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零后的“裸婚”时代

孙云晓。

“从50年代以来，社会的发展什么都经历过了，唯独没有经历一个正常的年代。每一代人，都会感觉，怎么苦果就落在我们头上啊？????这样的时代结束以前，几乎每个年代人都会有叫冤叫屈的心理：凭什么我们埋单啊？其实上下好几代，都付出过自己的代价。”

⊙ 记者：张蕾

朱学勤（1952年～），中国当代学者，上海人。1991年至今任教于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50后”的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最近刚从报纸上学到了一个新词儿：“裸婚”。

“我觉得很诧异。印象中，‘裸婚’再正常不过了：往上数好几代人，不都是两口旅行箱放一起，单人床拼成双人床，就结婚了么？怎么现在突然成为一个很不正常的事？‘婚’需要有勇气去承担，承担了以后还有可能走向失败，这让我很吃惊。我不是指责（年轻）这一代人，只是这个时代变化太快太大，这不正常。”

30多年前的“裸婚”

1976年，24岁的上海人朱学勤还在河南的一家工厂做工。这一年，持续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即告结束；这一年，朱学勤准备结婚，对象是在家乡念中学时认识的女子，他们一起下乡插队，一起招工进厂，共处超过10年。

在那个年代结婚，最焦灼的问题是，“准许结婚的年龄和女方生孩子的年龄挨得很近”。根据规定，工厂里两个人结婚，必须有厂方开具介绍信。因为有晚婚政策界限──“两个人加起来满五十岁”才行，而女方的生产年龄大限在30岁，所以掌握好结婚时间是头等大事。

“那个时候人活得很可怜，物欲压得很低。那个时候结婚还是经济上很有理性的安排。”朱学勤算了一笔账，结婚前两个人吃食堂，一个月合计40元，而其时两人月工资各为37元，也就是说，吃饭费用占到总收入的60%～70%。而婚后两人一起做饭，可节省开支，最多花30块钱。

结婚还有一个附带的好处，就是终于可以离开集体宿舍，过有私人空间的生活。

以上三点便是他们能够想到的结婚的主要理由。

而结婚的准备工作，几乎只有一项，就是要向工厂行政科申请结婚住房。

“计划经济时代，住房都是公家解决，住房压力没有现在那么大，但压力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比如你得干等，得排队，很气人，等到了也是破旧的房子。好朋友来帮忙，把墙刷一刷整一整。”在付出时间和耐性后，作为婚房的筒子楼到手。厂子又从单身宿舍调来两张单人床给他们，两床一拼，人生在这间十三四平米的小屋子里，掀开新篇章。

朱学勤夫妇打算旅行结婚，去广西桂林。这在当时已经算是有点小特殊。

“那时候的人一般连旅行的欲望和要求都没有。”朱学勤说。在当时他们的心中，桂林是全中国最美的地方。而这样的浪漫情结，还是来自于一位知青同学的刺激。那位同学出差广西为生产队买猪，途径“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回来后眉飞色舞地一番描述，为朱氏夫妇营造出一份巨大的向往。

其实，“旅行结婚”也是“实惠”之举。按照规定，跟父母异地居住的青年人，在结婚前，每年都有探亲假，工厂给报销来回火车的硬座票。在结婚的当口，朱学勤和女友决定最后一次使用探亲假的机会，制定了“河南-广西-广东-江西-上海-河南”的旅行路线：去广西看风景（虽然是在2月旱寒季节）；广东是夫人的祖籍所在地，回去寻根以圆其夙愿；朱的父亲在江西出差慰问知青，他们也需去探望；回到上海后由朱的母亲主持，请长辈们聚餐，算是一种婚礼仪式的替代；最后两人回到河南的厂子。

此趟旅行兼具探亲、寻祖、蜜月、婚礼等多功效，并且其中大约有一半路费由工厂报销了。

在上海，遵母命，朱学勤购置了一件呢子中山装，13块钱左右；还给媳妇买了一件冬天穿的短款呢子外套，40块钱上下。亲友聚餐那天，媳妇就穿着新衣服，当做结婚礼服。

作为纪念，也为了对这对新人表示祝贺，朱的岳丈请夫妻俩在南京东路上赫赫有名的德大西餐厅吃了一顿40块钱的西餐。

整体算下来，朱学勤结婚的花销大约在400元，相当于一个工人一年的收入。

后代与时代

虽然朱学勤与妻子也曾为摆脱知青身份，挤进工厂做工而jj遑遑地等待，虽然他们也曾对后半生的出路充满迷茫，但只要是能够招工进厂，他们极低的物欲要求就会得到满足，“也不认为工资低，也不认为给你一个13平米的房子就不公正的，物质上的欲望很快就放下了”。相形之下，那个时代精神上的压力和恐慌要更强烈更深入骨髓，害怕被告密，害怕被揪斗，写个日记都要立马撕掉或涂掉。

