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血英华

《赛德克·巴莱》电影海报。资料图片

1895年，在甲午战争中战败的中国，被迫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成为日本第一个殖民地，同时也迎来了长达50年的“日据时代”。1930年，台湾被日本统治的第35年，台湾少数民族赛德克人马赫坡社头目莫那·鲁道率领族人奋起抗争，反抗日本殖民者的残暴统治和压迫，这就是著名的“雾社起义”。

5月10日，反映“雾社起义”的电影《赛德克·巴莱》开始在全国上映。在赛德克语中，“赛德克”是“人”的意思，“巴莱”则为“真正的”，赛德克·巴莱就是“真正的人”。这部被誉为台湾第一部真正史诗般的电影，真实地再现了台湾少数民族反抗殖民统治、要成为“真正的人”的那段历史。

雾社烈士们的血没有白流，它沉重打击了日本殖民者的统治。而它的影响有多么深远，看看在1931年初日本国会众议院与贵族院(后称参议院)的两院全会上，议员们就“雾社起义”问题进行的质询和辩论就清楚了。这份记录是已故著名民族学者胡起望在日本查找到的，它为后人更深刻地认识“雾社起义”提供了依据。

当时日本国会辩论时，有以两人为一组的速记组同时记录，而且是大约每15分钟就另换一组人，所以对会议进展情况记录得十分详荆在关于“雾社起义”的质询记录中，往往可以看到“(有人喊‘不错’)、(有人喊‘认真一点’)、(有人喊‘毒瓦斯是怎么一回事’)、(鼓掌)、(会场骚嚷)”等标注文字，这表明当时的辩论十分激烈。

“这模范地的人民以必死的悲壮决心，发起动乱，必定是(我们)在政治上有了重大的缺陷。”

“雾社起义”发生在日本占据台湾已达35年之后。日本当局在台湾经过武装镇压、编制户籍、颁布“番务监视规程”，在台湾少数民族地区完成了900日里(1日里约合4公里)的道路网，配备有总数多达5400多名警察的“番地警官驻在所”。那时，日本政府认为殖民统治在台湾少数民族中已有了一定基础，而位于台湾中部的“雾社番”，在当时日本政府的心目中又恰恰是归顺得最好的台湾少数民族部落。

“这模范地的人民以必死的悲壮决心，发起动乱，必定是(我们)在政治上有了重大的缺陷。”日本国会众议员滨田国松在1931年1月26日下午在全会上的质询辩论中说，“麻哈勃社（即马赫坡社）是台湾上百个番社中的模范番社。不知你们有人去过台湾没有。据我所知，凡是由众议院派到台湾视察的人，都要按照(台湾)总督府的安排，被引导去参观雾社，看看这个后来起来反抗的麻哈勃社。”贵族院议员川村竹治在2月2日上午全会的质询中也说：“雾社番在番人中是最开明的种族。他们20年来受着和本国(指日本)一样的小学教育，与平地的人们有着频繁的往来。对于平地的繁荣和政府的威力，他们也是十分知道的，相信他们对于无论怎样反抗都不可能打赢政府也是万分明白的。可是尽管这样，他们这次还是敢于起来反抗，说明这里面一定有着忍无可忍的事情。因此他们的行动虽令我们憎恨，但一想到他们那种被迫而无奈起来反抗的心情，确实是十分悲壮，禁不住为之一洒同情之泪。”

关于“雾社起义”的原因，当时有些国会议员曾经进行过调查分析，他们认为“松田先生(指当时的国务大臣松田源治)所有的资料总不会超出警察的报告，而警察的报告是不会不利于他们自身的立场的”。因此议员大都依据自己搜集的材料进行质询。

众议员浅原健三根据河上丈太郎和河野密所调查，指出导致这次“事变”的起因有6点，即：一，在役使“高山族”人民搬运木材时，日本警察对待他们十分苛酷，使“高山族”人民心中极为不满。二，在役使以后，又不按原约付给工资，更加激化了他们的反感。三，在裁撤“高山族”籍警察的时候，采取了不公正的待遇。四，警察掠夺番人所生产的所谓蕃产物，也是这次事变的起因。五，日本的台湾总督府在“高山族”地区强迫推行储金制度，硬性规定每人必须有若干元的邮政储金；对于无钱储蓄的人，则强迫他们廉价出售“蕃产物”，以此达到储金的目的。到起义前夕，麻哈勃社“其数已达每人24元”，被认为是“进步的蕃社”。六，强迫“高山族”人民自山区迁到平地，并且禁止他们种植过去大量种植的甘薯和小米，使他们的生活陷于极度困难之中。

