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变迁

三、蜀族群认同的变迁

以上分析了巴、蜀的各种祖源传说反映的华夏认同、本土记忆、异族认识等族群情感。这些不同的情感都贯穿于人们对巴蜀族群认同的变迁过程之中，因此，本文整合这些祖源传说并结合其他材料，依时间顺序对巴蜀的族群认同变迁及相关社会情境进行较系统的梳理和分析。

众多考古材料证明，在先秦时期，巴蜀就形成了不同于中原地区的文明。中原地区在西周至春秋中叶，随着周王室的衰落，夷狄纷纷内迁，中原人群的民族意识空前高涨，“华夷之辩”的观念极为盛行。中原华夏人常常将位于华夏之外的人群视为“夷狄”、“蛮夷”，具有不同于中原文明的巴、蜀自然也容易被看作“蛮夷”。如《左传》载，鲁桓公九年（前703年）“巴子使韩服告于楚，请与邓为好。楚子使道朔将巴客以聘于邓”，巴、楚被称为“巴子”、“楚子”。①时人认为：“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②巴国和楚国相邻，关系密切，楚被视为蛮夷之国，多见诸于史籍，巴“其爵称子”，也和楚一样被“诸夏”视为蛮夷。③《山海经·海内经》中巴人为太后裔的传说就反映了中原华夏人对遥远的巴国所产生的异族认识。再如，战国秦惠王时，巴蜀内乱，秦大臣们为伐蜀之事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张仪力主伐韩，司马错主张伐蜀，但两人对于蜀的族群认识则完全一致。张仪曰：“今夫蜀，西辟之国，而戎狄之伦也”；司马错则云：“夫蜀，西辟之国也，而戎狄之长”。④两人都将蜀视为“西辟之国”、“戎狄之长”，其“蛮夷”性自不待言。秦人曾被中原人视为“夷狄”，但由春秋到战国，伴随着秦的华夏化，秦人也自认为是华夏，成了战国中后期强大的诸夏大国。⑤当时张仪、司马错等秦人的观点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原华夏人视巴蜀为“蛮夷”的族群认识。中原华夏人视巴蜀为蛮夷的这种情况在秦灭巴蜀、设置郡县之后才逐渐得以改变。最先出现变化的是对蜀的认识，成书于战国至西汉初的《世本》宣称蜀人为黄帝后裔，“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无姓，相承云黄帝后”。伐蜀之前尚视蜀为“西辟之国”、“戎狄之长”，如今《世本》则以蜀为黄帝后裔，这应当是秦灭巴蜀之后才逐渐产生的族群认同变化。然而，同样在《世本》中，对巴人则记述为“巴郡南郡”的廪君后裔。巴郡设置于秦灭巴蜀后的第三年（前314年），南郡设置于秦昭襄公二十九年（前276年），《世本》关于廪君的文字整理记录应当在南郡设置之后。⑥显然，在秦灭巴设郡之后的一段时间，巴在华夏人眼中仍为“蛮夷”。

进入西汉以后，如前所述，经过长期的经济开发、移民迁入、文化教育，巴蜀（尤其是蜀）得到较大发展，其华夏化趋势逐渐显现。此种趋势被司马迁等中原华夏人所认识，对巴蜀地区的华夏认同感增强。因而，司马迁在《史记》中称黄帝二子降居蜀地，昌意娶蜀山氏之女为妻，生帝颛顼，以此隐喻蜀之统治者与华夏始祖──黄帝家族有密切关系，褚少孙则直接称蜀王为黄帝后裔。对于巴人及巴地，司马迁虽未直接说明，但在《西南夷列传》中，司马迁称“西南夷”为“巴、蜀西南外蛮夷”，⑦根据“内诸夏而外蛮夷”⑧的传统观点，巴、蜀自然是相对“外蛮夷”──西南夷的“内诸夏”，被视为华夏文明在西南地区的代表。此时的巴地本有“廪君蛮”等族群分布，之前的《世本》对此已有记载，司马迁本人也曾“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①到西南巴蜀等地实地考察过，应当对巴地的非华夏民族有一定的了解。但司马迁并未记载巴地包括廪君蛮、板楯蛮在内的任何“蛮夷”民族，这是他从整体上将巴与蜀一样视为华夏之域的结果。

