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人类学视野下巴蜀民歌中的人文内涵与寓意研究

巴蜀民歌是巴蜀地区千百年来文化传承与创造的结晶，也是多年以来人们现实生活、思想观念、审美追求与风俗习惯的反映，更是对其它文化形式与文化存在的一种观照。因而在巴蜀民歌中沉淀着深刻的历史信息、文化积淀和精神内涵。这些内涵与积淀都隐含在其多样性的音乐形式之中，因而必须对其内部结构元素进行分析，才能进行具体的解读并产生深刻的认识。“结构内部的元素并不是简单的叠加，有逻辑的组织性质与系统的整体结构是互为关联的”。［1］巴蜀民歌的内部组织结构与逻辑关系也是具有紧密关系的，是诸多相关元素综合性构建的结果。

一、巴蜀民歌具有深层的生活内涵

巴蜀人民在多山、多水的地理环境下创造出了多样性的巴蜀民歌，这些不同风格、不同内涵的民歌传载着他们丰富的生活内容与坚强、乐观的精神传统，这些深刻的人文内涵也是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影射，具有多样性的特点，蕴含着深厚的历史精神与文化信息。

巴蜀民歌不仅是巴蜀地区的音乐形式之一，也是巴蜀地区具有独特风格与内涵的一种艺术遗存。就巴蜀民歌的题材而言，“主要集中在社会斗争、生产活动、爱情生活和知识传播等四个方面”。［2］

巴蜀地区在千百年的历史发展中汇聚了多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与融合中，多民族的人们共同创造了多样性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形式，其中包括生动的民间传说、迷人的神话故事、甜美的巴蜀童谣，还有其它诸多的民间艺术如民间舞蹈、民间歌曲、口头文学、杂耍、戏剧、戏曲、器乐演奏等。这些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样式与内涵在反映巴蜀地区人们生活与精神面貌的同时还创造出了新的样式与内涵，成为新的文化艺术风格的代表。

巴蜀民歌与遍布四川地区的其它艺术形式如川东薅草锣鼓、土家族插秧薅草锣鼓、开江拗棒、巴山背二歌、翻山饺子、水族闹春、钱棍一样在反映巴蜀地区的传统精神、物质信息以及历史文化内涵的同时，也折射出了巴蜀的地域文化、历史演变、语言变迁与地理环境等方面的信息。因此对巴蜀民歌的整理与研究（如探索其历史的发展与演变、研究其内在形式的演进、研究其内涵与美学观念的延伸等）都对当地的历史与文化的保存与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在巴蜀民歌中，反映人们现实生活内容的歌曲占了很大的比例，这类作品中渗透着大量的多种类型的生活信息：有的反映上山砍柴；有的反映上山狩猎；有的反映下河捕鱼；有的反映耕种收获，当然还有反映人们感情的。这些作品中以表现劳动场景内容的居多，大多体现出劳动号子如河边号子、搬运号子的音调特点。巴蜀民歌作品体现着川渝地区所特有的语言音调特点，在演唱过程中所伴随的表演动作与流传于很多地方的古老的巴渝舞的风格非常接近。而在与诸多的民歌交汇与融合中，又以巴山的背二歌最为典型，也最具代表性，尤其在语言、音调特点、调式类别、旋法特点、乐句走向、表演形式、演唱风格等诸多方面，体现出了巴蜀民歌的大致风貌和轮廓特点。这些因素无疑是巴蜀人民多年来在生活中被赋予的本土文化、生活本质等人文内涵的反映和体现。巴蜀地区的地形特点、地理位置、多民族的文化交汇与碰撞、心理特点、性格特点与语言特点，使得这种地方性的民歌中彰显着深层的生活气息、历史底蕴和文化积淀。

另一方面，与以上所述外部因素相对应的是巴蜀地区人民的精神面貌和内心世界也充斥着众多的内容与“色彩”。［3］这种色彩通过田间地头的演唱与交流，逐渐渗入了乡情与地域性的情感因素，在生活中延伸出来的情绪情感都深深地植入了巴蜀民歌这种古老而隽秀的艺术形式中。经过人们一代代的传唱和加工，很多具有地域性色彩和感情色彩的语调音韵以及衬词也逐渐渗入其中。如“歌”、“和”、“车”等字的地方方言发音在民歌中就有着生动的体现，其音韵逐步形成了“guo”、“huo”、“cai”等发音，而这些音韵的演变不仅体现了语言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变迁，也体现出了中华文化宝库中更为丰富的地域特点和音韵的演变、风格的传承等特点。

