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探《西凉乐》民族之源

盛名卓著的《西凉乐》是我国古代居于今甘肃一带地区的各民族音乐文化艺术。汉以来，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西凉地区音乐和中原、西域等民族音乐进行了广泛的交融，被当时的宫廷以及后来的佛教寺院所利用，从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提高，形成了我国古代自南北朝至唐数百年间盛行不衰的具有西凉地区独特风格的音乐文化艺术。

但近年来，我国一些学者在论述《西凉乐》的来源时，常常喜欢使用《隋书·音乐志》中的一条材料：“西凉者，起于苻氏之末，吕光、沮渠·蒙逊等据有凉州，变龟兹声为之，号为《秦汉伎》。魏太武既平河西，得之，谓之《西凉乐》。至魏周之际，遂谓之《国伎》。”“变龟兹声为之”，由于有了这一句，于是，认为《西凉乐》是以《龟兹乐》为主要基础而形成的。如霍旭初同志在其《龟兹乐舞史话》一文中指出：“《西凉乐》主要是以龟兹和中原乐舞为基础，同时吸收了西北其它民族乐舞成分……”又有阴法鲁先生在其所撰《唐宋大曲之来源及其组织》中说：“《西凉乐》实源于《龟兹乐》……《西凉乐》本源于《龟兹乐》，则所谓管弦与鼓舞诸曲，因皆可谓为《龟兹乐》矣。”甚至还有些同志将盛唐之际西凉地区所产生的《凉州》、《甘州》、《伊州》等大曲，也说成是“变龟兹声为之”的《西凉乐》。如谷苞同志在《“龟兹乐”与“十二木卡姆”》一文中说：“《甘州》、《凉州》、《霓裳》等，都是由吕光将龟兹乐队迁到凉州后，‘变龟兹声为之’……正宫调、道调宫、仙吕宫、黄钟宫等四调中的四个梁州（即凉州）大曲，如前所述都是‘变龟兹声为之’的《西凉乐》”等等。事实如何？我们从大量的史料记载来看，并非如此。下面不妨试析一下。

“变龟兹声为之”之说，并不等于说《西凉乐》是以《龟兹乐》为基础而形成的。“变”指何而言，怎样解释“变”的内涵意义？笔者理解“变”是指性质、状态或情形与原来不同，故而称“变”。从音乐角度来看，这里包含着一定的吸收成分和某种融合情形。从而形成以其本来音乐为基础；又有和新吸收的音乐成分所交融的一种新音乐艺术。如果说《西凉乐》及《凉州》等大曲都是“变龟兹声为之”的话，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所谓“变龟兹声为之”，只是针对吕光时期而言，并不包括汉代的西凉音乐和唐代的《凉州》、《甘州》等大曲。从一些史书记载中，得知《西凉乐》是自汉至唐数百上千年间，西凉地带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音乐艺术。为此，下面对此加以简要论述，和上述同志进行磋商，其中可能谬误甚多，就正于各同志师长。

汉至晋西凉民族史简叙

从历史上看，西凉一带是我国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聚居地，乐舞艺术已是当地人民劳动和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早在西汉年间（公元前149年），汉武帝统一北方时，就将西凉民族音乐带回了长安宫廷，由当时宫廷乐府总管李延年列入乐府之中，作为宫廷乐舞中经常演出的节目之一。据《辽史·音乐志》云：“汉武帝以李延年典乐府，稍用西凉之声。”说明比吕光（公元385～398）早近五百年之久，西凉一带就有自己民族的音乐艺术了。

