枝干一体才能蓬勃向上

以刀安仁领导的腾冲起义为主题的国画。资料图片

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内忧外患，浪潮跌宕。受内外因素综合影响，中国人的国家认同发生了重大变化。边疆地区远离中央政权，地处帝国主义侵略前沿。在清政府逐渐衰败和民主革命思想深入传播的综合影响下，少数民族群众的国家认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关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的重大问题。

作为这个激荡时代的弄潮者，云南干崖傣族土司刀安仁立于风口浪尖，他的思想和行动远远走在了近代西南边疆社会甚至是整个中国社会的前列。他的国家认同意识随着人生际遇的改变而改变，代表了辛亥革命前后边疆少数民族国家认同演变的一种轨迹。

土司世家让刀安仁忠于王朝

刀安仁，又名郗安仁，字沛生，傣族，1872年出生，云南干崖宣抚司第24代土司。

土司世家背景赋予了刀安仁忠于王朝的思想，并对他的国家认同意识产生着最为基础的影响。据载，干崖历代土司均对明清王朝忠诚拥戴。这个土司世家对中原文化的向往仰慕之心，可能是其对中央王朝具有坚实国家认同的文化因素。在“中国文化至上主义”看来，这种文化认同甚至“起到超越了政治、宗教乃至种族隔阂的功能”。据文献记载，干崖土司十三世祖刀建章，自愿将土司职位让给弟弟，自己则“退居芦舍，耕读教子”。再从刀氏家族的坟墓来看，1984年，民族史学家傅于尧考察了刀安仁及其先辈刀建章、刀世侯、盖世修、刀盈廷、刀放氏等人的坟墓，从其调查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墓之形制，还是墓表、墓志、祭文中宣扬的忠、孝、仁、义等精神，无一不是受汉文化影响的结果。可以说，刀氏家族对中原文化的认同接纳，为其坚固的国家认同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这个世家的“懿训”和“典则”就是“忠君爱民、敬老慈幼”。作为长子的刀安仁刚一呱呱坠地，便被寄予了遵循“忠君爱民”祖训的厚望。据说刀安仁刚满8岁，其父刀盈廷便请了一个“汉文水平较高”的族官，向其教授《三字经》、《百家姓》、《幼学琼林》、《古文释义》等课程。刀安仁12岁时，又换了一位“颇有学问”的秀才教师。此人名叫蒋贵，兼任宣抚司署的汉文文案。他一直教授刀安仁直至其赴日本留学，对刀安仁的思想影响较大。

在这样一个对中央王朝有效忠传统、对中原文化有仰慕之心的家族中出生成长并接受教育，刀安仁逐渐培养起了传统的国家认同意识。我们可以借鉴史学家姚大力先生的研究成果，把这种传统的国家认同意识解析为两个层次：一是对一姓君主和王朝的忠诚和认同，二是对超越具体王朝而始终存在的政治共同体“中国”的认同。这两个层次的认同，在刀安仁写的诗歌《抗英记》中表现得非常清楚。

刀安仁在诗歌中浓墨重彩地歌颂着大明皇帝及其王朝，并对边疆与中原的关系进行了阐述。他说：“我国的历史宛若滔滔的江流，边关界地就像主流上的支江。我们的祖国就像一棵古老的青树，我们的家乡就像片片树叶郁郁苍苍。江河相通，水流不尽，枝干一体，蓬勃向上。”边疆“是中华大地的门面”，奋勇反抗英国侵略者的目的，就是“让远离边疆的父老们和平安稳”。刀安仁所要表达的意思即边疆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辛亥革命前后，干崖宣抚司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对刀安仁国家认同意识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较早发生的，就是英国对缅甸和干崖的入侵。

抵抗英国侵略令刀安仁萌生主权国家意识

刀安仁出生成长的时代，正值英国加紧侵略缅甸，并企图从西南侵入中国的时期。19世纪20年代以后，英国发动了3次侵缅战争，终将缅甸据为己有。中国西南“藩篱”尽失，地处西南极边的干崖成为英国侵略中国的前沿阵地，原本和谐的外部环境被英国侵略者粗暴打乱。

1891年刀安仁承袭土司职位。这年秋末，英军突然侵入干崖铁壁关地区。刀安仁毫不犹豫地组织队伍英勇抵抗，击退了英军的多次进攻。此后，干崖经常受到英军侵扰，刀安仁就派部队驻扎在铁壁关的大青树营盘，长期坚守。

1898年，中英会勘滇缅边界。由于中方勘界代表刘万胜的妥协退让，中国丧失了干崖、陇川、勐卯的大片土地，包括刀安仁派兵驻守的铁壁关大青树营盘地区。边界划定后，刘万胜强令刀安仁调回守卫在大青树营盘的部队。看到祖国的土地、干崖土司23代世守的领地铁壁关，从此要变为异国土地，刀安仁悲愤交加，誓死不愿撤退。刘万胜竟以欺君之罪、抄斩九族相威胁，刀安仁只得含泪撤军。

