居民之间缺乏有机联系，本来应该社区自己解决的事务往往还是按照传统习惯推给政府。政府投入很多人力物力，却很难满足居民纷繁琐碎的诉求。”
　　对于市级行政单位的重要性，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直言，社会治理新格局特别强调加强基层的责任，也出现了中间责任靠边或者中部塌陷的问题。重提市域社会治理，就是要强调中间环节的责任。
　　现状三：政策应倾听老百姓意见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两个主题词，地方政府主要面对的即是构建治理体系的能力，更是如何落实国家政策要求的能力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谈到，政策应该始于倾听老百姓的意见，要干成一件事情商的作用要高于智商。设定一个政策的价值理念、价值判断好比是情商，是一个灵魂，有了灵魂才能体现出能力，才能够使政策对象真正有获得感。

　　法制日报社山东记者站记者曹天健发言。
　　法制日报社山东记者站记者曹天健则从地方法治政府现象上总结，一个地方、一个城市的营商环境是立体的，也是可视、可感的，不在于怎么说，而在于怎么做。最“靠谱”的营商环境，不是特殊待遇，不是所谓“重点扶持”“最优政策”，而是平等对待企业和市场主体，让企业舒服、企业家舒心。
　　此外，针对社会风险稳平，杨宜勇提醒，现在只注重大事的社会风险稳定评估，但一些小事也很重要。“社会风险需要通过一些失误补漏，法律不能像橡皮筋，才能让老百姓感到更有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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