汉以后，河西地带仍是多部族杂居地区。这一点可以从1977年6月，甘肃省博物馆在酒泉县发掘的丁家闸五号墓了解到。该墓是一座东晋十六国时代的彩绘壁画墓。据考证时间为西凉李暠“喜缘饰祥瑞，以自表异”的具体体现（见《晋略·李暠传》）。东晋安帝隆安四年（公元400年），凉州大姓李暠据敦煌自称凉公，建立西凉政权。义熙元年（公元405），李暠迁都酒泉。敦煌的许多豪门大族及其士人，亦随往酒泉。为此，此墓为研究十六国初期河西地区的民族融合，音乐文化等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其墓壁画中共有五种人种形象，经有关学者鉴定：第一种显系汉人；第五种似为儿童（可不作考证）；第二、三、四种形象的特征，一多辫发，一为披发，均为赀虏，其中有拓跋鲜卑，有羌人。壁画中有一男乐伎弹卧箜篌；第二、三、四为女乐伎，第二人弹琵琶，第三人吹长笛，第四人双手拍腰鼓。另一男乐伎左手摇鼗鼓，右手执鼓槌。

卧箜篌，据仔细观察壁画，可隐约见到面板上有固定音柱（品），类似琵琶，故考其为卧箜篌。卧箜篌有别于胡乐之竖箜篌与凤首箜篌，源流甚早。据《史记·武帝本纪》云，其器始见于李延年时代。到隋唐时，宫廷伎乐《西凉乐》中乃有卧箜篌之乐器。

琵琶，被考为秦、汉两代所制的“秦汉子”，其形为《旧唐书·音乐志》所云：“琵琶，四弦，汉乐也”，又云：“今清乐秦琵琶，俗谓之‘秦汉子’，圆体修颈而小，疑是弦鼗之遗制。其他皆充上锐下，曲项，形制稍大，疑此汉制。兼似两制者，谓之‘秦汉’，盖谓通用秦、汉之法。”考之壁画，乐伎所奏的琵琶，体圆柄直，四弦，十二柱（品），以手弹弦，故此琵琶当为兼有秦、汉两制的‘秦汉’，大约为魏晋时期流行之琵琶遗制。

壁画中的单管竖吹之笛，似即汉魏六朝流行之六孔长笛。聂崇义《三礼图》云：“汉丘仲作笛，长二尺四寸，六孔。”

腰鼓，《新唐书·礼乐志》云：“西凉伎，有腰鼓，齐鼓，担鼓。”陈旸《乐书·魏鼓》云：“昔苻坚破龟兹国，获羯鼓、 鼓、杖鼓、腰鼓。”壁画中的腰鼓，以双手拍之，似为苻坚秦国大将军吕光灭龟兹后，传入河西之西域乐器。

鼗鼓，壁画中乐伎左手持鼓柄，柄上一小蹦，右手持一鼓槌。据学者研究鉴定“或魏晋时期的鼗鼓。”“其器有旁耳，可摇之以自击，同时尚可以鼓槌击之”。

此外，壁画中歌舞由两名女舞伎组成。舞伎一，头挽四髻，身着朱砂，两足跨开，两手各执一方扇。另一舞伎右跨步下蹲，眼望立舞者，口微张，似正歌唱，两臂举起，两手作节拍状。据《通典》卷一四五云：“其鞞舞，梁谓之鞞扇舞也，幡舞，扇舞今并亡。”唐代扇舞亡失，应与魏晋之鞞扇有密切关系，乃汉代鞞舞发展演化而来。壁画中的舞伎似即此扇舞，为后凉中的歌舞，十六国初西凉李暠王室舞种之一。

