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家”叶恭绰的收藏轶事

源自：新浪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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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北京画院

　　叶公好古
　　“杂家”叶恭绰的收藏轶事
　　︱董雁南︱
　　我是个实际而超脱的人，平常人所专注的事情每固执而不舍，反之则一切皆不认真。而我对于一切事情来到面前，从来没有忽略过丝毫，但从来也没有固执过丝毫，只是尽心竭力去做。到不得已的时候，会全盘割舍抛弃，一无留恋。这大概多少有些道德、哲学上的修养之故。
　　──叶公自述
　　一、平生跨三代，一身几“大家”
　　叶恭绰是“愿随壮士斩蛟蜃，要使天骄识凤麟”的政治家；是“黄龙景星大光照国，甘露醴泉膏泽应时”的教育家；是“碧箫曲罢彩霞动，红树花迎晓露开”的书法家；是“著书自设严平市，问学曾经杨子居”的学问家；而且他还是一位“钞来秘册珊瑚纲，细校真灵位业图”的收藏家。
　　叶恭绰祖籍广东番禺，生于北京，出身书香门第，早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仕学馆，祖父叶衍兰（兰台）金石、书、画均闻名于时。父叶佩含诗、书、文俱佳。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多次赴法国、朝鲜、日本、美国、英国考察并对外推介中国文化。
　　1912年，叶恭绰与孙中山相识，此后便追随孙中山革命，着力建设交通、发展邮电事业，先后出任孙中山大本营财政部长、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和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对交通、邮电、金融、教育事业多有贡献。
　　1941年，61岁的叶恭绰避居香港。面对汉奸的威逼利诱，他宁死不从，以鬻卖字画维持家用。
　　新中国成立后，叶恭绰自香港返回内地，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化馆副馆长、北京中国画院院长（现为北京画院）等职。
　　叶恭绰这一生，历经晚清、民国以及新中国，并在多个领域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本文因篇幅所限，不能将其所有成就一一示于读者，仅管窥其几件收藏轶事及文保事迹，以期由此一斑，带读者渐进领略大家风采。

　　（北宋）赵佶 祥龙石图卷（局部）
　　绢本设色 纵53.9厘米 横127厘米
　　叶恭绰旧藏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二、玩物不丧志，收藏为研究
　　叶恭绰一生致力于收藏古籍和文物，花费了大量的财力、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同时也承担了极大的风险。自著《遐庵清秘录》辑录其自藏书画从魏晋到明清，从王羲之的《曹娥碑》、晋代王献之的《鸭头丸帖》到明代唐寅的《楝亭夜话图》凡120件。除书画外，乡镇专志、清人词集、清人传记、名僧翰墨、文物图录，都在他的收藏范围，仅清人词集就收藏5000余种。1943年，他一次性将长期收集的一批方志、山志、书院志、寺观志、古迹志，及关于文献考古的函札图片，共906种3245册全部捐给合众图书馆（现为上海图书馆）。其他珍藏文物也都通过捐赠或出售，尽归北京、上海、广州、苏州、成都等地文化机构收藏。1961年，叶恭绰80岁，他将收藏的大量古字画珍本全部无偿捐给了国家。
　　《鸭头丸帖》为东晋书法家王献之写给一位朋友的短笺，上题“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鸭头丸作为一种中药丸，见录于唐代王焘的《外台秘要》、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等医书，是一种利尿消肿的药。此帖有宋高宗宣和绍兴元天历内府收藏印记，并有宋高宗题赞，后流出宫外，历经数朝，代有题跋，辗转至叶恭绰手。《遐庵清秘录》中详细记录了《鸭头丸帖》的材质，如注明引首和画心材质，并且对题签字迹与印章都有考辨，连刮去的印文也详细记载，字在印上的情况也记下，原本书法作品的换行格式，他的记录中尽量与原件保持一致。可见对此贴重视程度。
　　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叶恭绰常出售个人收藏以补家计。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徐森玉曾委托谢稚柳前去询问将《鸭头丸帖》收为国有。据说在商议时，因此贴价值连城，实在难以定价。后叶恭绰想到古人“一字千金”之说，《鸭头丸帖》共两行十五个字，于是便以一万五千金姑为代价，此亦书坛一佳话也。《鸭头丸帖》现藏上海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
　　三、奉还《曹娥碑》，大千双泪垂
　　叶恭绰与张大千是挚友。叶恭绰在上海的住宅是建国西路的懿园，他还在近旁的苏州也置办园地，以便随时住宿出游。他在苏州最早暂定的栖身之所是网师园。这处名园1919年就被张锡銮购下，20世纪30年代叶恭绰与张大千、张善孖两家向张锡銮后人分赁，当时张大千一家住桂花厅旁的琳琅馆，张善孖一家居于芍药圃，叶恭绰住后院，三家合居一园计有近四年之久。张大千与叶恭绰曾同租住在苏州网师园内，朝夕相处，摩挲旧物，研讨艺技。叶恭绰与张大千的交游曾有多人专文讨论，如包立民在《张大千艺术圈》中，曾专辟一节“张大千与叶恭绰”。但是由于张大千的日记存留很少，而他的诗文关于叶恭绰的唱和也不多，无法探明二人之具体关系，其实同住四年中，应有许多相关牵涉。1975年，叶公超在台湾出版《叶遐庵先生书画选集》，张大千题签，前有张大千序言。序言谈及其在人物画上的成就，最初还是受叶恭绰先生的影响，称其“力劝予弃山水花竹，专精人物，振此颓风。厥后西去流沙，寝馈于莫高、榆林两石室近三年，临摹魏、隋、唐、宋壁画三百帧，皆先生启之也”。
　　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轶事，有张大千跟叶恭绰商议后买下《韩熙载夜宴图》，以及叶恭绰豪爽地将张大千的收藏免费奉还的故事。珍贵，上面唐人题识累累。十年前，张大千在上海朋友们设的诗钟博戏之社输光了钱，无力偿还，忍痛将《曹娥碑》割让给江紫宸。十年后，张母亲病重，想再看《曹娥碑》，江紫宸却早已售出，不知所踪。张大千正一筹莫展，恰遇叶恭绰与王秋湄来访，将此事告与友人。而此叶恭绰听后，当即表示此物正在他处，愿以原物归还张大千，不收任何报酬。张大千自是感激不尽。