这些经历对于刀安仁来说是刻骨铭心的。1899年，为“倾诉对贪得无厌的帝国主义的仇恨，对昏庸无能的清政府的不满”，刀安仁怀着悲愤之情，用傣文写成叙事长诗《抗英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刀安仁对世界的认识，随着英国侵略缅甸继而侵入干崖而得到扩充。他意识到天下之大，不只有大清。同时，他对近代国家的领土、政权、主权、边界等要素和标志，有了更深刻的感性认识，近代主权国家观念由此萌生。

英国侵略使刀氏土司世守的疆土面临从皇朝分割出去的威胁，意味着干崖将失去中央政府的蔽翼。刀安仁在《抗英记》中惶恐地写道，如果家园被英国侵略者占据，边疆各族人民就会成为“无家的臣民”，像“无主的竹蓬”一样“任人糟蹋”。因此，他对清政府寄予很大的期望，英国侵略客观上增强了刀安仁对清王朝的认同感。

在国家衰亡和边疆危机的关键时刻，历史上积淀下来的坚固的国家认同，在保卫边疆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抗击英国侵略者的紧要关头，刀安仁召集少数民族同胞抛开民族情绪，以大局为重，同心同德对付侵略者。

清朝统治的衰败使刀安仁的国家意识发生转变

上面已述及，在中英就滇缅勘界问题进行交涉的过程中，刀安仁对清政府的软弱妥协、昏庸无能、划界失地等行径失望透顶。其实，早在青少年时代，刀安仁就对清廷官员在干崖领地上的嚣张跋扈、任意苛索、胡作非为忍无可忍，到1905年前后，他开始“有志排满”。这意味着刀安仁国家认同的第一层，即对君主和王朝的忠诚开始发生转变。

据说在刀安仁14岁那年，腾越镇总兵丁槐曾借故陷害刀盈廷，因丁槐骄横跋扈在当地引发了很多矛盾。刀盈廷曾向朝廷禀称，1886年在干崖等地开始实行的军粮采买政策，“领价银少，缴米多”，实际上成为一种强买强卖和变相敲诈。1887年驻军借修筑防营之机，在干崖强派纹银千余两，当地民众为此叫苦连天。清廷官员的恶劣行径在刀安仁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之后的抗英斗争中，刀安仁又再次见识了清廷及其官员的软弱无能。尤其是刘万胜划界失地、强令其撤兵的举动，让他实在难以理解和接受。他在《抗英记》中表露了自己的心迹：“姓刘的总兵下发了命令，清朝的大臣心惊目眩：‘向后退让勿惹洋兵，山川原野可以酌情相让。’一声闷雷击中心房，大盆冷水泼在前方。祖辈盘耕的土地为何相让？祖先栽下的果木为何归给异国他邦？古老的民族为何要跪在洋人面前？赫赫的大臣为何发出退令？堂堂的中华为何任人踩肩？这是中华大地的门面，这是傣族祖祖辈辈劳动生息的地方……清朝大臣何以拱手相让？”对清廷及其官员的怨恨和失望在文中表露无遗。刀安仁逐渐发现维护王朝与维护历时性共同体“中国”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并对清王朝丧失了信心。他对清王朝的认同也即将走到终点。

1905年，刀安仁“知清政府之不足有为，遂告替土司职，西游印度”。这次考察最大的收获就是在仰光与进步人士丘仁恩结识，这是“决定其人生归宿的极不寻常机遇，让他踏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丘仁恩见刀安仁“谈吐不凡，有志仇满”，就介绍他与革命人士庄银安、徐赞周、陈甘泉等认识。众人皆有相见恨晚之感，“各倾吐心腹，引为知己。安仁归时慨然以举兵滇边为己任”，并请庄银安等人物色得力人员到干崖相助。

刀安仁在缅甸受丘、庄、徐等革命党人影响后，更坚定了反清的决心，允诺“举兵滇边”。此时刀安仁的国家认同，在君主和王朝这个层次上发生了转变，他不再认同清王朝及其皇帝，开始致力于推翻清王朝统治的革命斗争。不过在推翻清王朝后应该建立怎样的一个国家，刀安仁此时还没有明确的认识。这种思想状况，一直到他加入同盟会、接受民主革命思想后才得以改变。

民主革命思想确立了刀安仁的主权国家观

刀安仁返回干崖后，立即着手开办军国民学堂，并请庄银安等人帮忙挑选教员。庄银安等便推荐革命党人秦力山等到干崖辅助办学，“安仁深喜得人，以校务付托力山”。后来，秦力山成为了刀安仁走向革命的良师益友。在秦力山的建议下，刀安仁决定到日本留学。秦力山为其写了推荐信，让他到日本后去拜见孙中山和黄兴等人。

