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自：新浪收藏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把白银作为流通货币，也就是银子直接当钱花。台湾著名钱币学家张惠信先生在《丽庄藏中国银锭》一书的前言中，有非常生动的描述：“我在研究金融货币之前，对于章回小说及古装电视剧里有关用银的情节，一直难以理解，有些情节总是大而化之或干脆不加交代。例如旅客住店吃饭，结账要一两三钱银子，客官往往掏出一锭银子，往柜台上一扔，说：‘够了吧？’店小二掂掂银子说‘够了！太够了！’接下来，我是多么期待看到店家如何找钱，但剧中人物不是掉头离去就是潇洒地说：‘剩下的赏给你了！’电视剧就是这么演的，从不交代细节。”估计编导们自己也不太搞得清楚，不然为什么影视剧中出现的元宝，都有一个大大的肚子鼓出来，让人忍俊不禁呢？
上世纪七十年代，港台地区的藏家就已经开始涉足银锭的收藏，尤其是台湾地区的藏家，他们入手较早，耕耘不辍，颇有建树。同时，还有《树荫堂收藏元宝千种图录》、《中国银锭》等专著问世，带动了亚洲地区的收藏与研究风气。
今春《古钱 金银锭》专场，征集自海外的“丽庄藏中国银锭（V）”、“言喆居藏锭”、“戴学文先生银锭珍藏”三个专题同时登场，蔚为壮观，不但品种丰富，珍品频现，而且，大部分拍品保存完美如初，必令藏家心动不已。与此同时，由于收藏者较早期购买，所以，大部分拍品的估价极具诱惑力，是银锭门类藏家不可错失的购藏良机。
Lot 1670
清代山西“宣统年月 襄垣县 钱粮”五十两银锭（GBCA UNC）
出版：《丽庄藏中国银锭》，页65，图195，左京华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山西用银历史非常久远，经宋、金、元、明四代演进，至清时，银锭的铸造和流通，又因票号的兴盛而到达鼎峰。传世的山西银锭，绝大多数是五十两大宝，成色颇佳，且有库宝和市宝之分。所谓库宝，就是山西各地上解藩库的税银，形制严格按照清廷规定，锭面打上纪年纪月、府县名、炉房名或银匠名，极少有标明具体税项的情形。迄今所见，打有税项名的山西大宝实物，只见过“地丁钱粮”、“地丁”、“亩捐”等几个品种，而且，每种都极为稀少。
此枚“襄垣县”五十两，锭面打“钱粮”二字，表明是地方上缴藩库的钱粮税银。目前为止，是唯一打“钱粮”铭文的襄垣县五十两大宝，公开拍卖首度出现。
Lot 1675
清代湖北“光绪三十一年 九月 通城县 官钱局”五十两银锭（GBCA XF）
出版：《树荫堂收藏元宝千种图录》，页201，图768，陈鸿彬编著，1988年
《元宝收藏与鉴赏》，页163，李晓萍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
《丽庄藏中国银锭》，页105，图294，左京华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通城县位于湖北省东南部，因地处湘鄂赣三省六县交界，东达南昌，西连岳阳，南通长沙，北抵武昌，四面通城而得名，历史悠久。
湖北官钱局是清末规模庞大的地方性金融机构，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主持建立，负责湖北地方的货币铸造与发行三十余年。此前，湖北各县上解藩库的税银全部由大银号承揽，官钱局成立后，各县解银一律改由官钱局销铸，并按规定于锭面打“官钱局”戳记。此枚通城县上解大宝亦不例外，由湖北官钱局代铸，传世极少。
Lot 1682
清代四川“鈩关茶课”单戳十两圆锭（GBCA XF）
出版：《丽庄藏中国银锭》，页172，图445，左京华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炉关设于西陲重镇打箭炉（康定府），是四川进入藏区的重要常关之一。清季茶的专卖沿用明制，仿盐引形式设立茶引，招商承销，并加课引税，商人需要先领茶引，然后买茶运销，赚取地区差价。常关茶税，旧解四川藩库。光绪七年（1881年）丁宝桢改革茶税制度以后，茶税被划出另解。鈩关茶课，是打箭炉常关对进藏边茶所征收的茶税，也是茶马古道商业贸易的实物见证。光绪年间，由于盐税成为是四川的最大税种，各地所征茶课无多，部分地区甚至将茶课与盐税折银一并倾销，统一打上“盐茶课”戳记，上解主管盐茶的盐茶道库。因此，单纯的茶课税锭十分稀少，而且，这种打“鈩关茶课”方形单戳的税锭，更是一品难求。
Lot 1697
清代云南“鸿发字号 利用厚生”四两大三槽锭（GBCA AU）
出版：《丽庄藏中国银锭》，页241，图712，左京华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利用厚生”出自《尚书·大禹谟》，寓意尽物之用，富裕民众，是古代花钱上的常用吉语，出现于银锭之上，实不多见。此锭打戳一横二直，一个戳记内，打二排八个字，铭文书体整饬严谨，字字清晰。云南锭虽然种类繁多，但此枚定会因它的与众不同而备受瞩目。
