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川印子：走向世界的的巴蜀文明

一

雕版印刷是印刷术的最初形式，起源于中国古代的文字雕刻技术。所谓雕版印刷，就是把木材锯成一块块木板，把要印刷的字写在薄纸上，反贴在木板上，再根据每个字的笔划，用刀雕刻成阳文，突出在木板上。印刷时将木板蘸上墨，把白纸覆在木板上，用干净的刷子在纸背上轻轻刷一下，然后把纸揭下来，一页就印好了。一页一页印好以后，装订成册就成图书了。这种古老的印刷方法，被人们称之为“雕版印刷”。雕版印刷起于何时，文献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明代学者胡应麟所说：“雕本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这只是对雕版印刷形成和发展过程的描述。据明朝邵经邦《弘简录》一书记载：唐太宗的皇后长孙氏为了宣传封建社会中妇女的典型人物，编写了一本名叫《女则》的书。贞观十年（637），长孙皇后去世，宫中有人把这本书送到唐太宗那里。唐太宗“览而嘉叹，以后此书足垂后代，令梓行之”，梓在古汉语中指用于雕制印书的木板，引申为印刷，所言“令梓行之”就是让人印制成书，这恐怕是我们已发现的文献资料中最早提及雕版印刷的。

在《猗觉寮杂记》中提到：“雕印文字，唐以前无之，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墨板即雕版，唐末始在成都出现；《宋国史志》中也说：“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术数、字书、小学。”两书都提到“益州始有墨板”，前者为一家之言可以不足为凭，而后者却是“官修”的史志，想必有一定根据。雕版印刷的兴起最根本的原因还是适应和满足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需要。最初用于雕版印刷的并不是官府的文书或儒家的经典，而是当时流行于民间而社会需求量最大的天文历算、小学韵书、佛经及占梦相宅、阴阳杂记等书籍。就雕版印刷的起始地而言，也不是对传播管制很严的首都长安，而是远离长安、但手工业和商业十分发达的扬州和成都等大城市。据文献记载，早在唐肃宗至德二年（757），成都就出现了雕版印刷的历书和佛经，公开在街上出售，并逐渐形成了“书肆”。据《旧唐书文宗本纪》载，文宗大和九年835）12月，唐文宗曾下令“敕诸道府：不得私置历日版”，即各道府不得私自刻印历书。为何不能私自印刷历书呢？这是因为颁布历法是封建帝王的特权，而每年管历法的朝廷司天台还没有奏请颁发新历，民间雕印的新历却已到处都是了，民间印发历书“有乖敬授之道”，再加之雕版印刷出现的初期，由于印刷技术尚未完全过关，出版物字迹模糊，“浸染不可尽晓”。私印历书最多的东川（今四川绵阳）的节度使冯宿一为讨好皇上、二为免责，就奏请皇上禁止私人出版历书。历书上面印有节气、农时，关系到农业生产，农民非常需要，一道命令怎么禁得了呢？虽然唐文宗下了这道命令，但剑南两川私家刻印的历书仍旧大张旗鼓地在各地市场上出售，并远销全国各地。由此可见，视四川为雕版印刷的起源地或故乡是确切的。

还有一件事可佐证唐代四川印刷业的兴盛：公元883年，为躲避黄巢农民起义，唐僖宗带着满朝文武慌慌张张逃到四川。跟随唐僖宗逃往成都避乱的官员柳毗在他所著的《家训》序里说，“中和三年夏，銮舆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南。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版印纸”。意思是说，柳毗在成都生活期间常到城南书店去逛，看到好多关于阴阳、杂记、占梦等方面的书籍，这些书大多是雕版印刷的，可见当时成都的印刷业已十分发达。

雕版印刷在巴蜀地区的兴盛与隋唐时期巴蜀文化的兴盛有关。唐代是我国封建文化高度繁荣的时期，也是巴蜀文化的一个高峰，特别是中唐以后，北方战乱不断，而巴蜀则相对安定，大批文人相继入蜀避乱，进一步推动了巴蜀地区文化的繁荣，文化的繁荣也促进了雕版印刷的发展。唐代巴蜀文学中尤以诗歌最为发达，“天下诗人皆入蜀”，许多诗人都希望把自己的诗歌收集成册，刻印成书籍广为流传。如唐穆宗长庆四年（825），白居易就把自己写的诗歌编成了一部诗集──《白氏长庆集》，其好友元稹写了一篇序文，序文中有“白氏长庆集者，太原人白居易之所作……二十年间禁省臂，邮侯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烨卖于市井”。这里的“模勒”就是印刷的意思。当时“诗仙”李白的诗歌在巴蜀影响很大，“集无定卷，家家有之”［1］，说明当时已有李白诗集的刻印本流传于世。

