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民族国家的再认识

民族国家是当今世界最基本的国家形态，是世界体系的基本单元，也是国际关系的基本主体。“到目前为止，民族国家仍然是唯一得到国际承认的政治组织结构。”我国也是民族国家，并处于民族国家建设的关键时期。然而，对于民族国家这样一种基本的政治现象，我国的政治学、国际政治学、民族学及其相关学科却尚未形成全面的、一致的认识，既有的知识系统尚无法对这一现象进行全面的解释，就连“民族国家”这个概念本身也是歧义丛生。这一现象表明，在全面、深入研究基础上形成对民族国家准确的认识，仍然政治学、国际政治学、民族学及其相关学科必须面对的现实和必须承担的责任。本文就从民族政治学的角度，阐述对这一现象的着法。

一、民族国家的本质特征

中文的“民族国家”概念，来自于英文的“na-tion-state”，即“民族一国家”，是对一种特定的国家形态的概括。作为民族与国家相结合的产物，民族国家既有民族的内涵，又有国家的内涵，是两者的有机结合。现实中的这种状况，为各个学科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和解释民族国家提供了可能。也许正因如此，高度关注民族国家的民族学学科和政治学学科对其形成了不同的认识，并构建了大相径庭的民族国家概念。其间，民族学学科偏重于从“民族”的角度来界定“民族国家”，因而强调“民族国家”的民族属性，进而把民族国家解释为单一民族国家。可是，在当今世界的众多国家中，纯粹单一民族的国家几乎是不存在的，所以，民族学学科最终得出了否定民族国家存在的结论，认为民族国家只是“理想的”国家或“虚构”的国家。政治学学科，尤其是国际政治学，则偏重于从国家”的角度来界定“民族国家”，往往从主权、国际关系主体的角度使用“民族国家”概念，不注重其民族的内涵。而这样一来，一切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都被视为“民族国家”。然而，如果将民族国家等同于主权国家的话，不仅无法解释国家主权在民族国家形成以前就已经存在的事实，而且也使“民族国家”这个概念失去本质内涵而不具有解释力。

在民族国家问题上，不论是偏重于民族国家的民族属性还是偏重于民族国家的国家属性的做法，都是过分强调民族国家的字面意义。的确，仅仅从字面上来界定“民族国家”的内涵或使用“民族国家”概念，都很容易失之偏颇.甚至导致似是而非的结果。其实，民族国家本身是历史上形成并在现实中仍然存在的国家形态，历史赋予它的内涵远比字面上的内涵要丰富得多。因此，唯有将其置于国家形态演进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才能对其形成正确的认识。

人类社会为了实现有效的管理和治理，创造了诸多的政治形式。国家是人类迄今为止所创造的最为恰当和有效的政治形式。因此，人类总是生活于不同的国家共同体当中。而国家这种政治形式本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总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变化，采取不同的形式，从而具有多样性的形态，并形成了一个国家形态不断演进的历史过程。国家形态的演进，构成了人类政治发展最主要的内容。最早出现于西欧的民族国家，就是欧洲国家形态演进过程中的一种国家形态。民族国家出现以后，由于这种国家形态自身的优势和世界历史的特点，这种国家形态逐步获得了世界性的意义，进而成为基本的国家形态，成为世界国家体系的基本单元和国际关系的基本主体。于是，民族国家也就成为人类社会国家形态演进的一种基本形态。

回顾欧洲国家形态演进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最早出现的普遍性的国家形态是古稀。腊的城邦国家。城邦国家衰落后，取而代之的普遍性国家形态是罗马帝国。“罗马灭亡之后，在西欧的广阔空间中形成了以封建割据为基础的统一的基督教世界……一方面是林林总总的封建邦国，另一方面又是凌驾于这些邦国之上的一统权威──教皇，罗马教皇成为整个西欧社会的无上权威。教皇把这些大小邦国联结而成为一统的基督教世界。”在基督教“把整个封建的西欧联合为一个大的政治体系”。的情况下，普世世界国家成为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形态。但是，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其他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推动下，各种以王朝名义命名的政治共同体逐步获得了独立性和主权，并最终取代了基督教普世世界国家。在王朝国家时代，国家对国内居民进行了强有力的政治整合，并促成了王朝国家基础上的经济整合和文化整合，逐渐塑造出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这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形成以后，就成为国家共同体内一股足以抗衡王朝政权的强大社会力量，甚至与王朝发生摩擦和冲突。最终，民族与国家的二元关系又通过民族与国家融合的方式得到协调，形成了一种以民族对国家的认同为基础的国家形态，并取代了王朝国家。这种全新的国家形态，就是民族国家。不过民族国家也不是国家形态演进的最终形式，民族国家的出现并没有终结国家形态演进的进程。国家形态的演进还将继续下去，民族国家也会被新的国家形态所取代。今天在欧洲以及世界的其他地方，都出现了超越民族国家的苗头。虽然新的国家组织形式或超国家的政治形式才初露端倪，但毕竟一种新的趋势已经显现。