上述古墓壁画印证了十六国初期河西一带乐舞的真实情况。就乐器而言，只一件腰鼓为西域之器，说明并非《西凉乐》之基础。

此外，从吕光平西域的历史情况看，并不是只带回了龟兹一个小柄的乐舞艺术，而是三十多个西域小柄的地方产物，其中包括乐舞艺术和伶工舞女。据《魏书》卷九十三载：“坚（即苻坚）以光（即吕光）为绕骑将军，率众七千讨西域（《十六国春秋》云：“兵十万，铁骑七千”），所经诸国，莫不降附。至龟兹，王帛纯拒之，西域诸胡救帛纯者七十余万人，光乃结阵为勾 之法，战于城西，大破之，斩级万余，帛纯逃走。降者三十余国，光以驼二千头，致外国珍宝及奇伎异戏，殊禽怪兽千有余品，骏马万余匹而还。”上文所示，非龟兹一国，而是西域三十余国的“奇伎异戏”。这三十余国的民族乐舞艺术，无疑都对《西凉乐》的发展与提高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为什么西凉地区的各民族人民能如此融洽地吸收上述西域各民族的乐舞艺术呢？这是有一定历史根源的。从一些史书文献记载中，使我们清楚地知道，上述三十余国中的一部分民族本来是由甘肃河西地带迁徙到西域的。早在秦汉期间，我国一些古老的民族：塞种、月氏（月支）、乌孙，都曾居住于甘肃河西走廊一带地区。以后才陆续向西迁徙到今新疆和新疆以西地区。它们中最早西迁的是塞种。月氏原来也是居在“敦煌、祁连间”的游牧民族，即战国时的“禺氏”。“月氏”“禺氏”本是同音异译。月氏中一支最强大的部落，当时居于祁连山以北的昭武城（今甘肃张掖西北──笔者注）。其城被匈奴破后，西迁于西域葱岭地带，后来号称康国。《魏书》卷一百二云：“康国者……月氏人也。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踰葱岭，遂有其国，支庶各分王，故康国左右诸国，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西域诸国多归之。”月氏民族十分喜好乐舞艺术，拥有许多我国古代乐器，如大鼓、小蹦、琵琶、五弦、箜篌、笛等。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舞蹈《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就是出自于这个民族。羯鼓也是月氏民族创造的。

乌孙原本与月氏为邻，是“共在敦煌、祁连间”的游牧民族。最初它常受邻居月氏的欺侮，后来在匈奴的帮助下向西攻打并赶走了月氏，占据了伊犁河流域及其以西一带地域。其政治、经济中心在阗池（今伊塞克湖）附近。

上述塞种、月氏、乌孙等游牧部落族，都是从甘肃河西出发，先后沿着天山以北的同一条路线，连续不断地向西迁徙。这条路线，为开通古丝绸之路，打下了基础。后来张骞出使西域时，上述民族已定居于西域地区，并成为当地势力强大的民族。尤其是月氏最为突出，以祁连昭武城为“昭武九姓，发展了康、石、米、何、曹、史等（见《高僧传》），为西域最盛之国。然而，任何一种民族的迁移，并非全部。如汉代湟中地区小月氏向东北迁徙，游牧于令居（今河西永登县）。有的向南进入祁连山以南与羌族杂居，史称湟中月氏胡。在河西张掖一带也有不少，被称为义从胡（均见《汉书·西羌传》）。《三国志·魏志》卷三十引《魏略·西戎传》中还说，河西及金城（兰州）诸守将部下，多有小月氏士兵。唐诗人白居易“胡腾身是凉州儿，肌肤如玉鼻如锥”之句，说明月氏人到唐代时仍在河西居住或游牧。《魏书》卷一百二说月氏民族“人皆深目高鼻”。证明舞“胡腾”之“凉州儿”为月氏种族。上述情形使我们了解到能歌善舞的月氏人，并没有全部离开河西地带。因此，他们的乐舞艺术仍在河西走廊流传着。

以上历史使我们知道，古代甘肃和西域一些民族本来就有着一定联系，所以吕光从西域带回的“奇伎异戏”，其中一部分本来就是由甘肃河西迁去的，因而也就很容易和当时的西凉乐舞艺术相融合。加上前述的汉武帝平西凉得到当地乐舞用于宫廷乐舞之中的历史事实，以及西凉地区民族西迁的真实情形看，西凉地区各民族在吕光灭龟兹前，不仅有自己的音乐、舞蹈艺术，而且早在西汉年间就开始向中原和西域地区进行了大量的传播。