雕版印刷在巴蜀的兴起还与宗教在巴蜀地区的传播分不开。自从汉代张陵入蜀传播天师道以来，道教一直是巴蜀地区最重要的宗教，雕版印刷最早被道观用来印刷符录，以供道民授受之用。另外，各种迷信书籍也被大量印刷出版，如柳毗在成都所见到的刻印书籍“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唐代是外来佛教在巴蜀地区迅速发展的时期，为了弘扬佛法，需要大量的佛像、佛经、咒本、发愿文，唐玄奘法师年轻时入蜀求法，就曾用回锋纸印普贤像施给僧尼信众。［2］

1944年，在成都望江公园附近的四川大学校园内，曾出土了一幅茧纸刻印的《陀罗尼经咒》，上面除刻有文字外还有佛像，刻工精细、清晰，并印有“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刻印”的字样。据考证“龙池坊”就在今成都市春熙路一带，唐时那里就已遍布印书、卖书的“书坊”。《陀罗尼经咒》为考证我国的印刷出版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原物现存中国博物馆，被公认为目前国内收藏最早的雕版印刷品。2000年，陕西省文物部门征集到一件出土于西安三桥镇的梵文印本《陀罗尼经咒》，其刻印风格与四川大学所出土的印本完全一致，上有“成都府浣花溪报恩寺……敬造此印施”等字样，推测其刻印年代亦为晚唐时期。浣花溪为现成都市杜甫草堂一带，此件当是从成都流入西安的早期印刷品。

与《陀罗尼经咒》同样能说明问题的还有在敦煌出土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简称《金刚经》）。1900年，在甘肃敦煌莫高窟17号藏经洞中发现了一卷印刷精美的《金刚经》，此件由七张纸粘成一卷，全长488厘米，每张纸高76.3厘米，阔30.5厘米，卷首刻印佛像，下面刻有全部经文。印品雕刻精美，图文浑朴凝重，印刷的墨色也浓厚匀称，清晰鲜明，刊刻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经卷最后题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字样。唐咸通九年即公元868年，此经被认定为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有明确刊印日期的印刷品。可惜的是此经于1907年被英国人斯坦因和伯希盗走，现藏于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被英国图书馆称为世界上最早的书籍。《金刚经》中有多处注明“西川过家真印本”或“西川印本”，说明它是地地道道的“蜀刻本”。现藏于英国的唐代另一印刷品“中和二年具注历”，则是成都樊赏家印卖的杰作，历书第二行用大号字体雕印“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字样，“中和二年”为公元882年。此件刀法纯熟，敷墨均匀，堪称早期印刷品中的精品。卞家、过家、樊赏家都是当时成都的“书老板”，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民营出版商。

早在唐代，巴蜀地区的雕版印刷就驰名中外，由巴蜀刻印的书籍不仅销售到全国各地，而且远传到日本、朝鲜、东南亚以至西方各国。1966年在韩国发现的雕版印刷的《陀罗尼经咒》，刻印于公元704-751年之间，与在四川大学校园内出土的《陀罗尼经咒》为同一时期。保存在日本奈良塔内的《陀罗尼经咒》四种印本与四川出土的《陀罗尼经咒》在版式和印堡上都如出一辙。唐咸通年间，在长安留学的日本僧人宗睿，曾将带回日本的书籍编了个目录，名为《新书写请来法门等目录》，其中就注明：“西川印子《唐韵》一部五卷，同印子《玉篇》一部三十卷，右录书等，非惟法门，世者所要也。”宗睿所注的“西川印子”，是当时对巴蜀印刷出版物的统称。可见早在唐代，由巴蜀刻印的图书就走出国门，“已满天下”［3］了。

二

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既为传播事业和传播媒介的发展提出了现实的需要，又为传播事业和传播媒介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五代十国时期，军阀割据，连年征战，而偏隅一方的前后蜀政权却凭借着巴蜀盆地的天然屏障躲过了战乱，使巴蜀地区成为了社会稳定安宁、经济繁荣的一方乐土。这一时期，巴蜀地区的雕版印刷已完全成熟，长期的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使巴蜀成为了当时中国乃至世界的雕版印刷中心。在益州（成都）、临邛（邛崃）、眉州（眉山）、梓州（三台）等地大大小小的“书坊”、“书肆”遍布，所刻印的书籍从佛经、历书、诗集、医药、字韵、传奇到科技书籍无所不有。

