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娃·海瑟《不规则的节拍II》,1966
木材上包金属油漆并雕刻,棉花包电线,此作品现已不存在
由于阐释型的艺术批评有可能“把一块砖头说成是金子”,这种批评尤其考验到批评家的艺术素养。丹托的解决方式是在意义的阐释之外坚持美学评价。比如,在讨论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时,丹托说到他的作品在某个时期在艺术表现力上有些贫乏,但是通过1977年那幅《我的父母》(My Parents)得到了恢复,在透视、细节和情感的处理上表现突出,堪称“本世纪最好的杰作之一”。霍克尼的这幅画创作于他父亲去世的前一年,画面更加注重细节的设计,其中母亲的形象安静优雅,而父亲看上去则有点不安。他正在阅读亚伦·沙夫(Aaron Scharf)的《艺术与摄影》。一本法国18世纪写实主义画家夏尔丹(Chardin)的画册与几卷法国20世纪初文学家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的意识流小说《追忆似水年华》一起放在书架上,与私密的家庭场景相互关照。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Piero della Francesca)的《基督受洗》在镜子中反射出来的,与前景中的两个人物构成了一组三联画,令人感受到时光的流逝,与平凡之中的凝重。
大卫·霍克尼,《我的父母》,1977,布面油画
182.9×182.9 cm,英国泰特美术馆收藏
在看待艺术作品的方式上,艺术批评从本质上说从来都带有哲学意义。作为艺术的解读者,丹托式的艺术批评探讨了许多深刻的问题,比如:爱情的本质、生命的意义、社会与人的关系等等。然而,艺术归根到底还是艺术,它不同于哲学家的研究对象,否则就成了哲学的插图。丹托自己也认为,艺术尽管已经走向哲学,但哲学不会超越艺术。在他看来,哲学自身无力对付人类的问题,而艺术更有深度,能够处理更广泛的问题。在《美的滥用》(The Abuse of Beauty)中,他甚至说“想想杨·凡·艾克的《阿尔诺芬妮夫妇像》,再看看当时哲学家对婚姻的说法,我简直会对我的专业感到羞耻”。
杨·凡·艾克(Jan Van Eyck)《阿尔诺芬妮夫妇像》
1434年,82.2 cm×60 cm
木板,坦培拉和油彩,伦敦国立美术馆
的确,绘画不仅可以记录此时此景,还可以描绘语言无法形容的情境。1434年,当杨·凡·艾克描绘阿尔诺菲尼夫妇时,不止描绘了这对夫妻,还有当时的社会风俗、道德取向和细腻情感表达。画面中的阿尔诺芬尼是居住在布鲁日的卢卡商人,他此时在家中面对观众举起右手,象是在打招呼。他的妻子腹部隆起,但并非怀孕,而是因为穿着时尚的撑高长裙。画家精致地描绘了室内各种家居摆设和小狗,为了象征婚姻的忠诚、稳固和生活的富裕。画面中间的镜子中反射出站在门口的两个人,其中一个是画家本人。镜子上方的墙壁上题写着画家的名字,既是这幅画的签名,也是这一时刻的见证:“杨·凡·艾克曾经在此,1434年”。画家充分利用了油画的材质,画面上的光线效果细致而又微妙:尤其表现在闪闪发光的黄铜制枝形吊灯上。用油画这种媒介,杨·凡·艾克所表达的美感、价值观、历史感、存在感远远超越了语言可以记录和表达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