在婚姻问题上，朱学勤几乎没有从父母那里得到太多的借助，不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成家乃至生存，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有决定性影响力的，不是青年人的父母，而是他们的单位。

“‘生杀予夺’这个大权在单位手里，你看结婚也得经过它批准，这个是‘生’。‘杀’，除了特殊情况，你不是反党反革命它是不会杀你了。‘予夺’也都在它手里，它给不给你房子。”

70年代中后期开始，“50后”逐渐步入为人父母的行列，他们的孩子降生并开始走上一条几乎全异于他们人生道路。现在他到了结婚的年龄。

“两个人结婚在任何时代，要一片属于自己的屋檐，都是再正常不过了。”可今天的年轻人，想以自己的正常工资为自己谋得那一片屋檐，居然成了痴人说梦。“今天到这一步，确实是这个时代的问题。”

为此，他帮儿子解决了婚房的问题。那是一栋两居室的小房子、老房子，属于部队的公房，二十几年前他因为特殊的情况离开部队时，跟单位协商保留了住房的使用权。他的儿子在这栋房子里长大，后来又在这栋房子里结婚。朱学勤觉得，作为父母，他已经尽到义务。

“现在年轻人太特殊，住房不能靠单位来解决，靠父母帮一把，情有可原……婚房父母已经帮你解决了，解决得虽然不算最好，但也不算最烂。以后（如果）你想改善，就要靠你自己了。”

除了住房，他反对青年人一切形式的“啃老”，也极度反感“大办婚礼这种恶俗风气”，如果有亲友给他发来婚礼请柬，他统统拒绝出席。

还好，在婚礼的问题上，儿子遂了他的愿。小朱的婚礼是在教堂里办的，只是教友们相聚、祝福，没有什么额外的花销。

对于后代未来的生活，朱学勤发觉儿子并不愿意与他做过深的探讨，他也就只能无奈、尊重，顺其自然。

“（在婚姻这场冒险中）让父母用过来人的理性帮你判断是有道理的。但是每代人都相信婚姻是自己的事。没办法，只有让他们（自己）磕磕碰碰过来。”

他看到妹妹教育外甥女，母女俩常起争执。母亲对女儿的择偶问题常常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比如要求男方“一定要有房子啊”，“我觉得我妹妹也不是害我的外甥女，是有她作为母亲的天职。而外甥女呢，年轻人比较浪漫，说‘为什么一定要房子隘。”每当这个时候，他就呵呵一笑，旁观，不明显表态支持哪一方。

“因为无奈，所以我就不干涉，不干涉表面上显得很宽容，好像很站在年轻人这一边，实际上我心里不是这样的……（可是）干涉他干吗呢？唉，（难道要）‘与上帝争夺人生的书写权’（吗？）……很多时候，人生是一个不断犯错误的过程，算了，就这样吧。”

时间一如既往无情地做着机械化的循环流转，却更替了一代又一代年轻的心。

“从50年代以来，社会的发展什么都经历过了，唯独没有经历一个正常的年代。每一代人，都会感觉，怎么苦果就落在我们头上啊？像我们这代就会说：为什么就轮到我们插队，我们远离父母啊，我们上山下乡，我们挨‘文化大革命’，我们计划生育啊？那么下一代也会有类似的感觉。我觉得这样的感觉还会延续好几代人。等到中国社会结束这种极端社会的摆荡，进入一个正常化的发展以后，后面一代才不会有这样感觉。这个时代结束以前，几乎每个年代人都会有叫冤叫屈的心里：凭什么我们埋单啊？其实上下好几代，都付出过自己的代价。” ●

（实习生：王秋思对本文亦有贡献）

孙云晓：“裸婚”把80后从空中抛到地上
裸婚是一个常态，不是一个困境。裸婚不可怕，裸婚也不是底线。裸婚一点都不丢人，我们应该以平常心来对待，一边拥抱爱情，一边去奋斗──关键在于两个人的奋斗

