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巴蜀文学略论

巴蜀文明源远流长。巴蜀地区早在公元前316年就正式划人秦人版图，而文学并未得到相应的发展川。客观地说，巴蜀文学逐渐走上独特发展道路，应当是从文景时期文翁人蜀教化文明开始的。特别是司马相如登上文学舞台，揭开了巴蜀文学百年风光的序幕。

一

秦汉时期的“巴蜀”，其涵盖的范围比较广泛，至少包括汉中、巴郡、广汉、蜀郡、键为、样柯、越售、益州、永昌等郡国及其属国，大致相当于今天四川大部和贵州等地。在这片广交的土地上，主要集中了三个文化区域，即西部的古代蜀国、东部的古代巴国以及黔北地区，而西蜀则是这个地区的文化发源地。

根据汉代扬雄《蜀王本纪》及晋代常豫《华阳国志》等文字资料以及殷商甲骨等出土文献，蜀人的历史大约始于殷商武丁时期，因为这个时期的甲骨文中已经出现了“蜀”字。现存文献记载，蜀人的开国君主叫蚕丛，早期的活动区域主要在崛山地区，并以此为根据地，逐渐东扩，拓展到今天的成都平原，乃至川东地区，融合了巴渝文化。但是这些记载充满了神话传说的色彩。从今天的考古发现来看，蜀人的比较可靠的历史，其早期应当以四干多年前辉煌灿烂的广汉地区的三星堆文化为代表，稍后于此的则是金沙文化。商周之际，蜀人在政治上、军事上仍与中原保持着联系，接受了西周的统治，但在文化上依然保持着自己的独立特性。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直至战国时期，特别是秦孝公时代，中原文化逐渐向西南地区渗透。公元前316年，秦惠王灭蜀而置巴郡和蜀郡，巴蜀正式归人秦人版图。秦人开始有计划地迁徙中原士人，特别是以贬滴人士居多。从此，巴蜀的历史开始融人中原文化，进人了一个新的时代。

历史上往往巴、蜀并称，但两者差异较大。《华阳国志·巴志》说：“巴郡与楚接，人多劲勇，少文学，有将帅才。”故历史就有“巴有将，蜀有相”的说法。尽管如此，从该书中还是可以读到很多诗歌，譬如歌颂两汉之际间中憔玄(字君黄)事迹的诗歌：“肃肃清节士，执德富固贞。违恶以授命，没世遗令声。”歌颂安帝时期巴郡陈禅(字纪山)事迹的诗歌：“筑室载直梁，国人以贞真。邪娱不扬目，枉行不动身。奸轨辟乎远，理义协乎民。”歌颂顺帝时期吴字(字元约)事迹的诗歌：“习习晨风动，澎雨润乎苗。我后恤时务，我民以优饶。”皆文笔练达，风雨不蚀。诗歌当然不仅仅是赞扬，也有讽刺，所谓美刺并重。如讽刺桓帝时期李盛（字仲和）贪财重赋日：“狗吠何擅箱，有吏来在门。披衣出门应，府记欲得钱。语穷乞请期，吏怒反见尤。旋步顾家中，家中无可与。思往从邻贷，邻人已言匿。钱钱何难得，令我独憔悴！”可谓语工形肖，读罢很容易叫人联想到杜甫的“三吏”、“三别”。这些诗歌的作者虽已不可考，但都是巴人创作的完整的五言诗。联系到秦汉之际在巴地流行的《巴渝舞》，原本是用巴语演唱，可见巴地民间艺术之发达。而蜀地文化较之巴地更为发达。王文才编(两汉蜀学考》分易、书、诗、礼、乐、春秋、图截、小学、诸子、辞赋、兵书、术数、方技、古学等十四类，共收录两汉时期七十余位文人学者。

说到两汉巴蜀文化的发达，就不能不提到文翁的重要作用。文翁本庐江舒人，属于楚地。少习《春秋》，景帝末为蜀郡守，倡导教化，在蜀中开办学校，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又选择郡县小吏张叔等十余人亲自教授，然后派遣到当时的京城长安，受业博士。学成归来，察举选用，官高者至刺史。《玉海》引《益州记》：“成都学有周公礼殿。《记》云：益州刺史张收，画盘古、三皇、五帝、三代君臣与仲尼七十弟子于壁间。”这是见于记载的最早的孔子画像。蜀中向学，一时尉然成风网。诚如《汉书·地理志》所说：“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舞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故孔子曰：‘有教亡类。”’《三国志蜀书许糜孙简伊秦传》载秦睿与王商书也说到：“蜀本无学士，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