　　（南宋）梁楷 布袋和尚图（局部）
　　绢本设色 纵31.3厘米 横24厘米
　　叶恭绰旧藏 上海博物馆藏
　　四、力保毛公鼎，无偿献国家
　　叶恭绰的收藏不是“如往昔藏家徒矜博雅，供玩赏”，而是“夙持玩物不丧志之主论，欲为古今艺事家张目”。他希望通过对文物的研究，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古代的工艺技术，从而能够更好地传承与积累文化。
　　毛公鼎铸造于西周晚期，为毛公（周宣王的叔父）所铸，故名“毛公鼎”。此鼎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造型质朴稳重，被誉为“晚清四大国宝”之一。鼎文中记载，周宣王在位初期，力图改革朝政，遂命叔父毛公歆处理国家大小事务，又命毛公一族担任禁卫军，保卫王家，并赐酒食、舆服、兵器。毛公感念周王，于是铸鼎纪事，由子孙永保。毛公鼎的文物价值不仅仅在于年代的久远，更在于其对历史研究的独特价值。鼎内刻了五百字的铭文，是毛公向周宣王进谏的记录，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对研究西周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在清代道光年间，毛公鼎被发掘于陕西岐山县，出土后被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收藏。陈氏病故后，被两江总督端方强买。端方在四川被保路运动中的新军刺死，有人欲以5万美元把毛公鼎卖给美国商人。叶恭绰为使国宝不至外流，只好变卖其他文物，将鼎买下。抗战中，叶恭绰避地香港，香港沦陷后，日本人胁迫他出任伪交通总长，被他称病拒绝。日本人又逼他交出毛公鼎，叶恭绰力保不能，乃至侄子叶公超被囚。后加之其时叶恭绰生计维艰，只好将鼎卖给上海大奸商陈咏仁，约定抗战胜利之后一定捐献国家。于是，毛公鼎又转到陈氏手中。抗战胜利后，陈氏如约将宝鼎捐献给当时的南京政府，归原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收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被带去台湾，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