《西凉乐》是古代甘肃各民族音乐艺术的总称

从一些有关西凉民族音乐的文献记载中得知，《西凉乐》本身并不是某一个民族的音乐，而是属于古西凉地区各民族的音乐文化艺术。其中有河西匈奴、河西鲜卑、吐谷浑、部落稽（稽胡）、仲云（小月氏）、羌（党项羌、白狼羌）、氏、汉等民族的音乐艺术。那么《西凉乐》到底拥有古西凉地区哪些民族的乐曲，因年代甚久，现已无法做全部考证。据《新唐书·礼乐志》载：“周、隋始兴《西凉乐》杂奏，至唐存者五十三章，而名可解者六章而已。一曰‘慕容可汗’、二曰‘吐谷浑’、三曰‘部落稽’、四曰‘距鹿公主’、五曰‘白净王’、六曰‘太子企喻’也。其余辞多可汗之称，盖燕魏之际鲜卑歌也。”上述重要记载表明，《西凉乐》到唐初仅存五十三章，其中名称可理解的只有六章。下面分章进行考证，看究竟是不是“变龟兹声为之”。前三章很明确是指古西凉地区的少数民族音乐艺术。

“慕容可汗”是河西鲜卑民族的音乐。就上文末句“辞多可汗之称，盖燕魏之际鲜卑歌也”，说明了鲜卑民族的音乐艺术在《西凉乐》中占有较大的数量。古代鲜卑民族是居于我国东北一带地区的，怎么会出现在河西地带呢？这个问题需要在此说明。鲜卑一名初见于《后汉书·鲜卑传》中，载有鲜卑族源于鲜卑山（今内蒙古哲里木盟一带），后逐步南迁。至公元四世纪初，分裂成许多部分：东部主要有宇文部、段部、慕容部；西部主要有拓跋部、秃发部、乞伏部。其中秃发部曾于公元四世纪末到五世纪初，西迁到甘肃河西走廊一带地区和今青海东北部一带建立了南凉王国，慕容部其先祖原居于徒河之青山（今辽宁义县），公元四世纪初（西晋永嘉之乱时）西迁祁连山南一带地区，建立了畜牧经济的封建王国。乞伏部在东晋时西迁到今甘肃陇西建立了西秦国，建都于金城（今兰州）。这一历史证明，《唐书》记载的《西凉乐》中鲜卑民族音乐是由上述鲜卑各部落的民族音乐所组成。“慕容可汗”为鲜卑慕容部的音乐而无疑。

另一章“吐谷浑”也是居在甘肃河西的一个民族。公元五世纪至六世纪时，吐谷浑国力很盛，其领域北濒洮河（今甘肃临洮一带），西至鄯善。且末，南连雪山，北包祁连，曾掌握当时中西交通孔道。隋朝时，一部分归附隋朝，一部分独立发展。《新唐书·地理志》云：“吐谷浑自凉州徙于鄯州（今青海乐都地带──引者注），不安其居，又徙于灵州（今宁夏──引者注）之境。”吐谷浑人视凉州为故土，宏化公主等人都归葬于凉州。甘肃武威（凉州）曾经出土唐代吐谷浑墓碑六块，系宏化公主、慕容忠（即苏度摸末）、金城县主、慕容宣赵、慕容明、慕容曦光的墓志。这些都可证明吐谷浑民族是居于甘肃河西的，“吐谷浑”一乐章是古代居于甘肃的吐谷浑民族的音乐，看来也是不可非议的。

还有一章“部落稽”。从名称上看也是指古代居于甘肃河西地带的部落稽民族的音乐艺术。部落稽在古代又称稽胡，是匈奴民族的后裔。居于河西北部，约今张掖临泽县一带。北周时（公元560年）其部落被杨忠（隋文帝之父）等所破，归顺于周朝。说明此乐章是这一时期进入朝廷的。列入《西凉乐》的原因是，其民族居于西凉地带。从《唐会要》三十三卷中将其族列为国名之一的情形分析，可推论其乐间章入宫廷被列入《西凉乐》的时间，离唐代是不会太久远的。因为它是唐代《西凉乐》五十三章中名可解的仅六章之一。