相如是否“东受七经”，清代以来的学者一直表示怀疑，这里姑且不论。就现在所能看到的资料而言，西汉时期，蜀中经学并不发达。聊可举出的人物仅有赵宾一人而已。也许是远离中原传统，赵宾的《易》，往往自出机抒，远非古法，因此很多人并不相信。但是东汉之后，巴蜀地区的经学逐渐发达起来。《后汉书儒林传》等文献所记载的巴蜀文人，如：

秦毖字子勒，广汉绵竹人也。少有才学，州郡辟命，辄称疾不往。奏记州牧刘焉，荐儒士任安。

任安字定祖，广汉绵竹人。少游太学，受《孟氏易》，兼通数经。

任末字叔本，蜀郡繁人。少习《齐诗》，游京师，教授十余年。

景莺字汉伯，广汉梓憧人。少随师学经，涉七州之地。能理《齐.诗》、《施氏易》，兼受河洛图纬，作《易说》及《诗解》，文句兼取河洛，以类相从，名为《交集》。又撰《礼内外记》，号日《礼略》。又抄《风角杂书》，列其占验，作《兴道》一篇。及作《月令章句》。凡所著述五十余万言。

杜抚字叔和，键为武阳人。少有高才。受业于薛汉，定《韩诗章句》。著《诗题约义通》等。弟子千余人。东汉著名作家会稽人赵哗就曾从受《韩诗》，积二十年。

杨仁字文义，巴郡间中人。建武中，诣师学习《韩诗》，数年归，静居教授。

董钧字文伯，键为资中人也。习《庆氏礼》。

从《后汉书儒林传》中可以看出一个现象，即巴蜀士人对于《易》学格外重视。其中大家如严遵“专精大《易》，耽于《老》、《庄》。常卜笙于市，假著龟以教”尤其是广汉地区，《易》学在最为发达。如新都杨氏，杨春卿善图截学，为公孙述将。汉兵平蜀，春卿自杀。作《诫子统》，称：“吾娣裹中有先祖所传秘记，为汉家用，尔其修之。”其子杨统辞家师从键为周循。又就同郡郑伯山受河洛书及天文推步之术。“自是朝廷灾异，多以访之”。作《家法章句》及《内激》二卷解说。任安亦从杨厚学习图俄，究极其术。《三国志蜀志》注引《益部曹旧传》曰：“安，广汉人。少事聘士杨厚，究极图籍”。冯颖、冯编等也以《易》学著称。冯馄字鸿卿，巴郡宕渠人。少学《春秋》、《司马兵法》。父焕，安帝时为幽州刺史，疾忌奸恶，数致其罪。还有以《易》学著称以及广汉人翟酩，四世传《诗》，又好《老子》，尤善图纬、天文、历算，著《援神》、《钩命解话》十二篇。他曾昌言兴建太学，为光武帝所采纳，对于东汉学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绵竹杜真亦习《易》、《春秋》，诵百万言，兄事同郡翟酩。在《易》学方面最有成就的当然要数扬雄，仿造《易》而作《太玄》，历来被视为魏晋玄学的始祖。

这里还应当提到蜀郡成都人杨终(?一100)，字子山，蜀郡成都人。年十三，为郡小吏。太守奇其才，遣诣京师受业，习《春秋》。显宗时征诣兰台，拜校书郎，著《春秋外传》、《哀牢传》。曾作《上言宜令诸儒论考五经同异》，得到明帝认可，广招诸儒在白虎观考论五经异同，不仅影响当时，就是今天，这场讨论的记录《白虎通义》依然是研究汉代学术思想史的重要资料。他还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上述学者，其影响已经远远超出巴蜀，广为中原士人所瞩目。

