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研究对中国政治文明建设意义重大（下）

从理解和阐释中华民族的角度来思考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能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中国不仅要继续坚持务实开放，谋求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还要从民族关系角度来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以体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理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绝不是谋求少数民族的消亡同化，而是谋求中国各民族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下，共同面对世界承担起中国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伟大使命。

学界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区域的认知和研究范式应从“社会发展史”转换成“文化生态学”

中国自古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文明由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国的疆域和权益应由各民族共同维护。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但仍承认五族共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肯定少数民族作为国家平等公民和能动主体的政治地位。中国还为保障少数民族政治权利而开展了民族识别并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汉族、汉文化跟中国人、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整齐对应的局面。因此，学界要运用中外文化比较来呈现中华民族整体特点并充分阐释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创中华的事实，以此来增强少数民族的社会地位、文化信心和政治向心力，同时为国际交流提供健康外宣话语。

社会发展史又称古典进化论或单线进化论，是西方启蒙运动期间兴起的社会发展观。它主张人类普遍具有理性而理性能保障人类社会持续进步和不断趋向完美。19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借助西方的政治经济学和民族学研究成果，将其发展成历史唯物论。20世纪中叶，斯大林和联共（布）又将内涵丰富的历史唯物论简化成仅仅包含五种形态的社会发展史：即人类从原始社会出发，经过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阶段，最终进入无阶级、无民族、无宗教、无政党和国家的大同社会。这是西方哲人在现代化早期对于其自身突破型文化的概括和想象，其中也含有欧洲中心观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成分。文化生态学又称多线进化论，也是民族学、人类学的一种研究范式。文化生态学主张从文化与环境相互适应的角度来理解文化类型之间的差别。在多元文化与和谐社会的时代命题下，文化生态学可以成为中国对于本国多元民族文化的一种新的认知范式。

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基础也是进化论，但它避开了“历时排列共时多元文化”的认知陷阱，增加了文化相对论的辩证观点。文化相对论主张衡量每种文化的标准不在该文化之外。至少在精神领域，就不能用某一个民族的标准去衡量其他民族文化的先进与落后。举例讲，如果用生产工具做标准，西藏原先的社会形态确实相当原始；但如果用哲学和宗教做标准，西藏的发展阶段同任何民族地区相比都不低。

抽象地看，社会发展史和文化生态学各有所长。前者讲的是基本的生存和发展之道。后者讲的是较高层次的和谐及可持续之道。结合中国的社会现实和发展目标看，如果从社会发展史中就只能推导出各民族文化落后论和消亡说。但从文化生态学中，却能推论出各民族文化价值平等和共同繁荣说。在这个理念下，中国学界的任务就将是“两个保护、一个维护和一个阐释”：保护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国内各民族的文化、维护少数民族和弱势群体的权益，阐释中国各民族团结统一共同繁荣的历史文化道理。

目前中外学界对中华民族的认知话语仍然停留在历史文化领域，缺少对于中国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的政治顶层设计和终极人文关怀，因而无法对主流偏见形成正面的冲击和挑战，无法支撑国家重大创新转型决策。

当前中国关于少数民族文化研究的作品虽多，但展示的主要是其传统风俗艺术和工艺等。对于作为文化核心的少数民族科技知识、生态伦理、社会道德、价值观和精神文明成就则挖掘不深、展示不足。《中华民族》针对上述缺陷，在这样一些方面做出了创新：首先，将看待少数民族文化的视角从社会发展史、单线进化论、社会达尔主义转换成文化生态学、社会公平、互惠博弈和各民族文化公平传承传播；其次，在作品内容中平衡呈现各民族文化习俗的生态环保、道德规范、文化传承和精神文明等内涵，体现各民族文化传统与现代社会价值并行不悖，中华各民族文化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价值观。

不可否认今日中国跟历史上的中国一样，永远需要有“现代”与“传统”、“同化”与“认同”这两种精神价值作为车之两轮和鸟之两翼来相互为用。但这种承认要基于两个前提：一是两者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对中国各民族的发展整体有利，而不能仅对一些人有利而让另外一些人去付出代价；二是两者在任何条件下都应该相互兼容并存不悖，而不能试图用一种价值去替代或消灭另一种价值。

为体现“从社会发展史到文化生态学”的范式转型，《中华民族》尝试采用“华汉之辨”的方式来更新文化历史观，破除中原中心论和大汉族主义成见，推动中国的民族文化研究从以汉族为中心的托勒密体系转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哥白尼体系。按照“整体大于局部之和”的系统论原理，汉族跟各个少数民族应该平等相待，在中华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的旗帜下构建和谐社会。