Lot 1715
清代云南“宝兴公记 汇号纹银/通海公估公看讫”五两牌坊锭（GBCA XF）
出版：《丽庄藏中国银锭》，页286，图932，左京华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通海位于昆明之南约百公里，清属临安府。受滇中一带影响，当地有流通牌坊锭的习惯。与众不同的是，通海建立了自有的牌坊锭体系，包含省城在内的外地牌坊锭，都不能在通海畅通无阻，除非按照当地的规定重新验色或者改铸。
此枚通海当地自铸的公估牌坊锭，是目前仅见公估印中载有地名的牌坊锭品种，公估印“公估公看讫”，应该是“公估纹银公估看讫”的简称。由此可知，它铸于公估时期，即光绪二十年（1894年）以后。同品种牌坊锭，目前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中，有图片刊载的仅发现二枚，此枚之外，另枚见载于戴学文著《牌坊锭新考》第77页，是晚清云南地方建立独自牌坊锭体系的历史记录。
Lot 1727
清代甘肃“庄浪 成泰”二两半槽锭（GBCA UNC）
甘肃是古丝绸之路必经要道，也是国际贸易集散地，清中以前经济贸易就颇为繁盛。咸丰以后，边疆战火不断，又逢连年自然灾害，使当地经济萧条不振，地方财政收入主要依靠中央调拨协饷，本地存银十分稀少。存世的甘肃银锭，五十两大宝绝少，通常为五两以下槽锭，且大多铭文不清，铸工粗劣。此枚庄浪县槽锭，铭文端丽，原色原光，集罕少品种与完美品相于一身，是为甘肃槽锭难得佳品。
Lot 1736
清代山西“同治年月 平定州 张定谷”五十两银锭（GBCA UNC）
平定州，即今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清雍正二年（1724年）升为直隶州，属省辖，领寿阳、乐平、盂县三县。民国初年，改直隶平定州为县。此锭即为平定州上缴国库之库宝，传世极为稀少，铭文完整清晰，通体银光温润，品相出类拔萃。
Lot 1740
清代湖南“湘潭县 聚兴号”十两砝码锭（GBCA AU）
出版：《中国银锭》，页180，张惠信著，1988年
湖南砝码锭，又称用项银，通常加盖两个长方形戳印，上方盖地名，下方盖银匠或银号名，主要是各府州县解送省库的地丁钱粮，统一交付省城官匠销铸成官锭，成色高达99.8%。此锭即为湘潭县上解省库税银，委托省城长沙聚兴银号代铸。湘潭县素有“湘中明珠”之美誉，打有其县名的银锭通常为五十两龟宝，十两砝码锭罕有发现，铭文完整清晰之佳品更为难得。
Lot 1744
清代广西“梧州府 嘉庆十五年 十月苏永丰记”十两砝码锭（GBCA AU）
广西早期官铸税锭，铸行于乾隆后期至嘉庆晚期，锭面仅打三个戳印，呈“门”字形排列，铭文分别为起运年份、解储地点、银匠（号）名或月份加银匠（号）名，有别于中后期加盖四个甚至五个戳印。由于年代久远，早期广西税锭实物数量寥寥可数。打“苏永丰记”铺名的砝码锭，遍查所能接触到的国内外银锭书刊资料，尚未查到记载，品种极罕。公博评级近未使用之品相，亦属难能可贵。
Lot 1767
清代云南“陈元昌号 公议纹银/公议纹银”五两牌坊锭（GBCA UNC）
出版：《滇银图鉴》，页59，图2-6，戴学文著，1999年
《传奇货币再现──牌坊锭新考》，页8，戴学文著，2011年
公议，顾名思义是共同议决，一直是清代各行会处理会务的重要方式，亦被银炉业所效仿。最晚到道光年间，山西银炉业已成立了公议会，议决通行宝银的平色标准。光绪初年，云南也有类似的公议作法，出现了诸如“通宝公议”、“裕泰公议解锭”等小单槽锭。据《新纂云南通志》记载，在早于光绪十年（1884年）之前的公议阶段，昆明省城已开始铸行牌坊锭，并流传到城外各地。这类省城公议牌坊属于自铸自验，虽经公议，规定了铸造的种种规则，但各铺号实际倾销的成色大多都不足九八。因此，公议牌坊流通仅数月，兼销业即改立公估制度，规定新铸牌坊锭，必须经过公估验色，并加盖公估印，方可流通市面。没有加盖公估印的公议旧锭，在当时几乎被全数回收改铸，以致存世寥寥无几。此枚即为早期省城公议牌坊锭，品种极为罕少，首次现身于公开拍卖。
Lot 1777
清代云南“李元盛号 汇号纹银/公估童佘周看”五两牌坊锭（GBCA AU）
出版：《滇银图鉴》，页125，图2-91，戴学文著，1999年
《传奇货币再现──牌坊锭新考》，页55，戴学文著，2011年
《辛丑条约》签订后，因赔款数额巨大，中央政府无力偿还，遂将赔款数额分摊于各省。据小横香室主人编《清朝野史大观·卷四·李文忠公电阻丁捐》记载，当时各省曾以丁捐名义筹集赔款，后遭李鸿章反对，经户部发电阻止。此锭于上梁另盖“丁”字小圆戳，应是当时云南藩司在中央禁令之前所征收的丁捐银，于牌坊锭中极其罕见，目前仅发现二品，此枚之外，另枚“裕泰王记 汇号纹银”官公估牌坊锭，见载于戴学文著《牌坊锭新考》第136页之文字记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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