1905年腊月，刀安仁带了十多个人从干崖启程，经过缅甸、新加坡、香港、上海，于1906年5月抵达东京。在旅日途中，他用傣文写成诗歌《游历记》，记述了自己的沿途见闻和心理活动，成为我们了解当时刀安仁的国家认同意识的宝贵材料。

从《游历记》可以看出，刀安仁赴日留学途中的经历进一步增进了他对世界多国体系以及边界、领土等概念的认识，主权国家观念随之变得更为清晰。在中缅边界，他写道：“我们又来到满是芦苇的荒滩。炎热的气候标志着我们进入了不同经纬的异地──这是中缅两国界地称为芭蕉寨的地方。”此时，虽然刀安仁对清王朝的认同发生了转变，但他仍保持着对历时性共同体“中国”的强烈认同。如到香港时，刀安仁不无感慨地写道：“这是名扬中外的富饶的香港，这是中华版图的一个地方。可是由于当权者的腐败，这块土地就离开了养育她的爹娘！”他称香港为中华版图，并指斥清政府昏庸无能，使这么富饶的一块土地“离开了养育他的爹娘”，充分说明他虽憎恶清王朝，但仍保持着对中国的坚定认同。

刀安仁来到东京后，随即与孙中山和黄兴取得了联系，并在他们的影响下，于5月31日加入了同盟会。孙中山“知道他是云南少数民族加入同盟会的第一人，特别器重，勉励他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中传播真理，宣传革命，组织力量”。刀安仁没有让孙中山失望，很快就约了十几个少数民族留日学生参加同盟会，并为同盟会积极筹措活动经费。

刀安仁虽然加入了同盟会，但由于与同盟会革命党人的接触时间太短，还无法完全理会同盟会纲领的真正含义。随着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胡汉民等革命人士的密切交往，他才逐渐领悟到了其中的精髓。刀安仁弟媳钱郎伴曾经回忆，他们到东京租房子住下后，经常有人来拜访，他们的住所一时成了革命党人的聚会地。“孙逸仙、黄克强、宋教仁、吴玉章、居觉生这些人来家，许多时候都是讲革命的事，召游历、教生（即刀安仁和刀安文）和他们坐着，一讲就是一个晚上，什么满清政府昏庸腐败，列强瓜分中国呀，要推翻满清建立共和呀，要汉、满、蒙、回、藏、傣各族平等，平均地权等，许多许多，连我都听熟了。”

在接受并领会同盟会的宗旨和纲领后，刀安仁的国家认同观念再次发生变化，明确了在推翻清政府统治之后，建立一个“中华”国家的目标。不过，此时革命党人想要建立的“中华”国家，是“在十八行省恢复建立汉族国家”。若是刀安仁理会到这层意思，不知他将如何调处自己的民族身份与建立汉族国家的革命目标之间的关系。

之后，刀安仁一直为实现革命目标而努力奋斗。1908年，他带着林春华、王群、钱克昌和日本教习小室等人回到干崖，表面上“以振兴农桑为名，其实以训练军事教育为要旨”。后因事机不密，遭清廷云南当局取缔。1909年，刀安仁与张文光、刘辅国在腾冲秘密成立了一个核心小组，并担任小组组长。当年12月，他写信通知同盟会仰光支部居正等人，说已联络蒙化、顺宁、永昌、蒙自、腾越、大理、龙陵等地的革命势力，请他们派同志到干崖筹商大事。居正遂带领陈仲赫等人到干崖，后因“清吏已有防备”而作罢。1911年9月，刀安仁与张文光在腾越发动起义，成立了云南最早的民主革命政权，刀安仁任第二都督。

腾越起义成功后，张文光推派刀安仁到上海、南京等地报告腾越起义的情况。刀安仁“欣然就道”，到南京谒见了孙中山，并呈文建议整顿腾、永、龙、顺土司行政，给土司评定品级，颁发服饰印鉴和正式公文。不料，云南军都督府发电报到南京，污蔑刀安仁勾结土匪作乱，妄图兴夷灭汉、帝制自为。有关部门遂将刀安仁逮捕入狱，后移送北京关押。几经辗转，孙中山、黄兴等人才知道刀安仁被拘禁的消息，并将之营救出狱。但因在狱中悲愤过度，加之不习惯北方气候，刀安仁出狱后不久便旧病按发，1913年2月逝世于北京德国医院。

刀安仁从传统的天下国家观和以王朝认同为核心的国家认同中，脱胎出主权国家观和对新的民族民主国家的追求和认同。这种演变远超家乡人们的认识水平，因而难以得到他们的理解。当刀安仁的灵柩运回干崖时，很多人指指点点地说：“召游历不忠不孝，他的土司是皇帝给的，他还要反皇帝。”这也反映出在辛亥革命成功后的较长一段时期，西南边疆的普通民众大部分还停留在以王朝认同为核心的国家认同之上，而刀安仁却远远地走在了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