不同时代人们的不同认识和情感表现方式上的差别决定了每一代人在传承民歌的过程中会根据自己的喜好对其进行加工，而这些变化在体现审美变迁特点的同时也体现着民歌具有“与时俱进”的意味。经过多代人审美观念的改变而发展传承下来的民歌，很多已经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风格与形式。比如在关于田间劳动的薅草锣鼓和农闲期间的表演性类型体裁的民歌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它们在语气、演唱的真实感、表演的自在性、原生态的风格与气质等诸多方面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差异性也是很大的。因而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这种反映人们生活的艺术形式便在流传中得到了丰富与拓展、升华与净化，因而看似朴素、简单的曲调风格和演唱形式却往往是他们在生活中最为直爽、豪情的情节体现，它们是经历了多代人不断创造和丰富的艺术结晶。

二、巴蜀民歌中沉淀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信息

历史上的川渝各地区包括巴蜀地区在内都经历了政治上多次不同程度的分分合合，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贯穿着汉族与各地少数民族的融合，也经历了少数民族和汉族等自身的文化更新与演变。这些千余年来积淀下来的丰富而厚重的历史文化信息在巴蜀地区的民歌中也必定有所体现。

如政治方面，《哭五更》、《巴山小调》等作品中就有着明确的体现。这些歌词有的反映了人们渴望休战、发展生产、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的愿望，有的反映了人们期待回到故乡，与亲人相聚的愿望。据史料记载，仅仅是明清时期以来，就有至少三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发生在这一地区。在战争、灾难、政治等原因的综合性作用下，人们的迁移也伴随着时间在历史的画卷上不断流逝。人口的迁入在这一过程中成为主流，迁入的人口多来自于湖南、湖北、广西、云南、贵州等地区，最远的也有山东、河北等，但在数量上不占优势。从而巴蜀民歌便形成了如今以反映巴山地方性语言音调特点为主，同时夹杂着云南、贵州等地更为曲折多样的音调起伏，还有山东、河南、湖北等北部地区方言的语调平直、风格粗犷等调式或音韵方面的特点。反映不同地域、民族人们的精神生活特点的作品有《苦麻菜》、《上山下山》等，这类民歌体现出了民族融合，民族杂居、混居等历史原因带来的乐观向上与积极进取、平等交往的意愿。带着各种方言、音调的人们汇集在四川各地，生活习惯与文化也逐渐地融入到了当地文化中。而这并不意味着原文化被淹没或者消失，它们总会以各种形式渗透到新领域的文化中去。例如，巴蜀民歌中常见的甩腔、高腔等音调特点除了具备四川本地的音调语言特点外，还反映了其它相关地区的戏曲、说唱的曲调与表演形式等因素对它的影响。对这些民歌的内容、风格、特点进行研究需要进一步引入音乐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思路。“人类学家是从历史中收拾破烂的人，我们在历史的垃圾箱中寻找我们的财产。”［4］

我们需要突破传统的研究思路与视角，对巴蜀民歌进行跨视角的研究，将研究点做得更为细致、系统，然后通过这些研究的“点”梳理出巴蜀民歌的概况与全貌。

巴蜀民歌题材中出现的对于各种文学、历史、传说的关注，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从异地迁徙至此的人们对于故乡的怀念与牵挂，这些异地的文化内涵融入本地文化的过程也贯穿于巴蜀民歌的发展中，使得巴蜀民歌拥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体现出了一种全新的形式。在这些文学性题材的作品中，这些异地迁入的人们不自觉地将其进行文学层面的演绎和延伸，并充分考虑到了巴蜀民歌这种形式的表现特点与内涵特点，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不同艺术之间的融合，也反映出了四川地区的民俗文化在历史上的发展轨迹。在这一过程中，民俗被植入到巴蜀民歌的表现对象中，同时这种民俗还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全国各地迁入的人们丰富的民俗特点以及其在四川尤其是巴蜀地域的交汇、融合与文化创新、演变的大致轨迹。