在秦汉时期，巴蜀地区的经学虽然不十分发达，但是道家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道教文化却格外发达。《易》学的兴盛，大约也与此有关。蒙文通先生考证，《山海经》中所说的“天下之中”、“神仙胜境”的昆仑山，即指以成都平原为代表的四川西部。从某种意义上说，巴蜀文化与昆仑文化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里盛行的不死观念、升天观念多与此有关。而道教的发祥地，也在成都平原。五斗米教的创始人张陵原本沛国人，而创教地点却是在成都的鹤鸣山，奉老子为教祖，尊为太上老君，并以《道德经》为主要经典。而是这里有“道源圣城”的美誉。张陵之所以选择这里作为道教的传布地自然有其广泛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从历史上说，这里本身就是黄老思想广泛流传的地区，加之神仙方术及巫术的流行，使人们很容易接受这些观念。这个地区流传了很多与道教有关的传说，譬如老子与关尹喜相约于成都青羊肆、老子与张陵相会于成都玉局治等传说。道教文化中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相关关系的基本观念，都对巴蜀地区产生重要影响。

二

客观地说，巴蜀文化所以能够在秦汉时期产生重要影响，主要还不是经学，而是文学。在文翁影响下出现的蜀中四贤，即司马相如、扬雄、王褒、严君平，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司马相如和扬雄没有选择经学，而是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经学的附庸文字学，即传统的小学及文学。《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所载司马相如的小学著作有：《凡将篇》。扬雄的小学著作有：《训纂篇》、《别字》十三篇、《苍领传》一篇、《苍领训纂》一篇。史学方面的著作主要有司马相如的《菊朝箫》五篇，扬雄的《蜀王本纪》一篇。哲学方面的论述主要有扬雄的《太玄》十九篇、《法言》十三篇和严君平的《老子道德指归》、《道德指归说目》等。当然，蜀中四贤最重要的成就还是表现在文学创作方面，司马相如有赋二十九篇，扬雄有《乐》四篇，《裁》二篇、赋十二篇。王褒有赋五篇，严君平有《座右铭》等。

司马相如(?一前118)，字长卿，小名犬子。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汉景帝时曾从梁王游，著《子虚赋》。梁孝王死后，司马相如回到蜀郡的临邓，依附于临邓令王吉，与卓王孙女卓文君成就一段姻缘。汉武帝好辞赋，司马相如遂有机会在朝廷获得官职，作《谕巴蜀檄》、《难蜀父老》等文，认为开发西南是必须的，为汉帝国便利交通，恢拓疆土，勾通与西南少数民族的联系作出重要贡献。汉武帝好打猎，自击熊琢，司马相如因作书谏。后又从武帝过宜春宫，作《哀二世赋》，拜孝文园令。汉武帝好神仙，司马相如因进献《大人赋》欲以风谏。武帝读之，反而飘飘然有凌云天地间之意。后人说汉赋多劝百而讽一，所指就是这一点。司马相如死后，其妻上书一卷，言封禅之事。这就是后世盛传的《封禅文》。《汉书·司马相如传》记载：“既卒五岁，上始祭后土。八年而遂礼中岳，封于泰山，至梁甫，禅肃然。”据此，司马相如的卒年应为元狩五年(前118)。《史记》卷一一七、《汉书》卷五十七有传。司马相如辞赋，据《汉书·艺文志》著录，共二十九篇。所写文章，多见《汉书》本传记载。其中代表作就是《史记》本传记载的《子虚上林赋》。《子虚赋》和《上林赋》，《史记》和《汉书》引作一篇，称《天子游猎赋》。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编《文逊时析为两篇，第一、二部分，叫《子虚赋》，第三部分，称《上林赋》。对此。历代学者多有分歧意见。《史记》记载说，司马相如在梁时作《子虚赋》，武帝读过后召为郎，始“请为天子游猎赋”，似乎《上林赋》是《子虚赋》的续篇，这也许是《文逊分为两篇的根据。全篇设计了三个虚构人物，即子虚、乌有、亡是公。子虚，即虚言的意思，极力称说楚国风物之美。乌有，即无有，作为子虚的对立面，汗难楚国之事。而亡是公，即无是人的意思，在两者之间作折中之谈。

