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乡族研究现状及其前景展望

东乡族，世代居住于我国河州东乡地区，其宗教同于回族，语言接近于蒙古语，文化上自具特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们以世代居住的“东乡”作为民族名称，建立了东乡族的地方自治机构。以此为契机，学术界对东乡族的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本文以前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客观分析国内外东乡族研究的现状及其特点，并对其研究前景提出粗浅看法。

一：国内东乡族研究概述

对东乡族进行学术性研究，虽然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开始的，但在此前的历史文献中，我们还是零星见到有关东乡和东乡族的记载。下面，我们按照清代、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期进行简要概述。

1.清朝时期。在学术界，虽然学者们多认为东乡族是在元末明初形成的，但在清代以前的历史文献中，基本上没有明确的有关东乡和东乡族的文字记载。直到清代，有关文献始有记载，但比较零散。目前有据可查的文献资料有《东华录》、《清实录》、《清史稿》、王全臣《河州志》、《河州采访事迹》(又称《河州续志》)、《钦定兰州纪略》、《和政县志》、《甘肃全省新通志》、《劳薪录》、《甘宁青史略》(成书于清，刊印于民国)等。这些史料记述的大部分是有关东乡族反清活动和清政府镇压的内容，但也反映了东乡地区的自然、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状况。主要特点有：第一，数量少。由于东乡族在历史上一直属于“回回”这个大概念而没有被独立地划分出来，因此有关资料多混同在回族史料中，比较明确的关于东乡族的资料很少，有的仅仅是一两句话。第二，分布散。据考证，有关东乡族的文献记载多散落在各个文献中，不仔细搜集很容易被忽略。如，《和政县志》有关东乡和东乡族的记载仅有十余条，且分别散落在四卷本中。第三，内容集中。有关东乡族的史料，主要是他们参与回民起义和清政府残酷镇压的内容。如《清实录》，记载的全是关于清军在东乡地区的军事活动或清政府要求镇压东乡族的内容。第四，重复性强。有时同一文献会出现多处重复。如《钦定兰州纪略》有关东乡族的20余处记载中，仅与“但如唐家川、洪济桥等处从逆回民，则剿洗不可不尽，断勿少存姑息，以致养痈遗患”，表达意义相近或相同的就有6处。第五，客观性差。在有关文献资料中，有关东乡族的记载多是以一种仇视或诬蔑的态度撰写的，还有一些记载明显是错讹，因而客观性和可信度大打折扣，需要我们在运用史料时加以考辨。

2.民国时期。该时期的文献资料多是学者通过游历或考察的形式形成的。通过游历或考察，对生活在河州东乡地区的这个“异质性”群体有了一定的认识。比较有名的作品有马鹤天的《赴藏日记》，载《新亚细亚》1936年第12卷第2期；李安宅的《论回教非即回族》，载《新西北月刊》1939年第2卷第1期；白云的《西北回教问题》，载《西北论坛》1940年第8卷第23期；吴景敖的《清代河湟诸役纪要》，载《新中华》1943年(复刊)第1卷第5期等。他们主要论述了东乡族的来源，普遍认为东乡族源于蒙古人，同时涉及到宗教信仰等方面的情况。此外，民国时期撰修的《续修导河县志》，也有关于东乡族的文字记载。

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以民族识别活动为先导，先后出版研究东乡族的专著达到35部以上，涉及语言、历史、经济、文化、文学、族源、田野调查等方方面面，成为东乡族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础性资料。近年来，各大高校、科研院所也以东乡族为研究对象，到2006年底为止，先后发表的学术论文有250余篇(还有相当一部分文章未统计到)，内容涉及东乡族的语言、族源、人口、经济发展、宗教、婚姻、家庭、宗族、教育、历史人物、文化风情等众多方面，研究视角也从语言学、历史学、民俗学、宗教学扩展到民族学、社会学、群体遗传学、医学、传播学等领域。