听了浅原的质询后，在两天之后的众议院全会上，议员滨田国松又补充说：“除了(浅原)议员所列举的以外，还有很多理蕃政策上和理蕃事务上的颓废不振的事实。”他认为浅原是从被压迫者的这一角度观察起义爆发的原因的，而他却要从“不偏不倚的全面角度来看”，还可以发现很多其他原因：“第一是警察官与蕃妇的关系；第二是在押犯的待遇问题；第三是罢免精通蕃情的官吏；第四是区长与警察分离问题；第五是日月潭工程；第六是削减台湾总督府的抚育费。”“其他如强制划一教育、革除颓风陋俗种种理蕃政务上与事务上、直接的或间接的、一般的或局部的（事务）都有了颓废不振。”滨田主要是从殖民统治的立场来“检讨”“理蕃政策上与事务上”的问题。

关于这方面，贵族院议员汤地幸平把它们归诸于日本警察的纲纪松弛和基层官员不熟悉台湾少数民族情况。汤地在质询中说：“生蕃蜂起的中心原因是纲纪弛缓。”他认为起义的“根本的原因”是日本警察“纲纪弛缓”，结果是“大多数的警察，在蕃地服务中与蕃妇通奸”。他说：“生蕃壮丁的品行是比较端庄的，比日本人还端庄，这一点还希望日本人多多仿效蕃人。生蕃姑娘是番叮呵将来要娶做妻子的，但(日本)警官往往滥用职权将他们奸污，这是番叮呵宁愿冒着死亡的危险也要反对和防止的。”其次，汤地幸平又指出“管辖雾社的雾社分驻所主任是一个很坏的巡官，是一个生番最讨厌的人”，他不仅强迫奴役人民，而且贪污“番人的工资”。一天理应给4角的工资，而雾社分驻所主任却“只给生番2角，其余2角则吞没私用”。并且每日到距雾社不远的埔里街上豪逛，横行霸道，使得人人为之侧目。

对于这些从统治者角度所进行的检讨，日本政府并不愿完全承认。当时的殖民地大臣松田源治在贵族院全会上回答汤地幸平的质询时，特地声明日本政府对于雾社“事变”的原因有着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依据政府的调查，起义的原因有3个：“第一为劳动关系；第二为与巡警的争执关系；第三为不良蕃丁因陷于自暴自弃而企图砍取日本人的脑袋。”这“劳动关系”就是指台湾少数民族人民从事的无偿劳动很多，在建造雾社小学的学生宿舍时，要台湾少数民族一改过去习惯的拖运木材为用肩扛运，且工资的“一部分仍在拖欠”。其次“与巡警的争执”指起义发生20天前(10月7日)，一个日本巡警吉村经过麻哈勃社时，受到该族头目莫那·鲁道的长男邀请饮酒并发生争执斗殴一事。不良蕃丁的自暴自弃“指荷戈社青年辟荷·沙脱波曾被万大社的人收为养子，后来因故脱离关系”，陷于悲观，日夜懊恼，遂自暴自弃。而更主要的是这个荷戈社青年曾因反抗日本统治，全家被杀，只有他因在邻家才幸免于难。“因此他平日怀怨官宪，常常抱着如有机会就要杀戮日本人的念头”。松田源治提出的这3个原因，竭力为殖民当局开脱，目的在于减轻责任，以免因“雾社起义”事件而引起更多的责任者引咎辞职。

从议员的质询和国务大臣的答复中，尽管已列举了不少引起雾社起义爆发的原因，但是他们都不敢也不能触及起义的最根本的原因，那就是殖民统治者与被殖民统治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陆军当局对于这次雾社事变的讨伐方法是，派遣一千数百的军队，乱射机关枪，出动了飞机，最后竟投放毒瓦斯，怎么能采取这么残酷的讨伐方法呢？”

雾社部落共包括11个社，关于开始参加起义的到底有几个社，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众议院的议员滨田国松和贵族院议员汤地幸平都说是有9个社参加起义。

“事情发生在去年(1930年)的10月26日半夜，据说是台湾蕃人中受文化教育最深的模范蕃地麻哈勃社，以这蕃社的头目莫那·鲁道为首。在他的指挥下，9个社的蕃人1000多人，以悲壮的决心企图破坏帝国的国宪，这就是此次事变的出发点。”“参加反抗的生蕃是乏伦社等9个社，有318户、1399人，这就是参加反抗的蕃人数。”

但是国务大臣松田源治在贵族院全会的两次答询中，都只承认有6个社参加。他说：“雾社蕃11个社中，只有麻哈勃、乏伦、斯库、荷戈、塔罗湾、罗多夫等6个社，以300个壮丁为中心惹起骚乱。而其余5社塔加都塔、塔加南、拨兰、西抱、多岸等番人，虽然开始时似乎也有人参加，但是随后立即脱离，反过来与不参加骚乱的蕃人一起支援(日本)警官。”

除了这两种不同的说法以外，也有说是10个社的。如井上清纯男爵在贵族院上质询说：“台湾的山地有蕃人9万，其中以富有武士道风气的麻哈勃蕃社为中心。雾社的6个蕃社，仔细说来是10个蕃社，举族蜂起，白天袭击运动会的会场。”