两蜀时期巴蜀地区印刷出版的兴盛与前后蜀政权的大力提倡和扶持是分不开的。前后蜀宫廷书库及大臣皆广收天下奇书，许多大臣还自己出钱刻印书籍，一时成为风气。如前蜀武成二年（909），眉州团练史任知玄就曾“自出俸钱”，雇任良工，刻印了道教史上著名大学者杜光庭的《道德经广圣义》30卷，印造流行，“不烦染翰之劳，可遍普天之内，使人皆持诵”［4］。后蜀宰相毋昭裔受后唐国子监雕印儒家经籍的影响，更是大规模地刊刻书籍。在成都“令门人勾中正、孙逢吉书《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镂板”。又“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刻版印《九经》”［5］。当时刻一部书要费很多钱，毋昭裔愿意拿出偌大的家产来自费刻印诸如《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九经》之类的大部头著作。身为宰相，却自己掏腰包印书，足见其“文化自觉”。

前后蜀时期的印刷技术较之晚唐也有明显的进步，从一般的单篇单册的印刷品发展到篇幅大、部头重的著作，如昙域和尚收集其师贯休的诗作1000余首，定名《禅月集》，雕印成书行世。母昭裔刻印的《文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文学作品选集，上自战国，下迄萧梁，分为三十八类，共七百余篇；《白氏六帖》为白居易所撰，全书三十卷，每卷各列子目，是一本查找成语、故事而自编的一部类书。为了保证刻印的质量，毋昭裔还将书写人与雕刻人分开，变成两道工序，由名家书写、精工雕刻，从根本上打破了以往文人轻视印本书的习气。书籍大批量及规模化的生产使两蜀时期大量的科技文化成果得以保存，如由后蜀李（四川三台人）在成都编修、刻印的《海药本草》，是一部专门记载当时国外传入药物并兼收我国南方地区所产药物的药学专著，共记载药物120多味，以后为宋代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和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等书引用；再如中国第一部词总集《花间集》，由曾任卫尉少卿的赵崇祚编辑，收录晚唐和五代18家词，其中蜀地词人占15人。清代编修的《四库全书》曾收录晚唐五代文集共四部，其中有三部出自前后蜀。最重要的是前后蜀时期巴蜀印刷出版的繁荣，为宋代“蜀刻本”的再度兴盛奠定了基础。前后蜀时期巴蜀的图书出版对其他割据政权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与前后蜀同时代的后唐政权曾组织对儒家经典进行大规模雕印，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由政府刊刻的官版书。据《五代会要》记载，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宰相冯道、李愚上书皇上：“尝见吴蜀之人，鬻印版文字，色类绝多，终不及经典。如经典较定，雕摹流行，深益于文教矣。”

三

印刷出版事业的发展与其所处时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而文化的兴盛更是印刷出版事业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巴蜀文化的繁荣直接促进了巴蜀地区印刷出版事业的兴盛，宋代的统治者提出“以文治国”，巴蜀地区的雕版印刷进入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史书上有“宋时蜀刻甲天下”之称。

与唐代的刻印书籍主要是民间所为不同，宋代则有官刻、家刻和坊刻之分。官刻，指中央或地方政府机关组织的印刷出版，内容主要以佛教著作、经史典籍和大型类书为主。在宋代巴蜀至少有四次由官方组织的大规模的印刷出版活动。

第一次大型印刷出版活动是在北宋开宝四年（971）。宋太祖因尊崇佛教，令高品、张从信去四川成都监制《大藏经》。《大藏经》又称《开宝藏》或《蜀藏》，一共有1076部，5048卷，约4860万字，印刷共用雕版13万块之多，历时12年才雕印完毕，是世界上刻印的第一部佛经总集，其工程浩大至今也算得上重大文化工程。《大藏经》刻版后运于汴京（今河南开封）印经院收藏。它的印本对后世影响很大，成为一切官、私刻印藏经的标准依据，宋代政府还将印经送给日本、高丽、越南等地，这些国家又据此标准予以翻刻、仿刻，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

第二次大型印刷出版活动是在南宋高宗绍兴年间（1131～1162）。靖康之变后，朝廷官藏的书版、图籍被金人掠为一空，南宋朝廷诏令地方政府收集经史子集及书版，在四川转运使井宪孟的主持下，在眉州（今四川眉山）雕印了南北朝“七史”，即《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共451卷，后被称为“眉山七史”。在井宪孟的倡导下，眉山地区还刻印了《周礼》、《春秋》、《礼记》、《孟子》、《史记》、《三国志》等经史著作，为传承中华文化作出了贡献。