后三章：“钜鹿公主”是十六国时期后秦姚苌时的音乐。据唐杜佑《通典》卷一百四十五云：“梁自钜鹿公主，歌词似是姚苌时歌，其词华音与北歌不同。”姚苌，甘肃羌人，就上文分析，“钜鹿公主”音乐可能为羌族音乐，“其词华音”说明羌人受汉文化影响最深。此外，“白净王”“太子企喻”《通典》一百四十五卷中有记载：“梁乐府鼓吹，又有白净皇太子、小白净皇、太子企喻等曲。隋鼓吹有白净皇太子，与北歌校之，其音皆异。”上文示，梁，即南北朝之南朝梁国（502～557年）其乐府鼓吹部有“白净皇”和“太子企喻”乐曲。有所不同的是“王”与“皇”不同，但此两字意思相近，可能释音所致。重要的是上述乐曲到隋统一时，其朝鼓吹乐中也有“白净皇太子”乐曲，但与北歌原有同名乐曲对照，音乐不一样。这是什么原因？首先应对“北歌”进行考源。“北歌”即北方民歌，它是在北方少数民族和汉民族长期杂居，各民族文化的融合，形成了当时北方文化的特点，即《企喻歌》。这种歌很可能发展为乐曲。由北方传入南方，又在南方进行发展演变，故到隋“与北歌校之，其音皆异”。至于“白净皇太子”乐曲，可能是北歌“白净皇”和“太子企喻”两曲（歌）连曲演奏（唱）而形成。因此种以几支乐曲连成一曲的情形在古代是常有的事，如古曲“沙隔玉”就是由“浣溪沙”（前半）、“玉娥枝”、“浣溪沙”（后半）组成（见杨荫浏《十番锣鼓曲》）。再如“妲妃催花曲”是由“戏妲妃”“催归调”“花鼓调”“了缓曲”组合而成（见李凌《广东音乐》）。但流传到唐朝的《西凉乐》中的“白净王”和“太子企喻”乐曲，看来没有进行上述组合演变情况，因而仍为两个乐曲。说明同为一种乐曲音乐，经两种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数年演奏，已产生了不同发展与演化，尤其在南朝，由于地理环境、生活语言与北朝之差异，故产生更大的变化。上述记载表明《西凉乐》五十三章中名可解的六章无一章与《龟兹乐》有关。剩下来的四十六章无名称记载的乐曲，是否有《龟兹乐》成分，不得而知。按《唐书》“其余辞多可汗之称，盖燕魏之际鲜卑歌也”的记载表明与《龟兹乐》无关。“可汗”不是乐名，《通典》云：“北虏之俗皆呼主为可汗。”

综合上述情况分析，《隋书》说《西凉乐》是“变龟兹声为之”；而《唐书》却说《西凉乐》是“盖燕魏之际鲜卑歌也”。两处记载看起来是矛盾的，其实不然，两种说法正是概括了两种不同时期的西凉地带各民族音乐艺术。前者概括地说明了吕光时期将《秦汉伎》（西凉乐）和他从西域带回的“奇技异戏”，在其所谓三河王宫中进行演奏的音乐。而后者却从《西凉乐》部的章数及歌辞名称作了较详细的记叙。《唐书》的这一重要记载，使我们不得不回顾与东晋对峙的五胡十六国历史。在那长达一百三十多年的历史动乱年代中，西凉地带处于民族杂居的情形。“燕”是指前燕、后燕（均为十六国之一）、鲜卑人所建立的政权。前、后、南燕是前所说的鲜卑慕容部，起先在中原一带建立政权，后被前秦苻坚、北燕冯跋、东晋所灭，迁徙到河西南部地区建立了畜牧经济的封建王国。据《十六国春秋》卷五十云：“河州刺史慕容超复使左仆射张华给事，中宗正元献大乐伎一百二十人于秦。”同书卷六十四云：“苻氏之败，太乐诸伎悉入于燕，……且太乐诸伎皆是前世伶人，不可与彼使移风易俗……”又云：“太上五年春正月正旦，超（慕容超──引者注）朝会群臣于东阳殿闻乐，作叹音佾不备，悔送伎于秦。”上述记载表明了十六国时期，苻秦在统一北方时，河州今甘肃临夏地带，刺史慕容超（鲜卑慕容部）将其大乐及一百二十人组成的乐队进贡给苻坚前秦朝廷（长安），后来苻坚北败灭亡后，北方的统一又被分裂，其宫廷大乐及伶人被鲜卑人所建立的南燕得到。于此同时原来被前秦控制的一些少数民族首领在西北地带又建立了一些小柄家。其中一国之主慕容超见其音乐残缺不全，后悔不该将大乐和众多乐工送给苻坚秦国。