⊙ 记者：张蕾

孙云晓：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副主任。1993年发表报告文学《夏令营中的较量》，在全国范围内引发热烈持久的教育大讨论，推动了素质教育理念的提出和实施。对80后的成长问题有持续的关注。

物质和精神需求最高的一代

中国新闻周刊：80后一代人进入婚育年龄，社会上热议“裸婚”现象，你对这一代人又是什么看法？

孙云晓：真正美好的爱情、婚姻都是“裸婚”的。这是幸福婚姻的本质，但是问题的复杂性在于，80后这代人，是中国历史上最富足的一代。我把他们称为“吸吮着改革开放的新鲜乳汁长大的一代”，他们是物质需求最高的一代人。这不是他们的责任，而是他们被定格在历史剧变的时空当中。中国的经济从来没有像这三十年发展那么迅猛，80后充分享受了这样一个变化。

我以前写过文章，分析80后和他们父辈的极大不同。

第一，生活经历不同。父母在贫穷生活中长大，他们是在生活富足中长大；

第二，文化背景不同。父母生活在一元文化中，他们是生活在多元文化中。父母张嘴说话就是“我们”“我们这一代”“我们小时候”；80后这一代呢，就没有“们”了，只有“我”；

第三个差别就是，家庭地位的不同。父母那一代是多子女时代，谁在家里都不重要，而80后这一代，生活在少子女时代，甚至是独生子女。因此他们在家里极重要。

这样的差别，就必然使得80后这一代是物质需求最高的一代。但是我认为他们也是精神需求最高的一代。

中国新闻周刊：这种80后的物质与精神需求特质，如果投射到婚姻家庭生活中，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体现？

孙云晓：我觉得80后这代人更会把感情放在第一位。因为80后对经济（问题可能带来的生活）危机的感受很淡。

而“裸婚”问题，是把80后从空中抛到地上。原来无忧无虑的独生子女，他脑子里只有浪漫爱情。但他突然发现──买房要这么多钱，买车要这么多钱。突然一切变得艰难起来。心里预期太高，现实制约太多，这个时候他有种挫折感，而且挫折感很强。

精英的梦想像泡沫一样破灭

中国新闻周刊：像你刚刚说的，80后一代相对于父辈来说，从小衣食无忧，精神生活中也是很理想化的，一旦接触到柴米油盐，就看到了现实的残酷，有的人看了《裸婚时代》这个电视剧后说，似乎从中感到了理想化的爱情被婚姻打败的恐惧。

孙云晓：现在非常可怕的现象是，80后养成了高消费的生活习惯，欲壑难填。这反过来说，我们的教育有很大的问题，它没有让孩子有一种过普通人生活的准备，而都是做人上人的准备，而实际上绝大多数人是要做普通人的。

中国新闻周刊：无论是多子女家庭还是独生子女，实际上受的都是精英教育，通过奋斗，至少成为白领。

孙云晓：对，这实际上就是中日教育的差别。日本的父母，让孩子毕业后有个工作，当美发师、花店经理、销售人员，就很满足。日本是一个尊重普通人的社会，中国是一个瞧不起普通人的社会，两国的差别很大。我们的教育现在是很扭曲的，是反生活的教育。这样，就使得对80后一代一下子期望过高，然后把他们精英化，最后变成为泡沫，他们就感到失败。

欲望与满足冲突引发痛苦和奋斗

中国新闻周刊：这一代人已经不可避免地处于这样一个现实的冲突之中了。你对他们有什么建议？

孙云晓：我对青年们强调一句话，爱情就意味着责任。我爱你，我就一定要想办法让你过得好。一个人为了所爱的人，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这样才是真正的爱情。

从教育的角度讲，中国非常需要（对孩子）从小进行“延迟满足”的训练，不能过度满足，要让孩子过有节制的生活。否则对孩子将来是痛苦的。卢梭在200多年前就指出，要让人痛苦的方法，就是过度满足他的需求。

裸婚不可怕，有爱情有事业，（家庭实力）就会“无中生有”，变弱为强。裸婚是一个常态，不是一个困境，裸婚一点都不丢人，我们应该以平常心来对待。关键在于两个人的奋斗。我相信，爱情不是泡沫，爱情是精神的火焰，它一定是有所附着的，比如附着着事业──两个人有爱情，就会有奋斗计划去实施。两个人有这样的经历就够了，他们一定会一点点好起来的，我们一代代不都是这样的么？ ●

（实习生：王秋思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