第三次大型印刷出版活动是南宋庆元五年（1199），成都府路转运判官兼提举学事蒲淑献主持雕印了宋代四大类书之首的《太平御览》，全书共1000卷，分55部，约470余万字。第四次大型印刷出版活动是南宋中叶，眉州书隐斋为朝廷雕印的宋代另一部大型类书《册府元龟》，共1000卷，分31部，约940万字。这四次大型的印刷出版活动，动辄上千卷的巨著，培养了大批写工、刻工和印堡，大大提高了巴蜀雕版印刷的水平，同时也充分证明了宋代巴蜀地区印刷业的繁荣。

宋代的官刻书中以秘书省柄子监监制出版的最为著名。宋代把书籍的出版看作是一件十分严肃的工作，国子监特别讲究书籍校雠的质量，凡是批准镌刻的书，在交付镂版之前，必须经过三校，即先由负责校理的官员精加校勘，第一道校雠工作完毕后，送覆勘官再复校一遍，然后送主判馆阁官重加点校。三校官员的名衔全印在全书的卷末，以示对校雠的质量负责，这种书籍的三校制度一直沿袭到今天的图书编辑出版。除中央政府外，地方政府如各州公使库、各路茶盐司、漕司、提刑司等机关，还有州学、军学、县学、郡斋、郡庠、县斋等单位的刻本也属官刻。从刻书技术来说，成都和杭州刻的最好，所以当时国子监的书籍，绝大部分都是拿到这两地去镌刻的。

家刻，顾名思义，是指私家出资校订刻印的书籍。私家限于财力，不可能一次出版很多种书，但校订却比较细致，又多采用精选的善本，因此质量很高。私家刻书往往以某家塾、某堂、某宅、某斋为标记，如在宋代蜀地较为著名的就有广都（今双流县）的裴氏、费氏、进修堂等，西蜀（成都）的崔氏书肆等，眉山的程宅、万卷堂、书隐斋等。私家刻书大多不以营利为目的，而为了标榜家学渊源和垂名后世，北宋初成都人彭乘“聚书万余卷，皆手自刊校，蜀中所传书多出于乘。”宋代著名理学家魏了翁在家乡四川蒲江办学时就曾自费刻印朱熹的《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6］。

比起“家刻”更加繁荣的应属“坊刻”。坊刻起始于民间，以刻印历书、经咒、杂书等实用性图书为主，成都虽然远离京都，但作为西部的大都会、内地通往西南地区的交通要道和南丝绸之路的起点，手工业和商业十分发达，这十分有利于以商业为目的书坊运作方式的发展。到了宋代，以前坊雕印本的“某某家”，就名正言顺地发展为书铺、书堂、书肆、经籍铺、刻书铺、书籍铺。他们多半是前门开店、后门办厂，边刻印书籍边售卖，像这样的书坊仅成都最多时就有数百家。书坊出版的图书也不局限于一般的历书、经咒、占卜类杂书了，各路书商都热衷于刻印当时的文化名流如苏东坡、欧阳修等人的专集，因为这类书最容易成为畅销书，“不日传于都下，纸为之贵”。书籍变成商品生产以后，大量的出版和流通，不仅打破了封建社会文化专制的传统，促进了学术交流和文化传播，而且使书籍的印刷出版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事业和文化产业。

与此同时，巴蜀的印刷工艺也更加成熟。宋代的蜀刻本被称为“龙爪本”，其优势首先在于在刻印质量上严格把关，蜀刻本多以监本为依据翻雕、重刻，注重校勘，除官刻书籍均设有校勘、监雕、印造之职外，坊刻也设置了校正、录正、印行等职。为昭信用，还在书本卷首、卷尾还注明每版的字数、印行名称、刻印人的姓名。在刻印经史典籍时，一改以前正文和注疏分别刻写在两个书本上的编排形式，而是盛行在同一书版上，用大字刻正文、小字刻注疏。蜀刻本的具体工作流程是：首先，精心挑选雕刻所用的木板。因刻板多采用结实的枣木或梨木，所以称刊印书籍为“付之梨枣”或“付梓”；其次，将需要刻印的书籍抄在纸上，既有流行的“大字本”，也有“小字本”。所谓大字本指每一行十六字以下，而小字本是指每一行二十四字以上，字体多为遒劲朴拙的颜体；第三，把抄好的书页反贴在木板上，待纸干透后，用刀刻去无字的地方，使字迹凸现出来；第四，雕刻的板片初成后，印出若干“校样”；第五，“校正”（即校对）对“校样”认真校勘，杜绝差错疏漏；第六，定稿后正式印刷。其方法是将墨涂在板片上，敷上白纸，用刷子轻刷，揭下即为一张印页；最后将一张张页印装订成一部完整的书籍。蜀刻本版式疏朗明快，字大如钱，墨香纸润，内容、印刷均为上乘，不但经久耐用，而且是收藏传世的精品，对后世的书籍也有很大影响。不仅如此，宋时巴蜀地区已有了朱墨套色印刷和防伪处理，由此而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张用于流通的纸币──交子。