在面临强势的华夏记忆的同时，关于巴蜀的本土历史记忆得以产生或重现。扬雄、来敏、谯周等蜀人，整理、记录了上古的蜀王传说，以彰显蜀不同于中原的独特性，并将蜀人的这些英雄祖先串接而形成一个线性历史，用以凝聚华夏化背景下形成的新“蜀人”。尽管有研究者指出，《蜀王本纪》中的蜀王传说将本地的过去异质化、蛮荒化、神异化，是汉晋蜀人遗忘本土“过去”的途径之一。②然而，蜀王传说并非将本土历史记忆完全遗忘，只是将之书写成为了“神话”，这反映了在此社会情境下，蜀人一方面具有华夏认同的倾向，另一方面仍拥有或深或浅的本土情感。这一时期，巴为廪君后裔的传说仍然流行，《后汉书》作者范晔接受了这种说法，将之记入《南蛮西南夷列传》中。此时的廪君传说，不仅承载了巴人的本土历史记忆，更反映了华夏人对汉代巴地存在的非华夏部族的“蛮夷”认识。可见，汉代关于巴人、巴地有两种不同的认识：一是巴人为华夏祖先后裔，巴地属华夏之域；一是巴人源自廪君，巴地为华夷杂处之地。

在两晋时期，巴蜀地区经过更长时期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不论蜀还是巴，其华夏特征都较为明显，为当时人们所普遍认同。因此，东晋人常璩撰写《华阳国志》，就对巴、蜀的华夏性进行了全面的建构。《华阳国志》是迄今最早、最全面记载巴蜀及其南方地区的地方志，作者常璩为蜀郡江原人，该书可视为当时巴蜀人对本土历史、地理的诠释与记忆，从中可以看出巴蜀人对华夏认同的态度和情感。在《华阳国志》中，常璩从地域空间、族源祖先、社会文化等方面对巴蜀的华夏性进行了认同、强调和全面建构。

首先，《华阳国志》的《巴志》、《蜀志》各卷中皆描述巴蜀的地域空间，强调巴蜀为华夏之域的一部分。如在卷首《巴志》中，常璩引《禹贡》之说，称大禹治水后“封殖天下，因古九囿，以置九州。仰禀参伐，俯壤华阳，黑水、江、汉为梁州”，③天下分九州，巴蜀所在梁州为其中之一。接着常璩记载三代至汉晋巴蜀在中国整体疆域划分与命名上的沿革，以强调本地在政治统辖上属于华夏整体的一部分。又引《洛书》云，“华阳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国，则巴蜀矣”，同样说明巴蜀梁州为华夏九州之一部分。而后称，“其分野：舆鬼、东井”，将地理空间投射在夜空星象中，以说明华夏“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其次，《华阳国志》从祖源角度强调巴蜀为华夏之域。《巴志》云，“其君上世未闻。五帝以来，黄帝、高阳之支庶世为侯伯”，称巴蜀人为黄帝之后裔。接着叙述另一个华夏英雄大禹与巴蜀的关系，称“禹治水，命州巴、蜀以属梁州。禹娶於涂山，辛壬癸甲而去，生子启……今江州涂山是也，帝禹之庙铭存焉”。然后，再接着叙述巴蜀参与中原的历史事件。如此，便将巴蜀的过去编入华夏的“历史”中。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巴志》记载了巴地不少的“蛮夷”民族，但常璩并未将廪君故事收录其中，说明常璩刻意强调巴人为黄帝后裔，巴与蜀一样同为华夏之域。在《蜀志》中，常璩称古蜀帝王为黄帝后裔，然后又称“周失纪纲，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将代表本土过去的蜀王转化为神话人物，并将之纳入到华夏历史之中。①还宣称“大禹”为本地英雄祖先，出生于汶山郡之石纽。在“N曰”部分，常璩称“故上圣则大禹生其乡，媾姻则黄帝婚其族”。这些都反映了汉晋巴蜀人将“黄帝”和“大禹”作为本地的英雄祖先，以强调巴蜀之人为华夏之人，巴蜀之地为华夏之域。