因而，在巴蜀民歌中折射出了众多的历史信息和文化信息，它具有深刻的历史内涵和文化积淀，反映了本地域的民俗、民心等信息，更反映了这种朴实的艺术形式对于这些内容的包容与承载，它不仅反映着深刻的艺术发展规律，也表明了这种研究方法是研究其历史发展规律的突破口。人类学家从这些事物中看到了没有被文字记录下来、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到的那些历史形态，以此可作为一种新的研究的突破口。［5］

三、巴蜀民歌中沉积着深层的艺术审美变迁

巴蜀民歌在反映历史上的众多文化信息、生活信息、人文信息等内涵的同时，还反映着深刻的艺术审美变迁。在巴蜀民歌的发展过程中，这种艺术审美变迁也是本地域艺术形式发展规律的一种折射。“重构过去和观察现实──都与历史研究有关”，［6］当今遗存的巴蜀民歌中多常用的调式、旋法、骨干音、音程、节奏性等形态特征都具有久远的延续性。从笔者考察到的巴蜀民歌的谱例中可以发现，很多存在时间差距久远的曲调之间还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比如在河工号子、石工号子中就可以见到当今人们仍在使用的方言和词汇，这些字词的运用说明了语言、音韵特点在百年的流传演变中的延续性，也反映了该地区人们在民族心理、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等诸多方面的相似性，反映在曲谱上也体现出了类似的特征。除此之外，音乐上的相似性也说明了在民族融合过程中，五声调式、七声调式以及各地民歌、民间音调在骨干音、旋律走向以及声调方面的一致性，这也可从侧面折射出多种文化融合后的创新性特点。因而，从以上诸多层面可以看出，巴蜀民歌的发展演变是相对缓慢的，延续性是非常强的，具有一定的保守性，但同时这种保守性又是以兼容性为前提的，即在兼容创新的前提下，保持着本地区、本地域的历史文化传统。

事实上，历史上的民歌演变无不与人们审美的变化息息相关。不同时期人们的审美标准和审美追求充分体现在了巴蜀民歌的发展中。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民歌题材的变化方面。历史上巴蜀民歌的内容多数都是伦理、道德与生活内容的交汇，既反映了现实生活，也反映了精神层面的追求，这类的民歌多数见于巴蜀童谣以及其它样式的民歌中。其次，在曲调、调式方面。多年以来巴蜀民歌中以高亢的曲调线条和级进性的音程进行为主要特点，这些在历史上遗存下来的记录比如在本地的“上滩号子”、“薅草锣鼓”等形式中都有所体现。再次，在歌词的运用上也有很大的变化，由过去体现伦理道德为主流逐渐过渡到以他们现实生活中的内容为主流，在情绪上也出现了以流露真实的内心感受为主的情况，从而成为一种真正抒发人们内心情感的艺术载体。

上述涉及到的巴蜀民歌特点在已经保存、流传下来的巴蜀民歌中都能够找到相关的具体表现。当然，巴蜀民歌还包含着诸多的风格样式，这些也都是巴蜀历史上的文化、审美信息等诸多因素在这种艺术中的沉淀和积累，毕竟“音乐历史档案也是音乐文化的一部分”。［7］

历史信息、人文信息、艺术信息在巴蜀民歌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中得到了延续和传承，而巴蜀民歌也以一种直率、悠扬、坦荡的性格特点成就了巴蜀地域的文化内涵。这些在巴蜀民歌未来的发展中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提升，其艺术形式和风格、内涵也将更为丰富和多样。

§　参考文献

［1］姚恒璐·音乐作品的完形分析与综合分析［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6（3）：12～17

［2］赵英，何元平·巴渠民歌音乐形态解析──以755首民歌样本为案例［J］·音乐探索，2008（1）：43～46

［3］理查克劳福德·音乐心理学［M］·汉堡：汉堡出版社，1970:45

［4］齐琨·历史的阐释：民族音乐学之历史研究［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6（3）：17

［5］伊丽媛·传播学视野下的中国民族声乐价值现状与发展对策研究［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1（9）：130～133

［6］布鲁诺奈特尔·如何重构不同地域音乐史［M］·纽约：纽约出版社，1962:9

［7］查理科瑞希·历史文化的现在与过去［M］·纽约：纽约出版社，1989:35

∷　基金项目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部区域文化研究中心一般项目“巴蜀民歌中的文化内涵研究──四川薅草锣鼓中的人文内涵与寓意表现”（XBYJC201011）

⊙　作者简介

王瑞（1981～），女，山东济宁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音乐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