蜀刻本的装帧也体现了当时图书装帧堡艺的最高水平。最初，蜀刻本借鉴了传统简牍、帛书的“卷轴”装帧形式，并加以改进成“旋风装”。即把印好的书页，按照顺序逐次相错，粘在同一张纸上，错落粘连，犹如旋风，所以史称“旋风装”。后来又采用“蝴蝶装”，简称“蝶装”，将书页面对面相对折齐，用浆糊粘连书页反面版心处，再用厚纸作书皮，类似现在的精装本，翻阅时书叶两边展开犹如蝴蝶双翅，故称“蝴蝶装”。在宋代蜀人就有了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宋代蜀刻本已有了牌记，牌记也称木记、墨围、书牌，刻书者往往把刻书家的姓名、堂号、或书坊字号、刻书日期等事项刻于书末，相当于今天的图书版权页。蜀刻本从所刻的内容到编排装帧形式，在印刷前都要报官批准并存档，禁止任何人仿照、翻刻。如南宋光宗年间在眉山刻印的《东都事略》，目录后的牌记中就写道：“眉山程舍人宅刊已申上司不许覆板”，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版权所有，不准翻刻”，这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意义最完整的版权记录。

宋版蜀刻本反映了中国古代印刷的最高成就，近代巴蜀学者、版本学家傅增湘称赞宋版蜀刻大字本《春秋经传集解》“刊印精绝、字大如钱、墨黑似漆，展卷即夺人眼眸”。清代版本校勘学者黄丕烈酷爱宋版蜀刻本，自号“佞宋主人”，他因获得一部宋版蜀刻本《陶诗》而欢喜若狂，将其书斋改名为“陶陶室”。他见到宋版蜀刻本《嘉v集》后称赞道：“刻本之精，印本之爽，在宋本中可为稀有”。宋代四川究竟刻印了多少书，由于后世佚散太多，已无法精确统计。据今人从各种史料考证，宋代仅川籍作者就有1009人，著作约2400多部，但现存作品不及半数。国内至今仍保存着大约700本宋代的雕版印刷的古籍，其中多为蜀刻本。宋版蜀刻本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褒扬，也被图书收藏界视作价值不菲的绝妙艺术瑰宝、罕有的文物精品，早在明代，宋版蜀刻本、尤其是善本就已经“一页值千金了”。

四

巴蜀的雕版印刷在宋代达到了高峰，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并没有能够延续跨越三个朝代长达四百年的辉煌。宋末元初，四川经历了长达一百多年的战争，元气丧尽，巴蜀地区的雕版印刷也从中国印刷出版中心和重要基地的位子上跌落下来，让位于沿海的江浙一带，而巴蜀地区作为雕版印刷的发源地和它对人类传播的贡献已经载入了史册。雕版印刷作为最早在中国出现的印刷形式，在中国延续了上千年，它不仅使中国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得以保存并流传至今，而且为以后的印刷复制工业在技术上作了准备，使人类大规模的文化生产和传播成为可能，对推动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发展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正如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Dr.Soseph Needham）所说；“我想象没有能比纸与印刷的发明这个对所有人类文化史上更重要的题目了。”［7］

§　参考文献

〔1〕魏颢序·翰林集［M］·二卷

〔2〕僧园逸录［M］

〔3〕全唐文［M］·卷624

〔4〕王明清·挥麈录［M］

〔5〕姚福申·中国编辑史［M］·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1，143

〔6〕蔡方鹿·魏了翁评传［M］·巴蜀书社，1993-4，240

〔7〕张秀民·张秀民印刷史论文集［M］·印刷工业出版社，1988-267

⊙　作者简介

赵志立，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四川　成都　61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