民族国家是欧洲国家形态演进的产物，但它出现以后就迅速成为一种具有典型性和示范性的国家形态，成为其他国家发展和演变过程中的目标形态，逐步扩大到全世界，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国家形态。我们今天所说的民族国家，就是指这种获得世界意义的国家形态。

从本质上看，民族国家就是以民族对国家的认同为基础的主权国家。具体说来，民族国家的内涵相当丰富，可以从多个侧面进行考察。其中那些体现民族国家的本质并且将民族国家与其他国家形态区分开来的内容，构成了民族国家的基本特征。

首先，民族国家是主权国家。在王朝国家取代基督教普世世界国家的过程中，国家主权问题出现了。国家主权的实现，是王朝国家最终取代基督教普世世界国家的根本条件。深受尼德兰革命影响的格劳秀斯（1583-1645年）早在1625年出版的《战争与和平法》一书中就提出了主权问题，并把主权独立的国家作为国际法的主体。不过，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是通过长达30年的战争以及在此过程中签署的一系列和约实现的，从而形成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1648年10月签订的西荷和约确认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从而确定了国家主权和主权争端的解决方式。主权原则的确立，使得在国家林立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权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和尊重，确保了国家的独立。从某种意义上说，王朝国家作为一种新的国家形态对基督教普世世界国家的最终胜利，就是获得了国家主权。而建于王朝国家基础上的民族国家，承继和包含了王朝国家的国家主权，因而它首先就是主权国家。拥有主权是民族国家的前提条件。一个没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不可能成为民族国家。

其次，民族国家是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统一的国家。民族国家以民族来命名这一事实表明，民族国家的根本特征就是它的民族性。民族国家的民族性要求实现民族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协调和一致。但这种一致并非就是形式上的民族范围与国家范围的一致，而是本质上的一致，即民族认同于国家并因此而将国家当作自己的利益保障，从而使民族取得了国家的形式。如果民族不认同现行的国家，即使二者范围完全一致，也无法卖现民族与国家的关系的协调。西欧建立王朝国家后，国内居民被整合为一个新的民族.即国家民族，但却引发了民族与王朝国家之间的冲突。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协调一致，是通过民族认同国家的方式实现的。这就表明，实现民族与国家一致的根本，是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只有在民族认同国家，民族将国家视为自己的国家，当作自己的政治屋顶的时候，即民族共同体将民族的认同与对国家的认同统一起来的时候，才能实现民族与国家的协调一致。民族国家的民族性，就集中表现为民族对国家的认同。

最后，民族国家是人民的国家。要全面实现和巩固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国家就不能只属于某些人，而应该属于这个国家的所有人或民族的所有成员，即属于全体人民。只有当人民认同国家，把国家视为自己的国家的时候，才能卖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真正统一。所以，民族国家的人民性，是其民族性的必然要求，或者说，民族国家的民族性就内在地包含着人民性要求。从西欧的国家形态演进来看，虽然王朝国家塑造了一个新的民族，但王朝国家只属于王朝而不属于人民，所以无法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只有打倒专制君主，摧毁王朝国家才能构建起近代民族国家。”只有在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专制统治并对国家政权进行宪政化改造，建立了人民控制国家的制度以后，民族认同国家的矛盾才得以解决。欧洲历史上民族国家的最终确立，是在资产阶级对国家的宪政化改造完成以后。不过，国家的人民性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的要求，而且人民性的程度也是不断提高的。作为民族性之体现的人民性，在民族国家建立时和以后的发展中的表现有明显的差别。

二、民族国家的历史构建

民族国家最早出现于西欧，是欧洲国家形态演进的产物，但西欧民族国家的构建本身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这个长期的构建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渐渐地沉淀下来，就成为民族国家历史内涵的组成部分。所以，民族国家的内涵是历史上形成的。

