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变迁

在我国的历史文献中，有许多关于族群祖先起源的神话、传说，比如巴蜀地区有关于巴人的黄帝支庶说、廪君后裔说、太后裔说，①关于蜀人的黄帝后裔说、蜀王传说等。我国学术界对族源传说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一是20世纪上半叶信古派和疑古派的研究，其实质都是采取单向的研究范式。二是20世纪中期以后，学界将文献传说与考古文物相结合，强调“二重证据”的实证研究范式。三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人类学理论被引入族源研究领域，产生了新的多向研究范式。此研究范式对多种看似相互矛盾的传说进行整合，以说明其历史记忆的发展过程，这就为族源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②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这些经由书写者整理、记录甚至加工、处理的祖源传说，是一种重要的集体历史记忆（historical memory），反映了一定社会情境（social context）下人们的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情感。通过祖源传说来分析族群认同，近年来学术界已涌现出一些研究成果。③当然，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是台湾学者王明珂的相关研究。在王明珂先生的《华夏边缘》、《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等著作中，他运用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等人类学理论来诠释华夏及其边缘的形成与变迁。①《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有一章分析了蜀人的祖源传说，但并未全面论述巴蜀（尤其是巴人）的各类祖源传说，也没有专门探讨巴蜀的族群认同及其变迁过程。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主要以巴蜀的各类祖源传说为文本（text）分析对象，来解读中原华夏人以及巴蜀本土人的族群认同情感及其产生的社会情境，并结合其他材料，系统探讨周秦汉晋时期人们对巴蜀的族群认同及其变迁历程。文章力图寻求历史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的结合点，以就教于方家。

一、巴蜀祖源传说中的华夏认同

蜀人为黄帝后裔的传说，最早见于战国至西汉初的典籍《世本》。该书称“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无姓，相承云黄帝后”，②明确提及蜀人为黄帝后裔。其后司马迁的《史记》虽未直接称蜀人为黄帝后裔，但也在《五帝本纪》中云，“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后代《索隐》注云：“江水、若水皆在蜀，即其封国也。”③据此记载，黄帝二子降居蜀地，昌意还娶蜀山氏之女为妻，生帝颛顼，由此隐喻蜀之统治者与华夏始祖──黄帝家族有密切关系。为《史记》做补记的西汉博士褚少孙称“蜀王，黄帝后世也，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常来朝降，输献于汉，非以其先之有德，泽流后世邪”，④说明西汉人承认蜀王为黄帝后裔。蜀为黄帝后裔之说，现在我们无法确定最早出自中原华夏人还是蜀人，但为《世本》、《史记》等著作所采用，反映出中原华夏人对此持认同态度。

此后，在巴蜀本地人的著作中也采用并强调了蜀人的“黄帝后裔说”。晋代常璩所著《华阳国志》记载：“其君上世未闻。五帝以来，黄帝、高阳之支庶世为侯伯”，“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於蜀，世为侯伯”。⑤显然，常璩接受了《世本》、《史记》等书的说法，称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并且巴蜀为帝喾“支庶”的封地。常璩为蜀郡江原人，《华阳国志》对蜀人起源的记载，可看作是汉晋蜀人的一种观点，即认为蜀统治者为黄帝后裔，蜀地为黄帝“支庶”封地。

巴人为黄帝后裔的传说，在历史文献中出现的时间远晚于蜀。同样在《华阳国志》中，常璩称“《洛书》曰：人皇始出，继地皇之后，兄弟九人，分理九州，为九囿，人皇居中州，制八辅。华阳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国，则巴蜀矣。其分野，舆鬼、东井。其君上世未闻。五帝以来，黄帝、高阳之支庶世为侯伯。及禹治水，命州巴、蜀以属梁州。禹娶於涂山，辛壬癸甲而去，生子启，呱呱啼，不及视。三过其门而不入室，务在救时……今江州涂山是也，帝禹之庙铭存焉……巴国远世则黄、炎帝之支封。”①和蜀一样，常璩宣称巴统治者为黄帝后裔，巴国为黄帝之“支封”。

对巴、蜀为黄帝后裔的祖源传说进行历史人类学解读，可以看出，中原华夏人、巴蜀本地人对巴蜀具有明显的华夏认同。祖源记忆作为一种集体历史记忆，能起到凝聚族群的重要作用，人们也据此进行族群认同或排斥。黄帝作为中国古史传说中最重要的英雄人物，在战国至西汉初已被确立为华夏的始祖。②承认巴人、蜀人为黄帝后裔，巴地、蜀地为黄帝“支封”，也就认同巴人、蜀人为华夏之人，巴地、蜀地为华夏之域。巴蜀华夏认同的出现，与秦汉以来巴蜀的华夏化趋势有关。秦、汉王朝在占领巴蜀后，在该地区设置郡县，开通道路，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③并大规模移民，使巴蜀“染秦化”，“汉家食货，以为称首”，④巴蜀人渐融于移民中。在文化方面，汉初蜀郡太守文翁兴学，巴蜀子弟“争欲为学官弟子”，“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⑤巴蜀方言已与当时的秦晋方言较为相似，左思《蜀都赋》刘逵注引《地理志》称秦灭巴蜀后，“蜀人始同中国，语言颇与华同”。从考古材料来看，这一时期巴蜀墓葬中出土的陶器有各式平底罐、博山炉、灶、井等汉墓中常见的器物，说明中原华夏文化对巴蜀地区的影响也极大。⑥由此可知，巴蜀经过长期的经济开发、移民迁入、文化教育，其华夏化的进程已卓有成效。此种趋势被人们（包括中原华夏人以及巴蜀本地人）所认识，对巴蜀地区的华夏认同感增强，在这样的社会情境之中，便出现了巴蜀人为黄帝后裔的传说。中原华夏人采纳黄帝后裔说，表明对位于华夏边缘的巴蜀的认同，将其纳入到华夏的范围之中；巴蜀本地人采用黄帝后裔说，借此攀附华夏始祖黄帝，以成为华夏的一部分。