扬雄(前53一18)，一作杨雄，字子云，西汉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四十二岁之前生活于蜀中。少好学，好古而乐道。汉成帝时，至长安，受到赏识而成为侍从文人。作《甘泉》、《河东》、《长杨》、《羽猎》四大赋，名益重。一生历宣、元、成、哀、平及王莽六朝，曾官待诏、黄门郎、太中大夫等职。卒于天凤五年，年七十一。《汉书》卷八十七有传。明郑朴辑《扬子云集》六卷，今存清修《四库全书》中。扬雄是学者兼辞赋家，著述丰富。除《方言》而外，仿《论语》而有《法言》，仿《周易》而有《太玄》，仿《苍领》而有《训纂》，仿《虞篇》而有《州篇》。辞赋创作“拟相如以为式”而有突破。其代表作为《羽猎赋》、《长样赋》和《蜀都赋》。

王褒，字子渊，蜀资中(今四川资阳)人。善写诗歌，工于辞赋。汉宣帝效法武帝讲论六艺群书，益州刺史襄闻王褒有俊材，请与相见。使王褒作《中和》、《乐职》、《宣布诗》。襄奏王褒有逸材，宣帝征之人朝。令王褒作《圣主得贤臣颂》。时宣帝颇好神仙，而王褒主张君臣须相得之意，结尾又提出，治理天下，不应求仙作为规讽。宣帝遂令王褒待诏金马门，与刘向、张子侨等相处。数从皇帝游猎，所至辄作歌颂。有人以为这是淫靡不急之诗。宣帝以为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于是，拜王褒为谏议大夫。皇太子身体不适，宣帝命王褒侍奉，于是又朝夕诵读奇文及自作辞赋，颇为太子喜爱。后方士称益州有金马碧鸡之宝，可祭祀而致。宣帝派王褒前往祭祀，病逝于道中。《汉书·艺文志》著录王褒赋十六篇。《隋书经籍志》著录汉谏议大夫《王褒集》五卷，今佚，明人辑为《王谏议集》。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录散文、辞赋凡九篇(《九怀》作一篇计)。其中，以《洞箫赋》最为传诵。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专门描写音乐之作，此篇出现较早。对后世作家如马融《长笛赋》、秘康《琴赋》等较有影响。赋中“优柔温润，如慈父之畜子”句，为<文心雕龙比兴》举为“以声比心”之例，尤为此赋名句。

从上述著作看出两个倾向，其一是蜀中的历史，其二是古字奇字。对于前者，比较容易理解。因为蜀国的历史，过去多是口耳相传，文字的历史比较少。不论是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赋》，还是扬雄的《蜀都赋》、王褒的《洞箫赋》，尽管描述的内容各不相同，但是他们的辞赋铺张扬厉，体制宏伟，却是一致的。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赋》组织严密而音调富有变化。其结构略近战国游说文字，往往东西南北，罗列名词，较少变化。然气势雄肆，亦不乏精彩之笔，故昔人评为“尤以气胜”。相传司马相如在构思这篇巨制时，神思萧散，不与外界相来往，忽然而睡，涣然而醒，经历了百余日的紧张构思写作，才终于完成。《西京杂记》卷二记载了司马相如关于此赋的一段话，也成为文学史上一段佳话：“合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扬雄的《蜀都赋》也模仿司马相如的赋，叙写蜀都地理形势、市并伦常，名胜特产、农贸工商，岁时节候、鱼弋盛况，堪称蜀都风光图轴与风俗画卷。《洞箫赋》又名《洞箫颂》。该赋描述竹生山林之状，刻画深山景色，描摹风声、水声、禽兽啼鸣声，颇为传神。特别是描写洞箫演奏之状，箫声纷纭变化及众音繁会的场面，声情并茂，细致入微，为西汉咏物赋的佳作。其所以如此，大约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是文翁乃楚人，他所生活的地区楚风甚盛。第二，又与楚国的影响密不可分。根据《水经注》记载，楚宣王时期，乘秦、魏战乱之际，沿汉水西上，势力范围逐渐抵达巴蜀地区，故《淮南子·兵略》说楚地“西包巴蜀”，其势力范围包括巴蜀周围的汉中、黔中等地。