早先建立民族国家的英、法等国，构建民族国家的历史起点、采取的具体方式和延续的时间等，都有很大的差异，从而形成了构建民族国家的各自特色。但是，西欧各国构建民族国家所解决的核心问题，都是民族对国家的认同问题，即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问题。从逻辑上着，民族国家的构建涉及两个基本的问题或环节，一是新的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二是新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前者是民族国家形成的前提，没有统一的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就无所调民族国家的构建。但统一民族的形成本身，并不意味着这个民族就自然而然地认同既定的国家。尽管有的国家在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这两个过程纠缠在了一起并且难分难解，但二者在逻辑上是明显区分的，并且存在一种递进关系或因果关系。只有解决了民族认同国家的问题，民族国家才真正形成。

在西欧的历史上，王朝国家成为民族国家的历史前提。民族国家的构建和现代民族的形成，都是建立在王朝国家取代基督教普世世界国家基础上的。首先，王朝国家造就了一个民族；接下来，这个民族又通过对国家的根本性改造而认同了国家，实现了民族与国家的统一，并取得了国家的形式，建立了民族国家。同时，由王朝国家造就的民族，也由于与资本主义相结合并取得了国家的形式而成为现代民族。安东尼·吉登斯把王朝国家称为绝对主义国家，他也认为：民族国家是绝对主义国家的“继承者”，是由绝对主义国家转换过来的。

在广阔的西欧，由罗马帝国的扩张而导致的罗马化、蛮族的入侵对原有文化的破坏，以及普遍信仰基督教等诸多的原因，传统的民族早就受到彻底解构，甚至是荡然无存了。在中世纪的前期，地方主义盛行，人们只知道效忠于领主、效忠于城市或效忠于地方，没有国家和民族的概念。但是，随着王朝国家的建立，这一切都根本地改变了。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在西欧的萌芽和逐步发展，以及市民阶级的逐步形成，在一个国家内形成统一的市场和制度的要求日趋强烈。在这样的条件下，已经长期被虚置的君主们乘机巩固和加强了自己的权力，最终“国王的政权依靠市民打垮了封建贵族的权力，建立了巨大的、实质上是民族为基础的君主国。”这样的国家，实际上以国王为代表的工朝控制国家政权的国家形态，是工朝的国家。不过，王朝国家虽然是普遍性的国家形态，不同的国家建立王朝国家的时间又有较大的差异。

王朝国家的形成是一个政治过程，但却形成了一种将国家共同体内的居民凝聚为民族共同体的力量，开启了一个重新塑造民族的历史进程。“作为由若干成员组成的人群共同体，民族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一定的整合力量。只有通过必要的整合，民族才能成为稳定的人群共同体。”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王朝国家就是这样的整合性力量，它本身就对国内居民进行持续的政治整合，同时它又为其他整合提供条件，并促进了其他整合的形成，逐步将国内居民整合为一个新的民族。首先，王朝国家建立以后，随着王权的不断加强，王朝国家通过强大的国家权力把国家统治范围内的居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在民族形成过程中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整合。王权越是强大，这种整合的力量就越是强大，也越是有效。其次，统一的国家形成以后，统一的国内市场在封建割据的壁垒被冲破后迅速发展.逐步形成了统一的国内市场和国家经济，并通过经济联系的纽带把国内的居民联系在一起.构成了对民族形成具有基础性影响的经济整合。再次，在文艺复兴运动中，民族的语言和文化逐步形成。“当时的人文主义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拥护中央集权，反对封建割据，揭露教会的腐败，歌颂人民的智慧。他们一改过去上层知识分子以拉丁文为文学语言的积习，开始用本民族的语文写作。从此，西欧各国才有了以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作为载体的文学、戏剧和等等。”民族的语言文化，加强了国内居民的联系和交流，形成了的民族文化，从而构成了强化民族共同体心理联系的文化整合。经过这一系列长期的整合过程，一种新的民族共同体逐渐形成。

在新的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民族主义是西欧王朝国家建立以后，伴随着新的民族形态的形成过程而出现的意识形态。在王朝国家将分散的居民整合为民族共同体的过程中，就逐步形成了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识。“这些正在形成中的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识经过民族精英的加工，尤其是经过在当时明显占有文化霸权和话语霸权的民族知识分子的概括整理和理论论证从而系统化、理论化后，就逐步演变成为完整的思想体系──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一种以民族意识为基础的纲领或理想”，它一旦形成，就成为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促进着民族的形成和走向成熟。