　　（晋）王献之 鸭头丸帖（局部）
　　绢本墨笔 纵26.1厘米 横26.9厘米
　　叶恭绰旧藏 上海博物馆藏
　　五、一力护古建，一心系故宫
　　故宫博物院将景仁宫设立为文物捐赠专馆，在馆内专设有景仁榜，榜上镌刻着自1939年以来捐赠给故宫博物院文物的每一位捐赠者的名字。1960年和1962年，叶恭绰的名字两次出现在景仁榜上，并且在故宫博物院档案中也曾多次出现叶恭绰的名字。叶恭绰与故宫博物院有着怎样的渊源。
　　故宫博物院成立时正值中国社会局势动荡和变化最为剧烈的时期，新制与旧统共存，建设与破坏同行，建院初期的故宫博物院常常处于紧张与动荡之中。庆幸的是，故宫博物院在最困难的时期，得到了社会各界热心人士的鼎力支持和大力帮助，叶恭绰就是其中的一位。
　　1924年11月，溥仪被逐出清宫时，故宫内的建筑物除了养心殿、储秀宫和长春宫等部分宫殿尚完整外，其余宫殿建筑大都已年久失修，破损不堪，有的甚至已倾圮倒塌。故宫博物院成立初期，因为修缮经费短缺，只把开放地区的主要建筑物略加修葺、粉饰，而无力顾及其他宫殿建筑。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接管故宫博物院，为顺利开展工作，于1929年设立各种专门委员会。叶恭绰因收藏书画甚巨，又懂得鉴定而被故宫博物院古物馆聘用。利用自身专业优势，叶恭绰为故宫博物院鉴别文物的名称与材质，考订文物的时代，判别文物的真伪。
　　1930年2月，在朱启钤、叶恭绰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以“研究中国固有之建筑术，协助创建将来之新建筑”为主旨的中国营造学社正式成立。最早学社在故宫内废弃的一角找了十几间西庑旧朝房作为研究所总部，开始制订故宫维修计划。此时叶恭绰为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为推动文物建筑的保护工作，他四处为学社筹款，联络了一些大财团和金融界的首脑为学社赞助，为学社工作的正常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1934年6月，行政院批准故宫博物院对留平和存沪的文物进行点收。同年9月，叶恭绰被故宫博物院聘为通信专门委员，协助特约专门委员解决疑难问题，并自愿承担了书画、美术品、图书、史料、戏曲乐器、宗教经像法器审查及建筑物保存设计7个委员会的工作。
　　1934年10月，在抗击日寇侵略的艰难时期，为了扩大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国民政府决定选派以故宫文物为主的展品，赴英国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并在上海举办预展会。叶恭绰被聘请为伦敦艺展上海预展会的专门委员，对参展文物进行了审查复选，经过两个月的反复斟酌、研究，故宫博物院遴选出文物735件，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展品总数的77%。
　　最让人感动的是在1954年，故宫博物院为了更有效地保护文物，开始对藏品进行清理整理工作，成立文物与非文物审查委员会，特聘73岁的叶恭绰作为指导专家。接到故宫博物院的聘函后，他再次欣然接受，贡献自己仅余的光和热。
　　叶恭绰回忆自己的收藏生涯时，感叹道：“余十年来迭遭变故，致藏物星散，其仅余之书籍、拓本、照片、文件、函札、稿本诸类之散存各地者，迄不能集中整理，而精神日短，体力复衰，势难从事，不得已乃思分散保存，将藏物寄赠认为较适宜处，所托其编目分类及管理流通，非敢自称旷达，殆亦计虑较周，以为人果宝爱其物，谊当如是，且与其私诸已而不能享，不如公诸社会之可弘其益也。”基于此方面考虑，叶恭绰多次将自己收藏的珍贵文物无偿捐献给公共图书馆或博物馆。1960年、1962年和1971年，叶恭绰或其家人先后三次将其所藏38件文物捐赠给故宫博物院。
　　他曾讲“玩物不丧志，收藏为研究”，也是对他一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收藏与研究进行了很好的诠释。1965年，叶恭绰病逝于北京，遵照其遗愿，骨灰安葬在他1932年捐建的南京中山陵“仰止亭”旁。墓碑上刻铭文：“仰止亭捐建者叶恭绰先生之墓1881～1968”，为其跌宕起伏的一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元）王振鹏 金明池龙舟图卷（局部）
　　绢本墨笔 纵34厘米 横197厘米
　　叶恭绰旧藏 〔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