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拓夫人捐36幅藏画 展轴细看“桃树白鸡图”

深圳博物馆老馆收藏有国家一级文物20件，二级文物87件，分量最重者，当是古代书画。

从这一期鉴藏周刊开始，我们将探访这批藏在深圳的国宝，并将逐一对它们进行介绍。敬请垂注。──编者

一级文物这样出库

日前，记者如约来到老馆展厅后边的一座四层建筑前，这里就是库房，它掩映于绿荫之中。一楼铁质的大门开着一个小侧门，两位保安在门里站着，办公室主任、保管部主任、保安科长以及几位馆员都到了，大家却不能进，因为入库要履行手续。

馆员张冬煜手里拿着馆长签字许可的入库申请书交给了保安科长，保安科长仔细核对过后，大家才走进门去。记者属外来人员，依照规定要在门口的架子上放好自己的背包，包是不可以带进去的，签上自己的名字，注明工作单位、身份证号等，才随着张冬煜等人进入了电梯。电梯里，记者问张冬煜，钥匙平时是你把着吗？张冬煜说：“那可不是，责任重大，由保管部主任掌管，馆员入库房工作，必须是两个人以上，到主任那里领钥匙，出来前要仔细锁好门，然后马上把钥匙还回去。”

书画的库房在三楼走廊的左侧，得到特别的许可，记者才跟随张冬煜走了进去，里面显得清爽宜人，张冬煜说，“这里有一些国宝和珍贵的东西，尤其是古画，恒温恒湿的环境是必不可少的。”环顾四周，是一个宽大的套间，但由于柜子层叠、架子林立，显得里外的空间相当局促。工作台上，放着记录本、放大镜之类的东西。国家一级文物、清代任伯年的《桃树白鸡图》就在里间一排紫檀色大柜子中间的抽屉里。张冬煜戴好白手套，缓缓拉开抽屉，双手小心翼翼地捧出《桃树白鸡图》的画轴，穿过外间，通过走廊，来到右边宽大的展示室，把画轴轻轻放在天鹅绒的工作台面上，另外两位馆员早就戴好了白手套，他们轻轻地解开卷轴的系带，缓缓地展开了这幅名画。
　　“李逵”教“李鬼”功夫

这是一幅白绢上的画作，画面所写，为桃花树下张扬着大尾巴的一只白鸡，构图简洁，用笔粗放，鸡由白粉点染，从而呈现出羽毛蓬松的质感，画幅以黄绫为边缘，裱制得相当精致，左上角题“光绪乙酉春三月将望山阴任颐伯年画写”，旁有“颐印”朱印一方。

博物馆专门研究古书画的王晓春先生说，画上“颐印”的“颐”，是任伯年的名；题款中的“山阴”，是其籍贯，山阴在浙江，也就是今天的绍兴；他生于清道光十九年(1840年)，卒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享年56岁；题款中的“光绪乙酉”，是1885年，这幅画是他在那一年三月中旬所作，“望”就是阴历十五。

任伯年(任颐)是我国近代杰出画家，是海上画派中的佼佼者。父亲任声鹤是民间画像师，大伯任熊、二伯任薰是名声显赫的画家，任伯年为家风所染，儿时便能绘画。他十五六岁时，父亲病故，便到上海投奔伯父任熊、任薰学画，边学、边画、边卖。

徐悲鸿在《任伯年评传》中写到画家的一段趣闻：任伯年少小时就听父亲和伯父们经常提到任渭长这个大画家，所以为了画能卖得好，就在多面折扇上题“渭长”的款，任渭长恰巧途经任伯年的画摊，看到冒用自己名字所画的扇面水平很高，兴趣陡增，突然问道：“此扇面谁画的？”伯年答曰：“任渭长。”又问曰：“任渭长是你什么人？”这“李鬼”在“李逵”面前做贼心虚，最终把真情和盘托出。任渭长赏识这少年英俊，为解其生活所困，让他到苏州跟自己的弟弟居住，并且教他作画。徐悲鸿在《评传》里讲完故事后论到他后来的画业，“伯年因得致力陈老莲遗法，实宋以后中国画正宗，得浙派传统，精心观察造物，终得青出于蓝。”

任伯年作品值多少钱

任熊、任薰、任颐(任伯年)、任预，在清光绪年间被称为“海上四任”，任伯年是“四任”最为卓著者，又是海派之首，其重视传统，又吸收西画速写、设色等技法，形成风姿多彩的独特画风，画路宽广，其人物、山水、花卉、翎毛等均有扎实功底，尤以人物画见长。徐悲鸿说他是仇十洲之后，中国画家第一人；王雪涛说他用色非常讲究，尤其是用粉，近百年来没有一个及得过他；英国《画家》杂志说，任伯年的艺术造诣与西方凡高相若，在19世纪中是最具创造性的宗师。