以文化生态学理念来整理的中国历史文化结构和进程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单数概念，而是一个兼有东洋东亚、南洋南岛、内亚南亚多种自然生态、多种文明传统，数十个民族和上百种语言文化和宗教文明的天下共和体系。近代以来，这个体系跟现代世界体系强烈互动，才形成了全球最大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宏大格局。

中国的少数民族人口不及全国10%，民族自治地方却占到全国的64%。但少数民族对国家影响不止于这些比例数字，还在于它对国家体制、生态环保、国民认同、文化发展、人伦底线和国家形象的重大意义和巨大贡献。举例讲，中国的陆疆与朝鲜、俄罗斯、蒙古等14个国家接壤，中国的4万公里边境线包括2.2万公里陆疆线和1.8万公里海疆线都落在民族自治地方或少数民族世居地。如果当前中国要推动民族文化繁荣发展，那包括语言、宗教在内的各民族文化资源跟“汉人”相比就是55:1的关系。

中国的民族文化结构植根于新石器时代。当时中国大地以萨满教为底色，形成3个生计板块：一是东部山林海岛及沿海渔猎采集兼粗放农耕的山海板块。它的组织形态是相对平等的亲族群体。二是集约农耕的中原板块。它有较发达的阶级分层和集权萌芽。三是畜牧兼加粗放农耕兼商贸的西北板块。它用宗教来维系氏族部落联盟，能按需求实现拆合而不失凝聚力。

4000年前，西北畜牧板块从西北欧亚草原方向引进车马骑术和青铜兵器而与中原板块沿着黄河中下游锋线互动，从而把史前史推进到英雄辈出的古史传说时代，形成了中国文明农牧复合的胚胎。这个复合文明胚胎凭借政治、军事优势向东向南扩展，把东部沿海板块撕裂成东北山林、东南沿海及岛屿和西南山林3个小板块。此后，这个文明内部的农牧两大板块又沿东西向的轴线互动，成就了夏商周三代文明，完善了象形表意文字，奠定了兼有农牧基因的中国历史文化大传统根基。

3000年前，西部毗邻牧区的“小邦周”战胜东部平原“大邑商”并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设计出以敬天法祖为信仰，以宗亲封建为体制，以敬德仁民为伦理，以礼乐教化为仪式核心的中原华夏文史大传统，奠定了“家、国、天下”的差序认同格局。生在春秋战国“古今之变”轴枢时的孔子，总结传承华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后两千年的中国留下了儒学根基。周朝经过前期的制度建设、春秋的文艺复兴和战国的现代化，最后由地近边陲执着农战的秦国实现了统一。中国农牧两大板块互动的主轴从此转成南北向，开启了近两千年内地编户齐民家国同构，南方山地土司封建、北方草原部落联盟，全国奉皇帝为“共主”，有时用“皇帝+天可汗”称号的的天下体系格局。

第一个千年，汉承秦制独尊儒术挫败匈奴，扭转了春秋晚期以后农耕对畜牧板块的“700年弱势”，确立起中原对边疆的优势。司马迁根据天下大一统的新格局，设计出一套用“层累式构建”方法的整理国故“新软件”，把各地各民族古史传说中的英雄先祖在《史记》里重新统一排队，又让来自西北方跟汉武帝一样能打仗的轩辕黄帝坐上《本纪》首位，成为人文始祖。汉朝瓦解后，各民族政权相互攻伐兼并，最终由兼具胡汉身世的隋唐王室建立起集“中原皇帝和边疆天可汗”于一身的天下新体系。儒学在这一千年从中原传遍东亚影响西域。佛教和伊斯兰教从陆海两路传入中国落地生根。

第二个千年，北疆畜牧板块实力上升，不仅长期支配三北地区，而且两度建立天下王朝。儒学融会佛教、伊斯兰教和道教元素，演成新儒家理学。满族作为中国天下体系的盟主，找出了平衡治理农牧板块的有效办法，使长城变成文物。清朝推行满-汉、承德-北京、军机处和理藩院（及宗人府）-六部、佛教（及伊斯兰教）-儒学、边疆王公和亲土司纳贡-内地编户齐民科举纳税的双重复合体制。这种体制能兼容民族文化多样性和一国多制并采用多种语文和宗教，从而能实现中国版图的空前统一，把周朝的理想模型做成了现实天下体系。

但天下体系圆满之日，就到了变法转型之时。康雍乾盛世刚过，西方列强即挟工商科技、基督教会和民族国家东来，用坚船利炮逼迫天下体系穿上民族国家条约体系的紧身衣。清朝成立管理外事的总理衙门并从沿海发起洋务运动，使东部沿海板块迅速崛起，奠定了当代中国东、中、西三部经济发展的差序格局新基础。

