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化是基督宗教在中国健康发展的历史选择

基督宗教在中国的复兴是在元代。成吉思汗不仅拓宽了欧亚大陆走廊，而且为基督宗教（元代称“也里可温教”）进入中国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元朝建立后，大量中亚民族内迁中国，欧洲君主和天主教会开始源源不断地派传教士来华。几经努力，传教士在元大都建造教堂，翻译经文，大量青少年受洗，揭开了在华传教的新篇章。但也里可温教主要活跃于少数民族中间，未能融入汉民族社会和文化之中。随着元朝的覆灭，也里可温教也踪迹全无。

明朝建立后，倭寇在沿海地区的骚乱使明政府不得不采取严厉的海禁政策，基督宗教也被“挡在门外”。直到1554年，葡萄牙人获得广州地方政府的默许，把澳门变为经商、传教的据点。经过30年的经营，澳门成为欧洲人在远东的一个传教中心，尽管天主教当时在中国还是星星之火。

真正促使天主教深入中国主流社会的是利玛窦。利玛窦进入北京后，通过太监给皇帝献上厚礼，深得皇帝的喜爱，从而得到在京居留的默许，加速了天主教在中国主流社会的传播。利玛窦之所以能够成功，更主要的是他机智地避免了儒耶深层文化的冲突。当时的天主教在中国的一个历史使命，就是作为外来宗教在中国获得一席之地。利玛窦意识到，要想与中国的主流宗教佛教分庭抗礼，就必须“补正儒家与附和儒家”。因为只有这样，天主教才能在中国有文化空间。利玛窦深知天主教与儒学的根本对立，所以将儒耶矛盾深深隐藏起来，不急于翻译圣经，而是先写《天主实义》，调和儒耶矛盾，尽量寻找儒耶的共性。他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昊天上帝”与基督教的“上帝”或“天主”等同起来，还把中国古代的“敬天神事”解释为中国古人崇拜上帝的活动。为了不伤害中国人的宗教感情，减少儒耶矛盾，利马窦对中国祭天、祭祖和祭孔等传统宗教活动采取宽容的态度。天主教这种本土化的努力，受到了中国社会的普遍欢迎。

利玛窦去世后，随着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深入，儒耶文化冲突逐渐显露出来。天主教改变了温和传教的理念，终于酿成极端冲突──“礼仪之争”，这使天主教在后来的200多年间只能地下传播。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在坚船利炮的保护下，天主教和基督教传教士不再像以往那样谦恭卑微，他们在中国到处设立教堂、修道院，兴办学校、医院、孤儿院等，进行广泛的传教活动。由于丝毫不考虑与中国社会和文化相适应，最终导致了义和团运动，基督宗教在中国的传播受到沉重打击。

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后，中国人对基督宗教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态度。一方面，不仅有孙中山、宋教仁等革命人士信奉基督教，国家还把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写进了宪法，基督宗教在中国开始有了一个正常的传播空间。另一方面，接受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的先进知识分子，坚持民主和科学精神，强烈要求摆脱宗教的束缚。1922年，针对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李大钊等79 名学者及知识人士联名发表宣言，成立了“非宗教大同盟”，强调“深恶痛绝宗教”，使尚未充分融入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基督宗教再次陷入空前的危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基督宗教开展“三自”爱国运动，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历史事实证明，基督宗教的中国化道路远比佛教中国化的道路漫长。佛教从汉代传入到宋代实现儒释道三教并存大约经历了1000年的磨合期。基督宗教从唐代传入至今已约有1300年的历史，仍没有实现与中国主流文化并存发展的局面。虽然今天基督宗教在中国的发展，显示出从冲突到和谐的可喜趋势，但历史告诉我们，未来基督宗教要在中国健康发展，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即必须走本土化、中国化的道路，必须与中国本土宗教和谐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