任伯年一生创作甚富，传世作品较多，除深博这幅《桃树白鸡图》外，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馆、南京博物院藏、浙江省博物馆藏、上海美术馆藏等机构均有收藏；就私人藏家而论，现代收藏家钱镜塘曾藏有上百幅精品，新加坡企业家陈之初为自己的收藏汇编成《任伯年画集》。自1986年5月由苏富比拍卖的《人物册》16万港元的价格起始，一路飙涨，1988年就有大突破，直指70多万港元；近10年来，上拍的作品计有五六百件，据雅昌艺术品检测中心的数据显示，2009年春拍任伯年画作达到554万元(比上季下跌77万元)，其历史上最高价是4399万元。

在《桃树白鸡图》的右下角，有个“邓拓欢喜”的方印，那么这幅画一定跟邓拓的收藏有关系，为此记者走访了深圳博物馆馆长杨耀林。杨耀林说，那个印是邓拓先生的藏印，这幅画和其他35幅馆藏，来自邓拓夫人的捐赠。

三人成“讨局”

杨耀林说，1984年深圳还没有博物馆，自己只是文物考古队的业务骨干，那时面对施工动土发现的大批文物，大家就希望建一个博物馆。此时人才相当匮乏，就请广东省博物馆的莫稚先生当顾问，莫稚很爽快，就连夫人也动员了来，在巴登街租房子住了下来。也不“顾问”了，就跟考古队的人没日没夜地工作起来，当然大家时常还在念叨博物馆的事情。莫稚是非常有经验的文物工作者，他告诉大家，博物馆要先有文物，有好东西，那是馆的灵魂，光靠深圳地下出土的远远不够，要出去找有实力的大家“哀求”文物。

就文物事业来说，莫稚在广东甚至全国非常有人脉。广州有个书画鉴定大家叫苏庚春，早先曾在北京的琉璃厂古玩店当过学徒，工作多年，后南下广州，他同北京的画家唐云交情甚密，而画家唐云又和邓拓及其家人有过书画方面的交流。莫稚联系苏庚春，苏庚春联系唐云，三个人就形成“讨要”文物的一伙。他们商量，一定要讨点，当然越多越好，最终决定由唐云出面，跟邓拓夫人丁一岚“要”，丁一岚是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长，这时她正想着把邓拓遗留的文物捐给博物机构，听到想发展深圳文物事业，丁一岚动了恻隐之心，回绝了其他文博机构的要求，最终雪中送炭，决定把邓拓生前的藏画全部赠送给深圳。

36幅藏画来深

这一年的8月，丁一岚将36件套书画交给了唐云、苏庚春、莫稚三人，表示无偿地捐给深圳。莫稚和苏庚春经过打理，将这批藏品运到广州博物馆附近的华侨堂里寄存，曾任深圳市委书记的吴南生这时调来省里工作，听说接收到这么一批珍贵的文物，他也是懂画的人，马上来到华侨堂，一张张地仔细欣赏，连声叫好，说：“你们为深圳办了一件大好事。”

杨耀林说，接受到这么丰厚的捐赠，其中有一些是国宝级的东西，要是对丁一岚没有一点表示，感觉心里愧得慌。“那时财政窘迫，钱不多，只拿出2万元向丁一岚表示一下心意。丁一岚一再回绝，但拗不过我们，只好收下了。等我们走后，丁一岚把这2万元捐给了当时‘爱我长城、修我长城’基金会。”杨耀林说，邓拓先生让我们敬仰，他的夫人同样地高风亮节，让人敬佩。深圳博物馆能馆藏到这么好的东西，饮水思源，至今感谢二老。

1988年，深圳博物馆落成了，去北京请丁一岚参加揭幕仪式，当时她身体不是很好，行动不便，没有来。1998年，丁一岚因病逝世，我们参加了她的吊唁活动。丁一岚原是著名播音员，曾于1949年在天安门城楼上现场主持转播了开国大典盛况。邓拓平反昭雪后，她一边工作，一边主编了《邓拓全集》、《燕山夜话合集》，著有《中国救荒史》等。杨耀林说：“上世纪90年代，我们请国家的权威专家为馆藏文物做鉴定，邓拓生前收藏的这幅《桃树白鸡图》，以及《文会图》、《云岭飞瀑》、《芦雁图》等，都被专家们定为国家一级文物，邓拓的收藏成了深圳博物馆的至宝。”（信息来源：深圳商报　王宇/文、韩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