二、巴蜀祖源传说中的本土记忆与异族认识

巴人为廪君后裔的传说，最早见于《世本》。《世本》原书已佚，但清人所辑佚的古《世本》八种，其中七种都引录了“巴郡南郡蛮”巴人廪君的故事。后来范晔的《后汉书》关于廪君的记载是在《世本》基础上整理而成，较为完整，故据《后汉书》所引如下：

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s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①

根据这种说法，巴人的祖先是出于武落钟离山的巴氏子务相──廪君。同时，这段记载还较详细地说明了巴人的发源地、巴人内部的争斗以及巴人迁徙的过程。如此详细的记述，廪君传说最初应是秦之前源于巴人本土的祖源传说，它反映了巴人早期的社会状况，是巴人重要的集体历史记忆。此后在中原华夏与华夏边缘的巴蜀互动期间，华夏人也接触到了巴人的祖源传说，于是《世本》著者整理、收录于巴郡、南郡之下，并缀之以“蛮”，后来范晔所著正史《后汉书》也将之收录于《南蛮西南夷列传》中，这是华夏人借用了巴人的祖源传说来说明巴人的“蛮夷性”。这也与汉代现实的民族分布状况有关，两汉间巴地虽历经开发，郡县治所内地之人已逐步华夏化，但在峡江以及嘉陵江上游仍有一些保持其民族特性的部族，如廪君蛮、板楯蛮等。范晔等人认识到巴地仍有不同于华夏的族群，故记录并沿用了《世本》的廪君传说，视其为“蛮夷”异族。②

蜀王传说，据称最早出自西汉末蜀人扬雄所作的《蜀王本纪》。该书早已佚失，现据《全汉文》卷53所引如下：

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濩、鱼凫、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已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

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鱼凫田于湔山，得仙。今庙祀之于湔，时蜀民稀少。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化民往往复出。

望帝积百余岁，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灵为相。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鳖灵治水去后，望帝与其妻通，惭愧，自以德薄不如鳖灵，乃委国授之而去，如尧之禅舜。鳖灵即位，号曰开明帝。帝生卢保，亦号开明。③

“蜀王传说”的记载也见于东汉来敏的《本蜀论》和三国时期蜀汉谯周的《蜀本纪》。扬雄、来敏、谯周皆为蜀人，他们对于这些古蜀帝王的记述，可以看做是汉晋时期蜀人的本土历史记忆。《蜀王本纪》将蜀人的祖先追溯到蚕丛等蜀地的古帝王，而非华夏始祖黄帝，并以“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等记载彰显蜀不同于中原华夏文明的独特性。该传说还将蜀人的英雄祖先蚕丛、柏濩、鱼凫、杜宇、开明等串接而形成一个线性历史，目的在于以此来凝聚华夏化背景下形成的新“蜀人”。这种以本地英雄人物为祖先的传说，反映了巴蜀知识精英面对华夏的优势“历史”知识而有被边缘化危机之时，仍然在本土认同下塑造本地人族群本质的重要历史记忆。①可见，廪君传说与蜀王传说都反映了本地人的集体历史记忆。所不同的是，廪君传说是巴人在华夏化之前就形成的本土历史记忆，之后则变为华夏人视巴人为“蛮夷”的反映；蜀王传说在蜀地华夏化的社会情境中产生，以此本土英雄祖先的传说来凝聚新“蜀人”。

此外，关于巴人还有太后裔的传说。《山海经·海内经》记载：“西南有巴国。太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②此祖源传说似乎将巴人与中原华夏扯上关系。但仔细分析，却不尽然。该书所称巴人始祖太，有的学者认为就是伏羲，有的学者则认为两者不能混为一谈，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太或伏羲氏实为先秦东夷集团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因此，即使认可巴人为太或伏羲后裔，也不能说明时人认为巴人为华夏英雄祖先的后裔。而通观《山海经》之《海内经》，所记“国”或“人”大多怪异、奇特，显出书写者将其视为“蛮夷”的态度，巴国也应该被如此看待。所以，太后裔传说更多地反的是早期华夏人对遥远的巴人、巴国的异族认识。当然，由于《山海经》所记多“珍宝奇物”、“绝域殊类”，被后人视为“语怪”之书，认为其大多不可信。故巴人“太后裔”说也不为史家采信，很少见于后世史籍，影响较小。

比较这些祖源传说，可将它们分成几种不同的类型：巴、蜀为黄帝后裔的传说，是人们将华夏始祖嫁接于巴、蜀祖源，反映的是在巴蜀华夏化的社会情境下，人们对巴蜀的华夏认同，这一类祖源传说可称为巴蜀的“华夏祖先传说”；早期的廪君后裔说以及蜀王传说，认为巴人、蜀人是本土英雄祖先后裔，凸显了巴、蜀的历史记忆与本土情感，可称为巴蜀的“本土祖先传说”；《世本》、《后汉书》等华夏史籍的廪君后裔说、《山海经》的太后裔说，则反映了华夏人视巴人为“蛮夷”、异族的态度。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项目（11XJC770007）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