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阿里郎》走来的金基德

就像去年的戛纳电影节上领劝某种关注”单元最佳电影大奖时那样，作为上海电影节展映嘉宾的韩国导演金基德，依旧在《阿里郎》开场前走上前台，面对着整个影厅的观众，动情地清唱了《阿里郎》。他说：“这首歌说的是忍辱负重为梦的影子翻山越岭。”

《阿里郎》或者是电影百年最独立的作品之一。编剧、导演、演员、剪辑、音效、摄像、主题曲演唱全部都由金基德独立承担。“如今我买了一台机器，就我一个人，也能完成一部电影。普通的片场动不动就数十人乃至上百人，我讨厌那些东西。”金基德告诉本刊记者。

类似这样为求片刻自我圆融而辗转阐释的呢喃，《阿里郎》里比比皆是。当然，独居在雪封冰锁的山野中，那些更具体的生活也不乏观赏趣味，聚雪化水，劈柴取暖，大片的寂寥中，幻听如何把人惹得身心俱疲。从用极其简陋的塑料饮料瓶滴漏咖啡，到用工厂里做工时留下的手艺做出一台煞有介事的意式咖啡机，或者从烤上几颗板栗几块甘薯就潦草果腹，到饱餐一顿米饭烤鱼后，再把鱼头做成灯罩，鱼骨用作猫粮。

一日的三餐之间，尚可以全力忍耐，只是一旦真坐下来对着自己的影子好好谈谈，便又要哭泣，放声嚎啕，解释说自己在演戏：“我现在自己拍的这部电影，别人叫它纪录片，我更愿意叫它剧情片，我是导演，也是演员，我现在在哭，也是在演戏。”

偏偏面对镜头的笃定和真诚又使观者容不下任何质疑。“我这一生中，也不曾有过比电影导演更让我觉得光荣的职业。”诸如此类的句子，说得如誓言一般庄重，而他身后仅有最简单生存资料的棚屋里，各大电影节上赢来的奖杯却洋洋洒洒地一字成排，成为陋室唯一熠熠生辉的所在。金基德常常就让镜头坦荡荡地深情凝望着那些过往的骄傲，他说：“我觉得我也没有白白活过。我的作品在全世界几十个国家上映，我去过很多国际知名的电影节，并且都拿了奖。”

情不自禁时，他一遍遍在镜头前练习喊那些不能再熟悉的口令：“Camera，action！”接踵而至的是绝望的焦躁。“可我几乎忘了怎么去拍电影，忘了怎样告诉演员们去演戏，我知道有很多人在等我的电影，甚至有很多人想跟我学电影，我也想赶快拍电影。我也害怕就这么被人们忘了。我也是个人。”

《阿里郎》如此特殊，这是一部难以定义的电影，喜欢者，说它赤裸动人；厌弃者，理由更是充分，自恋自娱，狭促慌张。金基德却说，传说中的社交恐惧症，最坏要超过电影里的样子，因此与其说这是一部讨好或者激怒别人的电影，不如说是出于生存必须的自我疗救。

依《阿里郎》的“核心剧情”，金基德躲进棚屋避世三年的直接原因有二：一是《悲梦》里女演员的意外，身为导演的他陷入很深的自责；二是跟随自己多年情如兄弟的副导演的背叛出走。

这情节倒是与金基德自己写下的那些人生故事相得益彰。“十五六岁的时候，拿着钱去商店买东西还会使我犹豫再三，如果拿着1000元买了900元的东西，店员给我找100元的零头时，不知为何我总会觉得很抱歉，荒唐到不可理喻吧。我总是希望要买的东西不多不少1000元，那样我就不用拿回零头，也不用看商店主人的脸色，像我这样的人，没有资格要求别人为我劳动。”

连找零都羞于劳烦他人的一个人，却因为自己的电影使他人几乎丧命，因此陷入羞恐而闭关自守，进而怀疑起电影的价值，动摇了自己对于电影本身的理解态度，以致再不能工作，这是说得通的逻辑。

法国戏剧理论家、戏剧理论创始人安托尼阿尔托（Antonin Artaud）曾经在写给友人的书信中这样写道，在我的笔下，“残酷”一词包含着生活的欲望，宇宙的严密和不可逆转的必然思考。《阿里郎》里，金基德时而扮演对自己拷问的冷漠智者，时而扮演回答拷问的张皇自欺的愚弱凡人，时而又成了一个纯粹的旁观者，看着电脑屏幕上自己的脸发出场“弄的笑声，尖酸的讽刺。金基德曾在采访中将隐含在自己作品中的残酷表现手法定义为“野生”，如今直面自己，金基德的残酷没有丝毫手软，做咖啡机的同时，金基德也做了一把手枪，带着它上路了，枪响了三次。

金基德从不讳言，自己的残酷形成于懦弱而羞涩的少年时代那些艰难挣扎的求生经历。16岁进工厂，20岁入伍，5年的兵役后，因为工作难找又去了一个残疾人收容所继续体力劳动。终于到法国画画，走出戴高乐机场的当晚便面对流浪街头的窘迫，却囊中羞涩到付不起返程的机票，于是和一些阿拉伯人混在一起。解决最基本的生存之后，便游走四方，遇到小广场便展示出自己的绘画，期待售出一幅两幅。世间万象，艰辛历尽，永远生活在世界的背面。“30岁以前的生活，我宁愿把它给忘了。”

30岁金基德终于寻找到他坚信的生存方式──电影，并且作为导演的金基德，足以用世俗成功的标尺去丈量，迄今登录欧美院线的韩国电影中，收入最高的就是《春去春又回》，创下了238万美元的票房纪录。紧随其后的《空房间》和《撒玛利亚女孩》，又分别为金基德在威尼斯电影节和柏林电影节赢走了最佳导演的荣耀。

《春去春又回》有幸被选为当年韩国国内的十大佳片，但实际上票房并不理想，甚至《撒玛利亚女孩》和《空房间》这样在金基德看来艺术人生的巅峰之作，同样难逃票房惨淡的结局。对此金基德心有积怨，直到2006年的《时间》再次遭遇票房惨淡时，他甚至爆发了强烈的愤怒，不仅炮轰了当年的冠军影片《汉江怪物》，还从此拒绝任何媒体访问，甚至宣布作别电影界。当然，时隔仅一年，金基德便食言，携新作在韩国10家院线上映。

很可能，这样的自说自话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金基德。“虽然我对学历和社会既定规则都存有一种反抗自卑的情结，而你们不也对反制度的存在不满么？因为你们读了很多书，而金基德这样一个孤陋寡闻的中学生怎么可以得到那么多的认可！对于那些读者相同的电影百年历史，反复做着相同的电影解读，只注重知识情报的人们，我总是抱以轻笑。为什么不丢掉既定的理论，而去试图理解人是什么呢？我的电影依照大众的道德标准来衡量，难免会有奇异和行为悚然之嫌，但若以人到底是什么作为阅读的中心，我相信对影像的理解便是不同的。”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