此外，这两位蜀中文人的创作在词藻方面也追求奇古华赡，“以艰深之词，文浅易之说”(苏轼评扬雄《法言》、《太玄》语)，体现出学者与辞赋家双重身份的特色。至于为什么会这样，以往的研究似乎推究不多。推究起来，他们往往通过这种多古字奇字的辞赋创作，实际也起到了文化普及的作用。汉代法律规定，“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劫。”所谓“六体”者，即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惜信也。古制，书必同文，不知则阀，问诸故老，至于衰世，是非无正，人用其私”。因此，要想作官，就必须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从类书古注所载《凡将篇》看，多是七言句式，也是便于记诵的缘故，与现存的《急就章》类似。由此推断，这是一部供初学者的读本。由此推想，司马相如、扬雄等人在辞赋创作中喜用古字奇字，似乎不仅仅出于个人的嗜好，很可能与文翁当初选取开敏有材者“亲自筋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的苦衷一样，为蜀中培养人才的一种方式。《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载，临邓人林间(字公孺)，好善古学，与严遵等知道古代天子有牺车之使，考察八方风雅，辨析九州异同。而刘向等人虽知其官，却不详其职。扬雄闻而师之，因此作《方言》，不仅泽被当地，而且流传至今。

文翁、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努力，到了东汉时期结出了硕果。《后汉书文苑传》记载的著名文学家就有李尤、李胜等人。李尤，字伯仁，广汉雏人，少以文章显。和帝时，侍中贾遴荐李尤有相如、杨雄之风，诏诣东观，拜兰台令史，作东观、辟雍、德阳诸观赋铭，《怀戎颂》、百二十铭，著《政事论》七篇。后来，又与刘珍共撰《汉记》。《后汉书文苑李尤传》载其“年八十三卒。所著诗、赋、铭、诛、颂、七叹、哀典凡二十八篇”。著名作品是《文选鲁灵光殿赋》注引的《函谷关赋》和众多的铭文。《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李尤集》五卷。《文心雕龙才略》称：“李尤赋铭，志慕鸿裁，而才力沈腿，垂翼不飞。”其后人中，《翰林论》的作者李充最为著名。李胜，东观郎，《后汉书文苑李尤传》：“尤同郡李胜，亦有文才，为东观郎，著赋、诛、颂、论数十篇。”王佑，字平仲。作《王子》五篇，亡佚。《华阳国志》卷十《广汉士女》：“少与锥高士张浮齐名，不应州郡辟命。司隶校尉陈纪山，名知人，称枯天下高士。年四十二卒。弟获志其遗言，撰《王子》五篇。东观郎李胜，文章士也，作诛，方之颜子，列画学官。”《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记载：“周干(广汉人)。彭砚(广汉人)。古朴(德阳人)。右三人，儒学文才。”

这个时期的文学已经融人全国的潮流中，作家很多，但是地方的色彩反而不再明显，因而影响也就有限了。

三

考察秦汉时期的巴蜀文学地理，还应当把视角投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因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发展，多与巴蜀文人的传授有直接的关系。关于这方面的资料，方国瑜《汉晋至唐宋时期在云南传播的汉文学》专辟“传播汉学的巴蜀人士”凡七十余人。

在秦统一中国之前，在四川设蜀郡，在川黔湘鄂边境设黔中郡。秦开“五尺道”，汉筑“南夷道”首先进人贵州北部和西北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这个地区原属夜郎国，秦“既灭夜郎，因留王滇池。以且兰有标船徉柯处，乃改其名为徉柯。徉柯地多雨潦，俗好巫鬼禁忌，寡畜生，又无蚕桑，故其郡最贫”。西汉初年，出于安全考虑，曾封锁巴蜀与西南地区的联系，但是经济文化依然发展。武帝建元六年，王恢出击东越，逐渐了解到西南与东越、南越的密切商业关系。当时的都阳令唐蒙遂上报朝廷，依托巴蜀之富，开发大西南地区。朝廷调动巴蜀兵力人力，先通夜郎，开通西南夷道，打通云贵高原地区。从建元至元狩，经过三十多年的经营，逐渐将这个广大地区纳人汉朝版图。