“魏”是指鲜卑民族拓跋部在我国北方建立的北魏政权。起初号代，名代国，后被苻坚所灭，遂又壮大，于公元386年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建立政权，国号魏，史称北魏。这就使我们明确了《唐书》“盖燕魏之际鲜卑歌”是指东晋与北魏之际流行在古西凉（今甘肃）及其周围地区鲜卑民族的音乐艺术。

《隋书·音乐志》还说：“至太武帝平河西，得沮渠、蒙逊之伎，宾嘉大礼，皆杂用焉。此声所兴，盖苻坚之末，吕光出平西域，得胡戎之乐，因又改变，杂以秦声也。”上文“杂以秦声”之秦，应该理解为五胡中最盛的苻坚秦国的音乐。“此声所兴，盖苻坚之末”是说《秦汉伎》（西凉乐）在苻坚末期兴旺，而不是说苻坚秦国原来没有这种音乐。据史书记载，苻坚秦国拥有大量的乐舞艺人。《隋书·音乐志》云：“慕容垂破慕容于长子，尽获苻氏（苻坚）旧乐。”又云：“太元间破苻永固（苻坚），又获乐工杨蜀等，闲练旧乐，于是金石始备。”上述记载说明苻坚秦国宫廷是有乐舞艺术的。还使我们清楚了，在东晋孝武帝太元年间（公元376），东晋朝廷曾数次获得苻坚秦国宫廷乐工数人和鲜卑人建立的后燕政权也曾“尽获苻氏旧乐”。由此可见，在魏太武帝未平河西之前，以及吕光未平西域之前，苻坚秦国就已形成过其宫廷乐舞艺术，这种乐舞很可能被称为《秦汉伎》。这就和《西凉乐》最初被称为《秦汉伎》的历史相吻合了。那么《秦汉伎》到底是指何而言呢？“秦”不用说是指公元前306～209年，曾统一中国的秦朝，苻坚秦国效仿前古强大的秦朝，意为其国统一天下之象征，在十六国时期苻秦也曾一度统一过中国北方。“汉”是指汉朝。据《通典》卷一百四十一云：“《西凉伎》即是晋初旧声，魏太武平凉州所得也，秦汉二代是魏晋相承之乐。”说明《秦汉伎》是魏晋沿承秦汉两朝的音乐。西晋灭亡后，这种音乐流落到张氏统治的凉州地带。后来苻秦强大灭凉州张氏，得到了这种《秦汉伎》，列入其宫廷。据《隋书·音乐志》载：“清乐，其始即清商三调是也。并汉以来旧曲，乐器形制并歌章古辞与魏三祖所作者，皆被于史籍，属晋朝迁播，夷羯窃据，其音分散，苻永固平张氏，始于凉州得之。”说明《秦汉伎》最初形成的原因。然而这种《秦汉伎》被史书称为“其乐具有钟磬，盖凉人所传中国旧乐，而杂以羌胡之声”的音乐。说明了在魏太武帝平河西之前，苻坚平凉州得到的音乐，就是历史上记载的“中国旧乐”，其中包括中原汉族的古老乐器钟、磬之类。诚然，这种“中国旧乐”在甘肃及其周围民族地区与当地少数民族音乐进行了从前凉张氏到苻坚（376年灭前凉）、吕光（402～414年）、沮渠·蒙逊（415～432）、沮渠·牧犍（432～439）共六十年之久的互相吸收、融化，使中原汉族的古老乐器钟、磬等和乐曲，到魏太武（439）灭北凉（平河西）时，已“杂有羌胡之声”了。“羌胡”即羌族。在古代，羌族主要居于甘肃南部地区。据《周书·帝纪》卷一云：“渭州（甘肃陇西一带──引者注）及南秦氏羌连结，所在蜂起，南岐至于瓜、鄯州据郡者，不可胜数。”又据《隋书》卷八十八载：“党项羌者，三苗之后，其中有宕昌白狼，自称弥猴种，东接临洮、西平，西拒叶护，南北数千里，……有琵琶、横吹，击缶为节。魏周之际数来扰边。”上文“宕昌”“临洮”均为今甘肃武都、定西两地之县名。“叶护”在今岷县与会川县之间，现留名为“叶护桥”。可见，“杂以羌胡之声”是指上述羌族的“琵琶、横吹、击缶为节”的音乐。上述情况表明，在吕光居凉州以前，《秦汉伎》已在苻坚秦国兴起。是一种由“中国旧乐”“杂有秦声”和“杂以羌胡之声”以及前述鲜卑民族音乐所组成的一部伎乐。

