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盖茨夫妇2014年度公开信

这一观点存在多个谬误。首先，它将不同类型的援助混为一谈。它没有将直接划拨给各国政府的援助资金，和用于支持疫苗、种子等创新研发的外援资金区分开来。二十世纪60年代，美国投入大量外援经费，通过农业创新提高受援国农业产量，这些援助投入不但没有让亚洲和拉美国家对外援更加依赖，反而由于粮食产量提高大大降低了受援国的依赖性。我们目前对“非洲绿色革命”的资金援助，也正在通过帮助受援国提高农作物产量，降低了他们对外部的依赖性。对外援助经费是开发“全球公共产品”的主要资金来源，这些产品对健康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这也是为什么盖茨基金会将三分之一以上的资助都用于支持这些领域的创新研发。

第二，“外援滋生依赖”的观点也忽视了那些业已“毕业”的、曾经的受援国，它们中的很多现在仅需解决一些遗留的难点问题。以下都是曾经的受援大国，但随着本国的经济发展，他们已基本不再接受援助，包括：博兹瓦纳、摩洛哥、巴西、墨西哥、智利、哥斯达黎加、秘鲁、泰国、毛里求斯、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在朝鲜战争结束后曾接受大量对外援助，然而目前已成为净捐助国。中国现在也是净捐助国，并通过支持科技研发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印度在1991年接受的对外援助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目前这一数字已下降至0.09%。

这种进步甚至出现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尽管相比二十年前，这一地区接受的对外援助总额增加了一倍，但援助所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却下降了三分之一。当然，目前非洲还有少数仍需依赖对外援助的国家，如埃塞俄比亚等。尽管几乎所有合作方──特别是埃塞俄比亚自己，都希望尽快改变这个现状。但是，目前尚无有力证据表明，今天的埃塞俄比亚可以离开外援而变得更好。

还有些批评认为，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对外援助可以加速经济增长。听起来，的确如此。不过，这个观点也适用于几乎所有其他经济增长因素，因为我们很难确定具体哪些投资会刺激经济增长，特别是短期来看。但我们知道，长期而言对外援助确实对经济增长大有裨益，如针对健康、农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健康援助不但救助生命，还能促进儿童身心发展，让受援国在一代人的时间就发生改变。很多研究都证明了受益于对外援助的儿童长大成人后，为当地社会创造出更多财富。如果你认为此类援助没有意义，就等于认为拯救生命对经济增长没有意义，或者说认为拯救生命毫无意义。

对外援助在救助生命方面的作用显而易见，这一点甚至连批评家们都给予承认。威廉·伊斯特利（最著名的对外援助批评家之一）在其《白人的负担》一书中列举了一些受益于对外援助的全球健康进步，其中主要的几点包括：

“在南非进行疫苗接种工作几乎在当地彻底消灭了麻疹这一导致儿童死亡的疾病”。

“通过国际合作，天花得以在全球范围内根除”。

“1990年至2000年，在中国开展的肺结核防控项目使结核病新发病例降低了40%”。

“1985年以来在拉丁美洲开展的根除脊髓灰质炎项目，让这一威胁美洲公共健康的疾病销声匿迹”。

关于最后一点有必要再多说几句：目前全世界只有三个国家没有根除脊髓灰质炎──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尼日利亚。去年全球卫生健康社区确定了2018年以前在全球根除脊髓灰质炎的总目标，随后数十个捐赠方陆续对该项目进行了资助。如果人类可以在全球根除脊髓灰质炎，世界每年便可以节省出约20亿美元的脊灰防治经费。

真相与总结：健康援助投资可以获得高回报。每当我看到和30年前相比有更少的儿童死亡，人们的寿命更长、生活的更健康，我就对未来充满希望。盖茨基金会正与世界上优秀的经济学家和健康专家共同研究如何让未来更美好。正如他们上个月在医学杂志《柳叶刀》中所发表的论文：“如果投资方向正确并对政策加以改进，到2035年以前，所有国家的儿童死亡率都可以降低到1980年美国或英国的水平。”6

以下你将了解到这个进步的巨大意义：

为实现人类的巨大突破而团结一致

让我们先从历史的角度看。1960年出生的婴儿在5岁以前的死亡几率是18%。而今天出生的婴儿死亡几率则不到5%。到2035年这一几率将下降至1.6%。75年间取得这样伟大的成就，这让我想不出任何其他进步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全世界的科学家、健康工作者、捐赠方和受援国团结一致。如果该目标能够纳入联合国后千年发展目标，便可更有效地集中资源促进其早日实现。

