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与教训

民族问题的总爆发与苏联解体

戈尔巴乔夫在处理苏联民族问题上的失误和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发展，使民族问题发生了总爆发，打断了改革的进程，也摧毁了联盟大厦。

改革之初，戈尔巴乔夫一如既往地宣布：“民族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革命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社会经济上为民族平等铺平了道路，为拉齐所有共和国、所有区域和所有民族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水平做了特别多的工作。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是十月革命的最伟大的成果之一。”

在民族问题上首先敲响警钟的是1986年发生在雅库茨克大学的俄罗斯族青年和雅库特族大学生之间的冲突，接着是阿拉木图事件。从1987年开始，民族运动具有了有组织的特点，发生了诸如被迫害的鞑靼人要求返回克里米亚、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卡地区的归属、第比利斯事件、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风潮等事件。

苏联的解体虽然表现为民族的分离，实质上并非完全因为民族问题，还因为中央过分集权，地方权力不够。如果戈尔巴乔夫能够及时更新联盟，合理划分联盟中央与地方的权限，问题就不会像滚雪球一样越积越多。在人民代表的选举中，民族主义成了合理的要求。戈尔巴乔夫以公开性和民主化为特征的政治体制改革使得地方民族分离主义恶性发展，联盟中央被架空，联盟国家便走向了解体。

俄罗斯联邦是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面积1700多万平方公里，占苏联的76.3％；人口1.48亿，占苏联的51.3％；拥有苏联63％的固定资产。俄罗斯联邦在叶利钦的领导下，一方面对民族分离主义浪潮推波助澜，另一方面又与联盟中央争权。1990年5月，叶利钦当上了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6月12日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国家主权宣言》，提出“俄罗斯法律至高无上”。随后，其他加盟共和国群起效尤，开启了“主权大检阅”。

正是由于俄罗斯联邦的阻挠，戈尔巴乔夫策划的签署《新联盟条约》的工作一再受阻。1991年“8·19”事件后，由于统一的苏共已不存在，戈尔巴乔夫丧失了影响共和国的最后手段，叶利钦趁机把联盟机构收归俄罗斯联邦所有，率先承认乌克兰独立。12月8日，叶利钦与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克维奇3个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在明斯克签署了关于成立“独联体”的协议，最终从形式上打破了“苏联”这个外壳，苏联这个泱泱大国从此成为历史。

苏联解体带来的启示

首先，培养统一国家认同感十分重要。在一个人口文化成分复杂的国家里，保证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和强大，首先要通过建立和宣传国家的象征，强化全体公民对国家政权的忠诚感。要把维护国家统一建立在法律基础上，避免出现理论与实际的脱节。

其次，应该把民族关系建立在平等、互利、团结的基础上，淡化民族意识的宣传，不要强化民族特征和民族差别。俄罗斯联邦从苏联吸取了教训，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民族政策构想》中规定，俄罗斯继续奉行公民平等和民族平等的原则。为了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俄罗斯联邦用地方自治代替民族自治、用地区优惠代替民族优惠，限制因民族歧视而导致的地方民族主义和违反人权的行为。各共和国可决定自己的经济、政治和语言文化生活，但共和国的国家体制不属于某个民族，共和国是相应区域内所有公民的共和国，还废除了在证件上登记居民民族成分的做法。

再次，要科学地界定民族的概念。苏联以往的民族概念把所有民族都上升到政治民族的地位，这是不科学的。现任俄罗斯联邦总统梅德韦杰夫曾说：“我们确实需要制定出新的办法，尽管在提到新的苏维埃共同体、人民的时候，我们有时会发笑，事实上，这种思想是绝对正确的。问题是这一构成，这样的共同体不是空谈出来的，也不取决于总统或者总书记的意志，这是几十年艰苦地做社会工作的结果。我们可以回想一下，40年前美国还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现在已经完全是一个包容的社会。我们不要不好意思学习。俄国民族的想法绝对是有效的，没必要羞于提起它。”实际上，他是提出了一个塑造国家民族的问题。同样，现在的俄罗斯，“民族自决权”也不再包含有政治独立的意味，而被解释为：保证公民和民族文化同一体选择自主文化发展权力的形式、政治管理的形式，实现自决有两种形式：区域构成和民族文化自治，排除了政治独立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