那么魏太武帝平河西“得沮渠·蒙逊之伎”的音乐，是不是吕光时期“变龟兹声为之”的音乐呢？从《隋书·音乐志》另一处记载中得知，在魏太武帝平河西之前三十年左右，吕光死时、它所得到的西域“胡戎之乐”中的龟兹小乐队已不存在于凉州了。据《隋书·音乐志》云：“龟兹者，起自吕光灭龟兹，因得其声。吕氏亡，其乐分散，后魏平中原，复获之，其声后多变易。”上文示，吕光后凉国所设立的宫廷乐舞中，那些龟兹艺人在他统治到第十三年时，其国被羌人姚苌所建立的后秦灭亡之后，流落到了中原地带，被北魏得到，设入其宫廷乐舞中，号《龟兹乐》。而三十多年之后，魏太武帝平河西得到的《秦汉伎》设立在其宫廷乐舞中，并改名为《西凉乐》，和《龟兹乐》分别设为两部伎乐，均以西凉、龟兹地名为乐名。这说明此两部伎乐是完全不同的。笔者认为，龟兹艺人到凉州后，在吕光所谓三河王宫廷乐舞中，只是一个部分，它只是一个小乐队，并没有被完全融化，也不可能成为《秦汉伎》的基础，因为短短的十三年后这个龟兹艺人乐队已完整无缺的离开了西凉。

《西凉乐》进入北魏首都平城和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又产生了变化。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北魏、西魏，北周均为鲜卑民族建立的政权。由于鲜卑民族在中国北方统治了长达一百九十五年之久，故而使《西凉乐》在原有鲜卑民族乐曲的基础上，增加了当时流行在西凉及其周围地带的鲜卑民族音乐。这一点从“魏周之际”将《西凉乐》奉为《国伎》的历史事实中可得到充分的证明。毫无疑问，无论哪一个民族在它当政期间，对其本民族的文化，其中包括音乐文化，首先得到重视和推广。这一点也可以从隋朝汉族当权后将《国伎》改为《西凉伎》以及将《西凉伎》原居七部伎首位，改排在汉族乐舞《清商伎》之后的事实中得以证实（见《隋书·音乐志》）。同时也使我们明确了史书所说《西凉乐》在“魏周之际，遂谓之《国伎》和唐代的《西凉乐》五十三章中“辞多可汗之称，盖燕魏之际鲜卑歌也“以及名可解的“慕容可汗”“吐谷浑”是鲜卑民族音乐的原因。以上事实，足以说明，吕光时代“变龟兹声为之”的《西凉乐》和魏太武帝得“沮渠·蒙逊之伎”之后的《西凉乐》已大不相同了。也可能由于当时《西凉乐》是一部乐曲数量不多的伎乐，还没有形成“杂奏”（即分章演奏）的局面。至以后的数年中，尤其是魏周之际，增加了相当数量的鲜卑民族乐曲或由其民族人民所唱的歌曲改编而成的乐曲，所以产生和形成了“自北周、隋始兴《西凉乐》杂奏”的繁盛局面。为此《旧唐书·音乐志》记载说：“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其曲度皆时俗所知也。说明《西凉乐》在北朝时期得到了很大发展。