《太平御览》卷五八七引《西京杂记》云：“司马相如为《上林子虚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其友人盛览字长通，徉徊名士，尝问以作赋。相如日：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览。乃作合组歌、列锦赋而退，终身不复敢言作赋之心矣。”而据《云南通志》卷十一载：“盛览字长通，叶榆人。学于司马相如，所著有《赋心》四卷。”大约就是从司马相如那儿得到的灵感和启发。根据方国瑜考证，叶榆为大理，但是从《西京杂记》看，当为徉柯人，这个地区乃元鼎六年所设郡，其时司马相如已死，故方国瑜疑此是附会。但是东汉以后，这里的文化确实逐渐发达起来。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依然采取设置郡县和移民充塞两大策略阴，逐渐改变了这里的人口构成。《汉书·食货志》：“旧寸又通西南夷，随者数万……乃募豪民田西南夷，人粟县官，而纳受钱于都内。”说明当时黔北地区的大姓多来自中原和巴蜀地区。这些大姓包括《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记载的龙、傅、尹、董等。巴蜀文化从北向南流人，黔北正得风气之前。其中，尹姓中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文人，即《华阳国志·南中志徉柯郡》及《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记载的毋敛人尹珍(字道真)。他自以为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北上汝南，从许慎研习五经，又从应奉学经书图纬。回到当地后，广泛传播学问，于是今天的黔北地区“始有学焉”。此外，平夷傅宝、夜郎尹贡亦有名德，傅宝曾为巴郡太守，尹贡则为彭城相，号南州人士。

这种移民策略，主要是为加强统治，但是在客观上，也加速了汉民族与西南少数民族间的融合进程。《后汉书西南夷滇王传》载：“肃宗元和中，蜀郡王追为益州郡太守，政化尤异……始兴起学校，渐迁其俗。”嵘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载：“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国朱辅，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在州数岁，宣示汉德，威怀远夷。自坟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盘木、唐鼓等百余国，户百三十余万，口六百万以上，举种奉贡，称为臣仆。辅上疏日：“臣闻《诗》云……’帝嘉之，事下史官，录其歌焉。”这三章诗是：《远夷乐德歌诗》、《远夷慕德歌诗》、《远夷怀德歌诗》。李注：“《东观记》载其歌，并载夷人本语，并重译训沽为华言。今范史所载者是也。今录《东观》夷言，以为此注也。”(三篇作品是四言诗，大字为汉语翻译过来的四言诗，小字为夷言的记音字，也是四字。)这是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学交往的重要材料。

这个地区的文学艺术与中原大不相同。文学上的特点，前面已经有所描述。在艺术方面，三星堆出土了大量的青铜面具，可能是在祭祀时戴的舞蹈面具。与中原的面具最大的不同就是眼球突出，也就是《华阳国志·蜀志》所说的“纵目”，具有强烈的夸张效果。与这种夸张的艺术相关联就是至今依然流行在云贵高原地区的滩戏。据《搜神记》卷十六载，传说轩辕黄帝的重孙撷项有三个儿子，死后变成鬼，除两个分别在眠、若二水作怪外、还有一个变作小儿鬼惊吓儿童。黄帝撷项崇祀的图腾之一是熊，所以人们便在一年之末的腊月间蒙熊皮挨室搜寻，借熊的威严驱赶厉鬼，嘴里发出“滩摊’，的声音。这种属于原始宗教祭祀仪式的活动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摊戏”、“摊驱”。这种传说是否确切姑且不论，但是这种艺术与三星堆所发现的青铜面具有着相近的艺术特色，不能简单地说是历史的巧合。从两地文化具有其内在的联系应当可以找到某种对应的关系。

§　参考文献

[l]缪文远：《战国史系年辑证》，巴蜀书社，1997年，第131页

[2]扬雄：《蜀王本纪》，中华书局，1960年，第808页

[3]屈小强等：《三星堆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

[4]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志》，巴蜀书社.1984年，第21页

[5]徐中舒：《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巴蜀文化初论》，中华书局，1998年，第1021页

[6](东汉)班固：《汉书·循吏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625～2626页

[7](东汉)班固：《汉书·儒林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599页

[8]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先贤士女总赞》，巴蜀书社，1984年，第701一702页

[9](宋)范哗：《后汉书苏竟杨厚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1047页

[10](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721页

[11]徐中舒：《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中华书局，1998年，第1319页

[12][15]方国瑜：《汉晋至唐宋时期在云南传播的汉文学》，《方国瑜文集》，云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349页

[13](西汉)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2993页

[14]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西汉至南朝时期西南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7年，第29页

[16]方国瑜：《两汉经略西南：郡县设置与行政统治》，《方国瑜文集》，云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24页

[17](宋)范哗：《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1047页

[18](东晋)常壕：《华阳国志·南中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19]刘琳：《华阳国志·校注蜀志》，巴蜀书社，1984年，第181页

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