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问题既包括民族自身的发展,又包括民族之间,民族与阶级、国家之间等方面的关系。民族问题具有多重属性,既表现为经济问题,也表现为政治问题,还表现为文化问题,是一个综合性问题,不可能片面地“政治化”或“文化化”。民族问题的“一个发展三个关系”的论述表明,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工作最根本的方面是促进民族发展,实现民族进步和共同发展;协调民族关系,实现民族平等和团结。 民族问题是从人类社会出现民族以后世界上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之一。古今中外历史证明,民族问题对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对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睦相处具有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始终把民族问题看成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是社会革命和社会建设总问题的一部分,提出了在社会革命和社会建设中解决民族问题的学说,为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国家解决民族问题指明了道路。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也始终把民族问题看成是社会革命和社会建设总问题的一部分,提出要在社会革命和社会建设中不断解决民族问题。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直重视国内的民族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的理论,深刻地阐明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并把国内的民族问题看作是中国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但是,根据当时中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的性质和民族民主革命的社会革命性质,在民族问题的认识上更多地强调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的关系。如1934年1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民族的压迫基于民族的剥削,推翻这个民族剥削制度,民族的自由联合就代替民族的压迫。”这一论述精辟地概括和揭示了民族压迫产生的根源、消除民族压迫的途径、代替民族压迫的新的理想目标、民族社会政治压迫与社会经济剥消的关系,为中国各少数民族的解放事业指明了道路。他的这一论述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有关论述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即阶级社会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1938年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地位》一文中,毛泽东透彻地论述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这些理论深刻地揭示了民族斗争的实质不是民族之间的矛盾斗争,而是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毛泽东的阐述对正确制定抗日战争的方针、策略,制定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起到了理论指导作用,也为后来一些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指明了方向。 另外,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中,提出了“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的论述。他在谈到私有制制度下的种族问题时提出了“在非洲、亚洲和全世界各地都有种族歧视的现象。种族问题实质上是阶级问题”。这些论述揭示了私有制社会的种族问题、民族问题、民族斗争产生的根源和实质。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民族问题。中共十三届四、五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要搞好民族工作,重视民族问题,认为民族问题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大问题,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繁荣富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是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消除民族隔阂,建立民族间信任和民族间平等、团结、互助的关系,使民族问题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不断得到解决。 值得注意的是,1984年6月,邓小平针对香港回归问题明确指出:“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1986年9月,邓小平答美国记者问时强调说,“国家的统一(台湾同大陆统一),这首先是个民族问题,民族的感情问题。凡是中华民族子孙,都希望中国能统一,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这一论述为我们认识民族问题概念打开了思路。 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概念的理论概括 1992年1月14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民族问题既包括民族自身的发展,又包括民族之间,民族与阶级、国家之间等方面的关系。”这个阐述,揭示了民族问题的内涵,其内容至少包括4个方面:民族自身的发展,民族之间的关系,民族与阶级之间的关系,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即一个“发展”、三个“关系”。这是江泽民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世界民族问题的广度、解决民族问题的战略深度提出的著名论断,是我们党关于民族问题内涵的第一次全面、深刻的阐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民族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是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大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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