再次，常璩从文化角度强调巴蜀的华夏本质。在《蜀志》中，常璩称蜀地“星应舆鬼，故君子精敏，小人鬼黠；与秦同分，故多悍勇。在《诗》，文王之化，被乎江汉之域；秦豳同咏，故有夏声也”。同样从星野说明蜀地属华夏一部分，并将蜀地与秦地等同，意味着蜀地和秦地一样，受文王教化，习华夏习俗。巴、蜀两地皆言其文教发达，士人辈出。如巴地“自时厥後，五教雍和，秀茂挺逸。英伟既多，而风谣旁作。故朝廷有忠贞尽节之臣，乡党有主文歌咏之音”。蜀地“学徒鳞萃，蜀学比於齐鲁”，“降及建武以後，爰迄灵献，文化弥纯，道德弥臻”，“其忠臣孝子，烈士贞女，不胜咏述。虽鲁之咏洙泗，齐之礼稷下，未足尚也”。不仅如此，《华阳国志》的《先贤士女总赞》和《后贤志》等卷，记载了各地贤德才学与功绩辉炳之人及其事迹，几乎都为巴蜀之人。通过对这些人的记述，作者强调巴蜀在文化、社会上的华夏性。

《蜀志》末尾曰：“蜀之为邦：天文，井络辉其上；地理，岷、？镇其域；五岳，则华山表其阳；四渎，则汶江出其徼。故上圣则大禹生其乡，媾姻则黄帝婚其族，大贤彭祖育其山，列仙王乔升其冈。而宝鼎辉光於中流，离龙仁虎跃乎渊陵。开辟及汉，国富民殷，府腐谷帛，家蕴畜积。《雅》、《颂》之声，充塞天衢，《中和》之咏，侔乎二《南》。蕃衍三州，土广万里，方之九区，於斯为盛。固乾坤之灵囿，先王之所经纬也。”透过种种溢美之词，可以看到场。璩最后仍不忘从地域、祖源、文化等方面强调巴蜀的华夏性，体现了该书对巴蜀华夏性质的全面构建，也说明了巴蜀人认同本土为华夏之域的情感。

概括之，周秦汉晋时期人们对巴蜀的族群认同经历了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变迁过程，大体可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秦灭巴蜀之前，中原人华夏人视巴蜀为“蛮夷”，《左传》、《战国策》、《山海经》的记述兹为佐证。第二阶段是秦灭巴蜀后至两汉时期，巴蜀逐渐开始华夏化，一部分中原华夏人如司马迁、褚少孙等整体上视巴蜀为华夏，而另一部分中原华夏人仍视巴蜀（尤其是巴）为蛮夷，同时巴蜀人的本土历史记忆得以产生或重现。这一时期对巴蜀的族群认同，常常徘徊在多种版本的历史记忆之间，反映出在时人心目中巴蜀尚属“华夏边缘”。第三阶段是两晋时期，巴蜀华夏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人们已认同巴蜀为华夏的一部分，因而东晋常璩撰写《华阳国志》就对巴蜀华夏性进行了全面建构。在此之后，巴蜀为华夏的观点更为人们所普遍认同。

余论

通过巴蜀祖源传说和族群认同变迁的例子，可以形成如下三点认识：

第一，族群认同、祖源传说产生于一定的社会情境，同时也受社会情境变化的影响。秦灭巴蜀前，巴人、蜀人被中原华夏人视为“蛮夷”，在于其不同于中原华夏的族群及文明特性。秦汉以来，蜀被纳入中原王朝长期统治下，并逐渐在各方面呈现出华夏化的趋势，汉晋人对其开始有了华夏认同感，蜀的黄帝后裔传说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产生。而巴人早期被视为“蛮夷”，中原史家收录了廪君传说以说明其异族性；之后经过数百年发展，随着华夏化程度的加深，其华夏性被认同，便出现了巴为黄帝支庶说。由此可见，社会情境影响了人们的族群认同情感，族群情感又反映在祖源传说上。这就印证了人类学者提出的“文本”与“情境”的互映、互生关系。①