对于这些不同的说法，议员汤地幸平作了一个解释，可能比较接近事实：“至于起而反抗的蕃社数，据我的调查是9个社，但刚才松田先生(国务大臣松田源治)则说是6个社。那或许是在开始的时候是9个社，而后来有的社不再参加，因而减为6个社的。”

雾社起义爆发后，台湾总督府不仅出动警察部队，并且要求陆军司令部出动军队进行镇压。据陆军大臣宇垣一成在贵族院全会的报告说，军队出动两个营的步兵、一个连的山炮、3架飞机、总人数为1300人的正规军事部队。开始时，他们处于第二线，作为支持警官部队的预备队出现。但从10月30日开始，经与总督府协定，军队走上了第一线。对于此种情况，有的议员也作了一点描述：“用1500甚至2000的大兵，包围只有三四百人的蕃人，截断他们的交通、堵塞他们的粮道，逐渐加以压迫，最后竟以飞机从空中用机关枪扫射他们……使蕃人无论在密林里或岩石间都没有藏身之地。”“这次武力镇压迫使蕃人在没有生路的情况下，造成了30人一群、40人一起的集体自杀。”“陆军当局对于这次雾社事变的讨伐方法是，派遣一千数百的军队，乱射机关枪，出动了飞机，最后竟投放毒瓦斯，怎么能采取这么残酷的讨伐方法呢？”

从这些质询中可以看出，在镇压这次起义中，日本统治者不仅出动了正规军队，使用了山炮、机关枪、出动了飞机，而且还使用了毒瓦斯，“竟使没有抵抗力的妇女小孩集体自溢而死”。除了1300人的日本正规军以外，据松田源治的报告，还有2400人的警官部队，因此是总共3000多人的全副武装的警察和军队，包围了1000多名包括老幼妇孺的起义者，不仅断绝了他们的粮食，而且还从空中扫机枪、扔炸弹、放毒瓦斯，完全置起义群众于绝境。对于这种“盛行杀戮”的作法，连统治者内部也出现了非议。

“但是这里有一个奇异的现象，就是所谓‘生蕃’者，原来在日本人与当地汉人之间多是砍汉人的首级的，然而这次被害地区内虽然住有428个汉人，却（几乎可以说）一个不杀。”

“雾社起义”的爆发，在统治者方面引起了一片混乱，日本军方还想借此机会增兵台湾，为今后扩大东南亚的战争作准备。根据浅原健三在众议院全会上的质询，指出“雾社事变”爆发后，在台湾总督府与日本军部之间发生了意见分歧：“台湾总督府想把这次事变尽量化小，而军部却想尽量扩大。”这两种不同的想法各有其自己的目的。总督府想化小处理，目的在缩小责任范围；而军部想扩大处理，目的在于增兵台湾，“据云已有增设两个师团的具体计划，为准备将来的日美战争，应付对立的菲律宾作准备”。

这次“雾社起义”在日本国会引起了震动，在辩论中，有的议员还追溯了30多年前日本政府与李鸿章谈判的历史，回忆了日本当局对台湾少数民族人民的种种统治措施，并谈到早在明治三十一年(1897年)就有率日军入山的深倔大尉被雾社群众全部消灭的史实，说明作为外国侵略者要想完全统治台湾各族人民的困难。有的议员甚至哀叹，这是“圣代(指昭和时代)的一个大不祥的事变”，“在光辉的殖民地统治上印上了洗不清的污点”。

由于“雾社起义”的爆发，台湾总督、总务长官、县长、警务处长等不得不引咎辞职。日本政府的当权者想竭力缩小这次起义的影响，不想因此而牵连政府中更多的高级官员。但起义的爆发还是在日本国会里引起一阵风波，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当时的内阁，尽管其中包括党争的成份，但也表明起义的确是震动了日本当时的统治阶层。

在日本国会的质询辩论中，议员们对于雾社起义中的台湾少数民族人民只杀统治他们的日本人而不杀当地的汉族人一事感到震惊，并由此看到殖民统治的不妙。“住在被害地区内的日本人究竟有多少呢？是271人，其中被杀者达144人。被杀人数占当地日本人的60%以上。但是这里有一个奇异的现象，就是所谓‘生蕃’者，原来在日本人与当地汉人之间多是砍汉人的首级的，然而这次被害地区内虽然住有428个汉人，却（几乎可以说）一个不杀：其中被杀的只有两个，一个是穿日本服装的孩子，似乎是因为穿日本服装而被误认为是日本人而被杀的，另一个是乙种巡警，他因穿着日本警服而被杀。就杀了这两个被误认为是日本人的人，我看这真是一种奇异的现象。”“白天之下，只选择本国人(日本人)杀戮达197人……政府仍将它认为是偶然的事变，行吗？能把它推托为驻外官宪在事务上的疏忽而草率从事吗？”

由此可以看出，这次起义是一次有组织、有明确斗争对象的反殖民压迫与统治的斗争，是当时中国人民共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斗争的组成部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