很多现在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将依靠自己的经济发展，实现儿童死亡率降至1.6%的目标。而有一些贫困国家，则仍需要来自捐赠国的慷慨解囊，包括在健康和研发领域投入资源。此外，各国政府也需要制定正确的发展政策。例如，中等收入的国家应该征收烟草税、削减燃油补贴，以保证更多资金用于健康事业。

总之，我希望大家不要再纠结于援助是否有效，而应花更多的时间思考怎样让援助更有成效。无论是上游的全球公共产品研发，还是下游的创新产品应用推广，如何提高对外援助资金的使用效率都至为重要。受援国是否做好了基层卫生站的选址以及医务人员的培训工作？资金捐助方是否帮助当地团队学习专业知识，以逐步减少对西方专家的依赖？已经取得进步的国家是否分享自己的经验教训供其他国家参考？这也是我们盖茨基金会需要不断学习的地方。

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健康领域的差距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不平等现象之一。每年有几百万儿童死于可以防治的疾病，这是不公平也是无法接受的。我认为，一个儿童不应该由沃伦·巴菲特所说的“卵巢彩票”──即“出生”决定命运。而如果我们能够实现这个目标，至少在健康领域，“出生决定命运”的现象将不复存在。

错误观念三：挽救生命导致人口过剩

梅琳达·盖茨

我们在盖茨基金会的博客，脸书（Facebook）主页和推特（Twitter）上都看到过很多这样的评论。在气候变化的大环境下，大家对地球能否继续承载人类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想法却可能让世界陷于危险境地，因为对全球人口的焦虑可能让我们忽略了对组成人类的单个个体的关心。

托马斯·马尔萨斯1798年发表了《人口论》。至少从那时起，人们就开始担心有朝一日出现食物供应无法跟上人口增长速度的世界末日。而在冷战时期，一些美国外交政策专家又提出了一个所谓的“理论假设”：饥荒会让贫困国家更容易选择共产主义。因此，控制“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口增长甚至一度成为“第一世界”国家的官方政策。在最极端的情况下，这甚至意味着强行阻止妇女怀孕。然而历史发展到今天，全球计划生育界已经逐渐摒弃了这种单纯限制生育的简单理念和做法，转而思考如何帮助妇女掌握自己的命运。这种转变令人高兴，因为只有当我们帮助穷人摆脱贫困，而不是让他们继续痛苦时，全世界才能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谢天谢地，事实上，那种“放任自流”的自由主义发展模式──所谓的“为了不让儿童以后挨饿而对他们现在的死亡不闻不问”的理论是完全行不通的。世界上死亡率最高的国家恰恰是世界上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这听起来不合常理，但却是实际情况，因为在儿童死亡率高的国家，妇女总是想多生孩子。尽管学者们对具体原因争论不休，但儿童死亡率与出生率密切相关。

以阿富汗为例，儿童死亡率和五岁以下儿童死亡人数都非常之高。每名阿富汗妇女平均生育6.2名子女7。因此，即使阿富汗儿童死亡率超过10%，国家总人口还是会从目前的3000万增加至2050年5500万。显然，高死亡率并不能阻止人口增长（更不用说没人认为阿富汗是创造美好未来的典范社会）。

然而当更多的儿童有机会存活下来时，父母便会减少生育子女。以泰国为例，1960年左右该国儿童死亡率开始下降。到1970年左右，泰国政府开展计划生育后，出生率开始明显下降。仅仅二十年，泰国妇女平均孕育子女数便从6名减少至2名。目前，泰国的儿童死亡率几乎与美国持平，而妇女平均生育子女人数则降至1.6名。

从下面的图表你可以看到巴西的情况大致相同：儿童死亡率下降后，出生率也随即下降。我还绘制了一份人口增长率图表，从中你可以看到儿童存活率提高后，国家整体人口增长放缓。如果你为南美洲所有国家都绘制这样的图表，基本会得到相似的曲线。

当巴西的儿童死亡率下降时，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率也随之下降

这种儿童死亡率下降和人口出生率前后下降的模式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出现过。人口统计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为“人口转型”，并就此课题撰写了大量的学术文章。十八世纪末期法国首先经历了这一转型。法国家庭平均子女数每隔十年都会下降，这一趋势持续了150年。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德国妇女开始减少生育子女，直到50年后平均子女数再次稳定下来。由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现代避孕用品的普及，在南亚和拉丁美洲，仅仅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便由6~7个减至2~3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