二：国外对东乡族的研究

国外对东乡族的大规模研究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开始的。在此之前，也有一些国外学者有所涉及。1884～1886年间，俄国探险家G.N.Potanin在兰州和河州间的宋家村收集了不到200条东乡语单词，成为外界了解东乡语仅有的材料[1] 197。1906～1908年，芬兰考察家马达汉在他的日记中，也简单记录了东乡族的情况。此后，原苏联蒙古学专家托达耶娃(Тодаева Б.Х)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中国西北对东乡、保安、裕固、土、蒙古等民族进行了语言调查，发表了一些有关东乡语的文章，并在东方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专著《东乡语》，对东乡语的语法、词汇等第一次作了比较细致的研究[2]。1986年，日本蒙古语研究学者栗林均为《“东乡语词汇”蒙古书面语词索引》所作的一篇序言，较全面地说明了当时国内外东乡语的研究状况[1] 193。1989年，他发表《蒙古(察哈尔)、达斡尔、东部裕固、土、保安和东乡族基本词汇比较》的论文，对东乡语等6种蒙古语族语言的词汇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分析，在整个蒙古学界较有影响[3]。之后，Oliver Corff简述了东乡语的语音、语法、元音和谐规律，并对布和等人有关东乡语的研究文献作了一些述评[4]。Stephen S.Kim经过多年实地研究，完成了题为《东乡语词法研究》的博士论文[5]；Kenneth L.Field的博士论文《东乡语语法概要》更是精致、全面、深入地研究了东乡语语法规则的方方面面，认为东乡语自形成以来，经历了至少两次由语言接触引发的变迁[6]。从上文可以看到，国外对东乡族的研究基本是从语言角度展开的，这是因为东乡语是东乡族最外在的异质性所在，也是学术界最感兴趣的。当然，其他方面研究虽然少，但也并非空白。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Mikko Suutarinen曾对东乡族的民族认同、宗教认同、地域认同等作过详细论述，国外学者对东乡族的另一重要研究领域就是对遗传基因的比较研究。一般是与其他民族进行比较研究，如东乡族和撒拉族、保安族的比较[7]。除此之外，一些综论中国穆斯林的论著也有涉及东乡族的，如Lipman的《熟悉的陌生人：中国西北穆斯林的历史》[8] 和Gladney的《错位的中国：穆斯林、少数民族和其他次属群体》以及《中国穆斯林：中国的族群主义》等都有涉及到东乡族[9]。当然，我们前面提到的只是众多研究成果中的一部分，还有很多需要我们进一步搜集。

三：东乡族研究的特点

东乡族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后取得了长足进步，各领域研究逐渐走向成熟。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特点：

1.各领域研究很不平衡。对一个民族进行研究，不可能齐头并进，在关注度上总会有差别。如关于东乡族语言、文化等方面的研究论文达到二三十篇，并有多部专著问世，而对东乡族宗族的研究，目前只有刘夏蓓的专著《北庄家族的后代们》和廖杨的《东乡族宗法文化论》、马兆熙的《东乡哈木则宗族的形成与发展考察研究》2篇论文；对东乡族认同方面的研究也只有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Mikko Suutarinen对东乡族的民族认同、宗教认同、地域认同作过论述；马兆熙的《东乡唐汪人的民族心态探析》对这个问题虽然有所涉及，但没有深入。

2.论文水平参差不齐。在东乡族研究中，相当一部分论文有比较高的理论水平，或者观点、视角较具创新性，或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料；但不可否认的是，也有一些文章低水平重复，或者文章中错讹百出，有时候还会误导研究者。如有些论文称东乡族源的土谷浑为主说是马通提出来的，并为很多人转用。实际上，他只是在文章中提到存在这样一种观点，并在后文对这种观点加以质疑和否定，在该文中，他的观点是东乡族族源中以“中亚人居多”。这种以讹传讹的做法对学术研究是有很大危害的。

3.研究论文不够规范化。就目前东乡族研究成果看，有些研究者还没有学术研究规范化的观念。如引用别人的成果而没有注释说明，或者引文的出处标注错误，根据提供的注释线索，在原文中找不到对应的内容。这种现象在目前的学术研究中，是比较常见的。

4.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早期研究东乡族的学者比较少，到目前为止，已经形成了不同层次、不同专业背景、不同年龄段、不同民族的研究梯队，他们通过积极努力，不断从不同视角充实着我们的研究内容。

