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鲁多多元文化主义的中国情结

作为加拿大近50年来最有影响的政治领袖，加拿大第19任和第21任总理皮埃尔·特鲁多在任职期间首创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将加拿大塑造成为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发祥地和最成功的范例，为当今世界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留下了划时代的一笔。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特鲁多的多元文化主义理念，却与中国有着很大关系。

鉴于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海洋的提议，笔者翻阅了特鲁多与他人合著的《红色中国的两位天真汉》一书。这个被出版社称做“继斯诺《西行漫记》后的又一次中国之行”的著作，记录了特鲁多上世纪60年代的一次中国之行，其中关于中国民族政策的所见、所闻和所想，充满着对中国民族政策由理解、认同到赞美的心路历程。尤其是书中提到的反对同化，让各民族“能够永远存在下去”的论述，似乎能够传递出10多年后他在加拿大所发起和推行的多元文化主义的一些信息。

1960年9月22日下午，特鲁多一行来到当时的中央民族学院。他们“没有做任何通知，就直接闯入了课堂，甚至是学生宿舍”。在这样的情景下，特鲁多所看到的是“这个小小的世界里洋溢着生活的欢愉。国家让他们（少数民族）受到教育，有吃有住，这些年轻人当然没有任何理由再抱怨当前的制度……他们满怀激情地投入马克思主义学习，自然也没有让人奇怪的了”。

当然，特鲁多也知道，民族问题是非常棘手的问题，光有慈悲心是不够的。因此，他写道：“我们不会天真地认为周恩来的政府之所以如此生机勃勃，其采取的方式是出于单纯的基督教的慈善之心。”反观西方世界，在特鲁多看来，“基督教的慈善之心在处理基督教国家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时根本无法操作”。对此，他强调，“加拿大人在对待印第安人和爱斯基摩人的问题上就是明证”。

民族问题并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对此，特鲁多首先注意到中国民族政策的哲学理念问题。尽管他承认中国的“哲学与策略也有其利益性目的”，但他看到“共产党尊重少数民族”，“在这样一种哲学指导下，少数民族确实比西方国家的境遇要好，而在西方国家，经济因素统治一切”。他注意到，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尽管少数民族只“占中国总人口的6%；然而，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中，他们却占14.5%的代表席”。

特鲁多还看到，共产党在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在民族学院的这么多大学生中，那些最重要、受到最好安排、年龄最大的往往都是政治系的。他们都向往着有一天，当他们回到自己的少数民族地区时，能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

中国的民族政策并不是权宜之计，而是让少数民族及其文化“永远存在下去”的政策。在为少数民族创造16种文字、改进3种民族语言的举措中，特鲁多所看到的是：“拥有权力的中国政府不仅没有尽可能使这些少数民族（其中有的民族还不到500人）汉化，而是尽力地保留他们本民族的特征，尤其是他们的语言。”这些所见所闻，使特鲁多感到：“我们的确应该严肃思考一下这项政策，这项政策不是要走文化同化的道路，而是要保证这些新的语言能够永远存在下去。”

特鲁多还发现一个“富有结论意义的征兆”。在研究“国家农业发展计划”时，他们读到了这样的内容：“必须在所有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计划生育，少数民族地区除外！”

内心充满感慨的特鲁多继续写道：“魁北克人最终会发现，渥太华政府要向北京学习的，不只是一堂课的内容。可以肯定，当前的事实能够让我们做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看来，整合（原译文为‘融合’）少数民族的最好办法不是同化他们，恰恰相反，而是应该在尊重他们的前提下──尽量让他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好处”。

尽管只是短短的一个下午，所活动的区域也仅仅是在中央民族学院，但年轻的特鲁多似乎发现了中国民族政策的真谛所在。而当他10年后真的在加拿大当家的时候，已经不再是呼吁别人“要向北京学习”，而是自己动手实践了。正是在他就任总理期间，加拿大联邦政府于1969年颁布实施了《官方语言法》，将英语、法语同时规定为加拿大官方语言。1971年，加拿大政府又制定“双语框架内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为了更好地贯彻多元文化主义政策，1972年成立联邦多元文化部，1973年又组建加拿大多元文化咨询委员会（1984年该委员会改名为加拿大多元文化委员会），并最终将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写入宪法。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特鲁多能够实现中国之行，并对中国的民族政策得出如此积极的结论，实属不易。如果联想到特鲁多自小受到的教育，再结合当时的时代环境，我们更能体会中国的民族政策在他心灵深处所引起的共鸣。特鲁多自小生活在“黄祸论”的社会氛围之中，中国常常被形容为很多人间灾祸（如饥荒、瘟疫等）的天然故乡；中国人则被形容为像魔鬼那样令人讨厌。而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100名收到访华邀请的法裔加拿大人中，敢回信的还不到20人。鼓励特鲁多敢于冲破重重障碍和阻力而踏进“魔鬼”中国的，应该说是他对真相的渴望。而正是这样的心态才使得特鲁多能够客观公正地观察中国的一切，由此得出的结论，尽管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仍然给我们很多启迪。当人们在谈论中国的愚昧与落后的时候，特鲁多还看到：“不久的将来，中国人将在世界市场上与我们进行经济竞争。”不仅如此，透过中国的民族政策等，他看到：“这将是一种观念上的胜利。”特鲁多已经看到中国的观念在世界上所掀起的巨大浪潮。因此，他接着写道：“这种观念上的胜利已经让中国得以在资金上和技术人员上──但是更是凭借自己榜样的力量帮助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更加贫穷的国家。”

特鲁多的预言没有错。中国确实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格局中重要的一员，但我们更应珍惜我们的观念。因为正是这一观念，指引我们走到今天，也只有这一观念能继续指引我们走向明天。其中自然包括我们的民族理念和民族政策。因此，当我们看到特鲁多对中国“观念”的认同，他在中国所看到的对其后来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的时候，我们应该为拥有这样的观念，为这样的民族理念和民族政策感到自豪，并在不断完善中继承和发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