甲午战败后，清廷对外割让台湾和辽东，对内扼杀戊戌变法，又煽动义和团愚鲁排外，从而不仅加深了丧权辱国，且酿成了统治危机。汉族革命党人联合海外华侨打出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旗号，基于《史记》排名和反清复明话语，构建出鼓吹种族革命的“炎黄子孙”说。列强用《辛丑条约》强制总理衙门改成外务部，使洋务在体制上凌驾于少数民族事务之上。但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少数民族跟国家的边疆主权和国际形象仍然密不可分。

1911年，拖延改革的清廷激成辛亥革命，断送了君主立宪机遇。袁世凯用北洋实力斡旋清廷与革命党，达成了建立民国但礼遇皇室的政治协议。《清帝逊位诏书》因而确认：“仍合满汉蒙回藏之固有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孙中山临时大总统誓词确认：“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国，合中华民族为一人”。这两个重要文献确立了多民族统一的中华共和国体，为中华民族认同提供了正统根基和权威定义。

进入民国时期，中华各民族在抗日战争中认同感增强，抗战胜利也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华民族从此有名有实且有自觉意识，成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能够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充实自身内涵的行动主体。

重新理解和阐释的中华民族及其对中国文化认同的启示

第一、关于中华民族。中国很早就有农耕尊儒学、畜牧信宗教的一体两仪太极图式天下观和管理体系，是为中华民族认同的历史文化根基。但“五族共和”即多民族统一国家意义上的中华民族认同，则是清朝解体民国初建之际，中华各民族“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现代新事务。从抗日战争到新中国成立、民族大家庭平等关系确立，是中华民族自觉意识形成和体现主体行动能力的标志。上世纪80年代后期，费孝通先生基于中国改革开放带来市场经济、开放社会、一国两制、加入世贸组织和参与全球化进程等新前景，引领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界做出重大理论创新，把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升级成包括性更强、更能面向世界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话语，从而为中华民族认同提供了新的话语范式，也为今后中国民族领域的体制改革创新提供了重要理据。

第二、关于中华民族文化。少数民族跟汉族都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平等格局里的平等成员。各个民族的文化都属于但又都不能等于中华民族文化整体。中华民族文化整体的真根源、真精神和真形态，只能在各民族共生共和，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中国历史文化大传统中求龋它肯定会包括但不限于萨满信仰、象形表意和各种拼音文字文献、儒学、佛教、伊斯兰教。那种把汉族等同于中华民族，如同把宋、明两朝等于中国的看法，既是对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窄化、浅化、矮化和短化，也是对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的异化和冒犯。合理的视角是把少数民族理解成中国村里的“姓氏”，“一个都不能少”才是硬道理。

第三、关于少数民族地位和中国民族关系。秦统一以来的历史表明，少数民族对国家的影响力始终不弱。过去两千年，少数民族不仅没有被消亡同化，而且随着天下大一统的版本升级和进程提速，他们参与国家建设的能力还在上升。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流交往、团结进步、共建中华、共御外辱的证据浩如烟海，却没有少数民族整体地同化于汉族的任何证据。历史上确有很多民族的名称和文化认同在变化互化，但硬要把这些变化互化说成“汉化”，则不是客观事实。“北魏汉化”是鲜卑王室为便利统治和争取爆廷政争优势而利用中原文化的权宜选择，而“汉化”后的北魏仅延国祚50年。北魏无疑是少数民族参与中国历史文化构建的例证，且对隋唐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但说这是少数民族一心想往“汉化”则是汉族的一厢情愿。

费孝通先生当年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大概有深浅两层含义。浅层含义是多元的56个民族构成一体的中国或中华民族，或者说各民族文化多元政治一体。深层含义是中国自古就有多元多样多层级和复数原生的民族、民间、地方、民俗文化小传统。56个民族是其当前样态。但在4000年前古史传说中的夏代源头，中国开始在农牧两大板块的激烈互动中，沿着黄河中下游界面衍生出一个单数、次生、超越和包容各类小传统的中国文史大传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本相和本质，就是国家文史大传统与各民族文化小传统的长期共存、互动互化、相互交流，以及相互包容涵养和共同发展的气象和格局。这样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既是一个实体结构，也是一种主观阐释框架。

作为实体结构的中华民族始终会与时俱进，不断丰富自身的内涵并展示其能力和潜力，包括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作为主观阐释框架的中华民族，要根据共和宪政协商民主体制和文化生态学原理，将其理解成共时存在的结构，即一体中的多元和多元中的一本，而不能根据排他性的社会发展史观，把它理解成历时演进的“从多元到一体”。

（本文系作者对《中华民族》一书所做的序，小标题为编者所加，刊发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