第二，作为历史记忆的各种文本，由于叙述者的不同，其传递的族群情感也会发生变化。这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对同一地区的族群，不同的叙述者基于不同的情感往往会采用不同版本的祖源传说。两汉时期司马迁、褚少孙等中原华夏人采用蜀人为黄帝后裔的传说，是以“华夏祖先”历史记忆来表明对蜀的华夏认同；而扬雄、来敏等蜀人整理、记录了蜀王传说，则是以“本土祖先”记忆凝聚华夏化背景下形成的新“蜀人”。这种现象同样出现在其他地方，例如对于云南，华夏人有“庄F王滇”的记忆，而云南人有“沙壹与九隆”的本土传说；对于朝鲜，华夏人记录“箕子奔朝鲜”的传说，朝鲜人则采信“檀君建国”的故事。

二是对于同一祖源传说，不同叙述者传递的族群情感也有差异。巴为廪君后裔的传说，最初是巴人关于本族群的历史记忆，反映了巴人的本土情感；后来中原华夏人采纳廪君传说，是用以说明华夏人对巴人的异族认识。当然，这也说明祖源传说的历史记忆在不同的叙述者之间可能会形成交流和互动。当中原华夏和华夏边缘经过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的长期互动后，华夏边缘地区的各类祖源传说，就在不同叙述者（中原华夏人群和华夏边缘人群）之间形成了互动。例如，蜀人为黄帝后裔的传说，起初为中原华夏人所书写，表明了中原人对蜀的华夏认同；之后却为巴蜀本地人所采用，借以攀附黄帝家族而成为华夏。再如，春秋时期“太伯奔吴”的传说为句吴王室和中原华夏所共同采用，使句吴王室成为华夏太伯后裔，这也是句吴与华夏互动的结果。②

第三，人们对某一较大地区的族群认同变迁，有时会存在区域内部的差异。以巴蜀地区为例，秦汉晋时期中原华夏人对巴的华夏认同明显要晚于蜀。在秦灭巴蜀并设置郡县后，《世本》中出现了蜀为黄帝后裔的传说，中原华夏人已开始认同蜀；而此时《世本》却记录巴人为廪君后裔，说明仍视其为蛮夷。到汉晋时期，在蜀人已完全被认同为华夏的情况下，关于巴人、巴地仍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反映人们对巴的华夏认同程度要弱于蜀。究其原因，在于经过秦汉数百年的开发，蜀、巴两地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出现了较明显的差距。蜀地成都平原“沃野千里”，“谓之天府”，“蜀学比于齐鲁”，已成为整个西南经济、文化的中心。巴地受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其经济、文化水平远落后于蜀地。而且巴地本就部族众多，“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之蛮”，①除一部分同化于华夏外，其余分布于峡江、嘉陵江流域的部族则保持了原有的族群特性。因此，蜀地、蜀人的华夏性较早为人们（包括中原华夏人和巴蜀本地人）所认同；而巴地、巴人直到场。璩的《华阳国志》才刻意强调其华夏性。这种族群认识变迁过程中的差异，除了巴蜀外也应当存在于东周秦汉时期位于华夏边缘的吴越、荆楚等地区的内部以及它们之间。

以往对巴蜀和其他地区祖源传说的研究本已较多，自历史人类学和后现代主义思想引入族源研究领域后，传说等历史记忆的研究更为学术界所重视。②本文与以往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不仅将祖源传说看作重要的集体历史记忆进行重新解读，分析其传递的的族群认同情感和产生的社会情境，还对这些看似矛盾的传说进行整合，并结合其他材料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间段中探讨族群认同的变迁历程。其旨趣在于寻求历史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的中介点，做到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结合，文化整合与时空变迁相结合，以一种较新的研究方式去探寻问题。本文虽以巴蜀祖源传说为例进行研究，但希冀此研究能为其他的族源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项目（11XJC770007）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