那么，数量繁多的西凉各民族乐曲所组成的西凉乐部，经隋至唐初不到五十年功夫为什么会出现由原百数首以上的乐曲变为“至唐存者五十三章、名可解者六章也“的萧条局面呢？这是由于隋文帝杨坚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排斥的结果。宋大昌《演繁露》卷十云：“隋高祖意在忌胡器物、涉胡言者，咸令改之。”隋朝建立后，宫廷沿袭了北周的乐制，含有许多西北和西域少数民族的乐舞成分。这使一些信奉神秘主义的保守派十分反对的，它们认为这种杂有“边裔之声、音乱华”的音乐，是绝对不能适应隋朝统治阶级需要的。于是，宫廷上下在隋文帝直接插手下，围绕着如何制订一部能反映隋朝统治者意志的乐制，展开了七年之久的争论。下面抄录几段当时记载来说明这一点。

“梁乐、亡王之音，奈何遣我用邪！”

“其后魏‘洛阳之曲’（指《西凉乐》）……后周所用者，皆是新造，杂有边裔之声，音乱华，皆可不用，请悉停之。”

“我（指文帝）受命七年，乐府犹歌前代功德邪！”（见《隋书·音乐志》）

用今天的话来说：梁国是一个战败国，其音乐是亡国之音，我隋朝皇帝怎能用这种音乐呢？……我登位已经七年有余，宫廷所奏的怎么还是前朝（指北周）的音乐呢？难道还要继续歌颂前朝帝王的功德吗？

上述引文清楚地证明了隋文帝对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排斥，使我国古代各民族文化，包括音乐文化，受到了巨大的损失，从而造成了《西凉乐》到唐朝只剩下五十三章，其中乐章名称已大多不可理解的局面了。

综合前述进行梳理，《西凉乐》最初是以苻坚秦国氐羌民族和中原汉族的音乐为主要基础，随后又吸收了西域“胡戎之声”和西凉匈奴人沮渠氏的音乐（即“部落嵇”），然后在魏周期间增加了大量鲜卑民族的音乐，所组成的一部大型伎乐。其乐队编制也是数代宫廷乐舞中最大的一部。仅乐器就有钟、磬、弹筝、搊筝、卧箜篌、竖箜篌、琵琶、五弦、笙、箫、大筚篥、竖小筚篥、横笛、腰鼓、齐鼓、担鼓、铜钹、贝（海螺）等。由二十七名乐工组成（不包括舞工、歌妓等）。还说明了无论任何一部伎乐，随着历史的发展都会出现内容的变化。

无论任何一部伎乐，它所包括的乐舞内容及曲目数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长河的向前流动，每个乐部的内容及乐曲数量也就随之变化。旧的音乐失传了，新的乐曲又产生了，如上述魏武帝将西凉乐舞“择而存之”，说明并非全部带归平城。未选择上的那一部分，一是失传，二是流落民间。这种变化产生了各个乐部不同时期包括着不同地域的乐舞成分，同时也说明了任何一部伎乐从它形成到兴旺与衰弱的变化，都是与历史上复杂的地域变革和民族变迁分不开的。然而这种变革在古西凉地带尤为突出，正如已故的欧阳予倩先生在其主编的《唐代舞蹈》一书中所论述的那样：“西凉是与东晋对峙的北方十六国之一，位于现今甘肃西北部，是中原通西域的交通要道，先后有汉、鲜卑、匈奴、氐各种民族的统治者占领过这个地区……《西凉乐》中虽有《龟兹乐》的成分，也有中原一带汉族乐舞的成分。但主要仍然是具有西凉地区特色的乐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