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昌文：读书是为冒充知识分子

沈昌文的旧宅，如今专门被辟为书房。三间屋子的房门都已卸掉，用书砌出了厚厚的墙。这个81岁的老头儿躲在里面，整理档案，翻阅图书。

沈昌文：读书是为了冒充知识分子

⊙ 作者：吴琦 摄影：孙涛

旧的日光灯管还趴在天花板上，另一些被夹在书架上的台灯探头探脑，随时准备为某几本书打下追光。屋子里挂着好几个时钟，只有一个时间尚准，老实地走着，成为唯一的配乐，滴滴答答。一幅胡耀邦的题字挂在低处，上面写着“博览群书”。书房的主人缓缓开锁、进门，先磨咖啡豆，煮一壶咖啡，不放糖，不加奶，浓香四溢，与书相伴直到良宵。

这里是沈昌文的旧宅，如今专门被辟为书房。三间屋子的房门都已卸掉，用书砌出了厚厚的墙。这个81岁的老头儿躲在里面，整理档案，翻阅图书，“透过板缝看世界”，唯一“见不得人”的收藏就是那满满一柜子的性学读物和盗版港台书。

沈昌文做过三联书店的总经理，也当过《读书》杂志的主编，但他并没有藏书的爱好，“房子怎么也要值200多万，我的书也就值两三万，不合算。”他说读书不是他的兴趣，而是一种需要，“为了求生存，必须要读书”。

上世纪40年代，他在上海做伙计，因为生活困顿，只有初中学历，为了学一个谋生的本领，先后念过14个补习学校，摄影、化妆、会计、无线电等等，差点就去应征了中统，后来阴差阳错转到新闻采访系。凭着“野鸡大学”（夜校）的文凭，终于混进了文科的大门。一翻他的书柜，里面躺着一本台湾人写的《阅读救自己》，正是他的写照。

后来做出版，继续和书打交道，但他再三强调自己“功利”，“无非是要研究这本书能不能出版，有什么background，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等等。尤其是我，知识不够，看了书以后比较了解情况。”当时他初涉上海滩出版业，因为学过俄语，看得懂《苏联大百科全书》，头天领导通知开会讨论某问题，他就先去查字典，等到领导引用斯大林讲过的一句话，他马上就知道是哪一年。他得意地说：“一到发言，本人的水平就非常高。”这段故事被他写进了自传里，“讲穿了，读书都是用来冒充知识分子。”

“我丝毫不想研究，我只想了解。因为我注意的面很宽，一缩小就会觉得狭隘。这就是知识分子的特点，做editor出身的人容易犯这个毛病，也是一种社会分工。求其广博，不求其专深。知道这个问题谁是专家，再找他去请教。”他平时看书就是翻书，“搞这一行的人来看，把一本书从头看到尾，那是傻瓜。”

沈昌文最宝贝的东西不是书，而是那些他亲自制作归类的档案，其中包括萧乾、卞之琳、白先勇、李敖等名人，也包括“唱红打黑”等社会事件。只要他看到有好文章，便会剪报或者打印，打印时还要统一格式，标题一律使用小五、黑体，然后放进文件夹，按照英文字母排序，藏在书架的里层。“我也知道分类毫无意义，但只要活着还是做。”

很多文化人都是他的老朋友，朋友间往来的私人信件也会被他归入档案。以前在三联工作的时候，他还有个“独裁”的规矩，作者寄来的原稿一律归他保管，不让单位收去，他说自己是“以权谋私”，不过，“在国营单位，贪污知识不是贪污，贪污钱才算贪污”。

以前读书是为他谋生续命，现在那些文字可以帮他延长记忆。有时候忘了事，就去查一查。

他生活在北京，心却在上海。他一掌勺便会多加酱油多加糖，家里人都吃不惯这样的上海口味。老伴要读《北京晚报》、《法制晚报》，他要看《新民晚报》、《文汇报》，还有“便宜的”《外滩画报》。最近常看的书也全是关于老上海，诸如《上海大亨》、《老上海奇闻》、《夜上海往事》、《上海街情话》这样的书摆满了他床边的柜子。

除了去上海，沈昌文基本不太外出，最常拿着北京市老年人优待证，随便找一辆松快的公交车，一直坐到郊区。他说自己在北京待了60年，没时间到处玩，现在要从头做起。此时他会戴着一个大耳机──反正耳背，听不见别人说什么──耳机里放的是邓丽君，唱的是老上海的流行曲，软绵绵，轻悠悠，又把他带回吴侬老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