5.田野调查再次兴起。我国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展大规模田野调查的，搜集整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此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新的田野调查进行得不多，对东乡族也是如此。目前，学者们对田野调查很感兴趣，新的调查资料不断涌现，并有多部(篇)高质量的调查专著和论文问世。

6.学生研究的实践性增强。今天的东乡族研究，已经不是单纯的书斋里的学术，很多学者将自己的研究选题和现实联系起来，考虑如何促进东乡族的经济社会进步、改善东乡族的经济生活、增强东乡族的民族精神等，从而增强了学术研究的实践性。

四：东乡族研究前景分析

东乡族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我们不应停留在现有研究成果上，而应根据东乡族经济和社会发展实际，对该民族进行深入研究。下面，结合自己对东乡族的理解和认识谈几点看法：

1.应加强对东乡族历史和历史文献的研究。我们在进行有关东乡族历史研究时，经常因资料少，使研究始终不能深入下去。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并不是东乡族的历史文献资料已枯竭，而是我们没有尽力发掘。如《甘肃兰州府河州应征光绪十二年粮石总数、民欠未完数征信册》(此外还有十四年、十六年等各年份的，甘肃省图书馆藏)，记载了大量东乡二十四会各社各户(包括户主姓名)欠粮状况。又如《清河州契文汇编》中辑录了大量有关东乡族买卖房屋、田地等方面的契文，这些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目前还没有人对此进行专门的、深入的研究，类似的还没有挖掘出来的历史文献还有很多，我们期待在今后的工作中，学者们能对此进行深入研究，也希望借助新的文献资料，将东乡族历史研究推到一个新高度。

2.转换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进行深化研究。现有的文章大部分是以传统的研究思路进行的，如果不随时代的变化更新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长此以往研究难免会走向僵化。如对东乡族族源的研究，历来是以历史学溯源研究方法为主，如果我们继续以这种方法研究，就很难有所突破。在这方面，马兆熙作了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他的论文《东乡哈木则宗族的形成与发展考察研究》，跳出历史考证的窠臼，通过大量的田野调研材料，对哈木则宗族的来龙去脉、发展变迁作了详细的论述。虽然文章中也存在资料运用上的一些问题，但是必须看到，他的这篇论文为我们探索东乡族族源提供了一种非常有意义的路径。如果循着这样的研究思路，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展开调查研究，对弄清东乡族的族源和发展很有借鉴意义。此外，如果我们能够运用台湾学者王明珂提出的“边缘研究理论”[10]，从东乡族的认同“边缘”入手，来探讨东乡族族体形成与文化的构建，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思路。总之，研究方法、思路是多样的，我们还可以将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充分运用到东乡族研究中来。

3.拓展研究领域。研究要全面，需要在深化已有领域研究的同时，不断拓展新的领域，这对我们全面了解东乡族的生存状态很有必要。如对新疆东乡族的研究就很缺乏，早在1984年，新疆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曾对新疆东乡族作过一次调查，并发表了3篇论文，直到拙文《1950年后东乡族移居新疆原因探析》(《新疆大学学报》2005年5期)发表外，期间再无一篇论文问世，更不用说对宁夏东乡族、青海东乡族甚至国外东乡族进行研究了。因此，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进一步拓展东乡族研究领域是非常必要的。

4.学术研究和现实问题的解决相结合。学术研究的生命不在于能撰写出多少文章，而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有益于社会。因此，我们的研究要突出为现实服务这个主题。目前，已经有许多研究者长期深入田野，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并为解决这些问题而思考。如现在发表的有关东乡族教育的论文，大部分都是通过对东乡各个学校在校学生、教师状况、学生家庭条件以及存在的问题等方面的具体调查和分析后撰写出来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东乡族(东乡县)学校教育的现状，他们提出的对策建议也具有操作性。对现实问题进行动态研究，对加快东乡族的发展和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有现实指导意义。

5.促成学术研究的合作与资源共享。以往的研究绝大部分还是单打独斗，缺乏研究的合力，也造成了一些重复研究。与此同时，很多研究资源长期处于独占状态，难以最大程度地发挥效率。只有实现研究的合作和资源的共享，我们才能更全面，更深入地进行学术研究。

来源：《黑龙江民族丛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