在民族形成以后，尤其是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增强，民族逐渐从一个自在的群体成为自觉的群体，民族所蕴涵的力量就不可抑制地显露出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民族就成为一种能够与国家抗衡的巨大社会力量，而与国家构成一种特殊的二元关系。这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政治关系，关系的双方既可以形成共处、协调的关系，也会形成矛盾、冲突的关系。由于国家和民族的力量都十分强大，它们之间的关系及其不同的性质所产生的影响也相当突出。

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在不同的社会历史和条件下有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但却聚焦于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就是民族是否把国家当作自己的国家，即民族是否认同国家。这意味着，民族与国家形成何种关系，取决于民族是否认同国家。民族与国家认同关系的形成，又取决于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

民族是在王朝国家的基础上形成的。但是.新形成的民族共同体并不认同王朝国家，王朝国家无法解决由自身引发的民族是否认同国家的问题。因为在王朝国家中，国家权力被以国王为代表的王朝所垄断，成为维护国王和王朝利益的工具，而不是维护整个民族利益的工具。王朝国家自身的狭隘性质阻碍了民族对它的认同。随着民族的成熟和民族主义的兴起，这一矛盾变得更加尖锐。逐渐成熟起来的民族并不把王朝国家当作祖国。启蒙思想家“专制之下无祖国”的脍炙人口的口号，就集中地反映了这种矛盾。

在这样的背景下，资产阶级将自己装扮成民族利益的代表，“举起全民族利益的旗帜向王朝利益发起了冲击，资产阶级要用民族利益消灭王朝利益，把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等一切权力转移到‘全民族’手中，并且，整个国家的一切行动和所追求的目标自然均要服务和维护着‘全民族’的利益。”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地位的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于是，资产阶级就聚集起了摧毁王朝国家的巨大力量。

在用民族利益反对王朝国家利益的过程中，资产阶级举起了民族主义的大旗。近代民族主义从它形成的时候起，就内在地蕴涵着建立民族国家的政治要求。“民族主义认为，民族和国家注定是连在一起的；哪一个没有对方都是不完整的，都是一场悲剧。”因此，民族主义不仅在民族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且在民族与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民族主义也正是由于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和民族国家构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彰显了自己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

随着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斗争的深入和不断取得胜利，民族对国家的认同也逐渐形成和加深。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尤其是对国家政权进行了宪政化改造以后，就基本上解决了民族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实现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将国家建立在民族认同的基础之上，建立了民族国家。与此同时，民族也取得了国家的形式。在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日益完善的过程中，民族对国家的认同也不断深化。

西欧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自始至终都体现了国家与民族之间的积极互动。正如莱斯利·里普森所说的那样：“国家在努力的构建民族，民族亦在努力地整合国家。”首先是王朝国家把国民整合为一个民族，实现了国家对民族的模铸。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那样：“民族不是为了产生国家而存在的，民族是由国家创造的。”这样的民族形成以后，又对国家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不仅实现了民族与国家的统一，也使民族取得了国家的外表，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民族。这样的民族也随着民族国家影响的日渐扩大而不断彰显，成为主导性的民族形态，并被界定为现代民族。现代民族因其强烈的政治色彩而与传统民族相区别。传统民族是建立于共同的历史文化联系基础上的人群共同体，其基本属性是文化属性；现代民族是由国家整合而成并取得国家形式的民族，基本的属性是政治属性。如果说传统民族是文化性民族的话，现代民族就是政治性民族。现代民族依托于民族国家而日渐显现强势，因此，近代以来的大多数民族定义都是以此为基础作出的。吉登斯就认为：“‘民族’指居于拥有明确边界的领土上集体，此集体隶属于统一的行政机构，其反思监控的源泉既有国内的国家机构又有国外的国家机构。”并且，“只有当对其主权范围内的领土实施统一的行政控制时，民族才得以存在”。由于构建民族国家过程中民族与国家的互动，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既是一个重建国家制度的过程，也是民族过程与国家过程重合的历史进程，还是一个现代民族最终形成的过程。

西欧民族国家的构建是在王朝国家的基础上进行的，民族国家与王朝国家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民族国家与王朝国家毕竟是两种不同的国家形态，不能将它们混同起来。吉登斯也强调了这一点，他特别指出：“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是绝对主义国家发展的最高阶段，但它仍与民族一国家形态具有相当大差异。”将民族国家等同于王朝国家的观点忽略了一个事实，虽然王朝国家促成了国家民族的形成。但国家民族的形成与民族认同了国家并不是一回事；民族过程与国家过程的统一，并非轻而易举和一蹴而就，它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