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帅谈新作《我11》

与前作《青红》一样，《我11》也聚焦三线建设，且带有导演半自传的色彩，从一个少年的眼光审视特殊年代发生的特殊故事。

《我11》中有不少王小帅童年生活的影子

5月9日，王小帅的新片《我11》在法国率先上映；18日，该片在中国内地上映。与前作《青红》一样，《我11》也聚焦三线建设，且带有导演半自传的色彩，从一个少年的眼光审视特殊年代发生的特殊故事。

一个做手工鞋的匠人，完全要靠自己设计、画图、剪布、纳底、走线、上帮⋯；⋯；一针一线都要自己做出来。王小帅就是把自己当作手工电影人，就像做一双鞋子，拍部电影前后要花上两三年时间，从剧本到后期宣传，他完全无暇分身做别的事情，必须百分百全情投入。

“平静的山村，11岁的男孩，他自己并不知道自己正在经历一钞文化革命’。生活里有游戏，甚至还有艺术。他的眼中，一切都那么平淡无奇，又或者一切都那么戏剧化。白衬衫是他世界的中心。这是一个孩童用自己的眼光，在那段历史中的散步。”法国《世界报》的影评这么描述王小帅的新片。5月9日，《我11》在法国上映，作为中法合拍新政策下的第一部作品。9天以后，《我11》在中国内地公映。

11岁的男孩子叫王憨，长得像小贾樟柯，又是王小帅本人的半自传形象。男孩目睹了一桩杀人事件，和杀人犯之间还有一项秘密约定。这个因仇恨而杀人的男人被抓、正法，他却如约收到了那件承诺的白衬衣。在王小帅看来，王憨代表的正是他们那代人，生于60年代，长于70年代，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在80年代接受高等教育，于是，回到原来的大都市，成了一个可以触摸而又危险的梦想。

1976年，王小帅虚岁11岁。他出生在上海静安医院，两个月后就被父母带到贵州。他和王憨一样，身处说着上海话的贵州小镇，在半封闭的工厂学校里厮混。那年，王小帅在河边亲眼看到警察抓捕杀人逃犯。那一天，他和小学同学正在河边玩耍，突然有个人从山里面跳进河里，接下来就是枪声和射进水里的子弹。当时，王小帅吓得躲到老远，杀人犯也被吓坏了，当场就被抓住，“民警拿枪托砸他，围观的小孩也去踢他”。那是个很特殊的年代，“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那时的小学只需要读5年，11岁的孩子大多在读五年级，他们即将告别相对单纯的童年，进入懵懂的少年时代，开始有意无意地触碰周围的大环境。

《我11》延续了王小帅一贯的电影风格，冷静地凝视着残酷青春，同时他还将童年、少年以及亲身经历的三线生活融入其中，带来了一部半自传作品。三线建设是中国经济史上一次大规模的工业迁移过程，从1964年开始，在中国中西部地区的13个省、自治区进行的一场以备战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这些工厂有自己的医院、学校、商店，完全和周边的村民隔绝，工厂里的工人来自全国各地，很多都是知识分子。父辈的心里一直怀有梦想，希望还能回到大上海，回到真正的家乡，而孩子们则沉浸在自己的青春懵懂里。

2005年，王小帅拍了《青红》，此片一度被命名为《我19》，是发生在80年代小城镇三线厂内的故事，该片获得了当年戛纳电影节的评委会大奖。高圆圆主演的女儿19岁，父母决定要回上海，她和当地青年小根的恋爱遭到激烈反对，小根情急之下强暴了她。这家人匆忙离开的清晨，青年小根也受到了严厉的惩罚。《我11》的故事和人物命运截然不同，但全片仍然和《青红》一样，“充斥着懵懂的性，粗暴、压抑的环境下，会有无法释怀的情感甚至死亡”。

事实上，《我11》和《青红》原本是同一部电影的素材。按照王小帅的说法，当年他年轻、野心勃勃，准备拍一部有时代跨度（70-80年代）、宏大叙事的影片。临近开机，他才冷静下来，意识到最好的方式还是分开拍，突出个人化经验。在王小帅看来，目前中国的社会现实“并不尊重个人的表达”，“我们发疯了一样，去抢购乔布斯的传记，是为了看他为什么赚钱、为什么成功，而不是为了去看什么样的社会背景才会培养出这样的人”。法国知名影评人、前《电影手册》主编让-米歇尔付东认为：“王小帅以其敏锐的场景直觉，成功赢得了靠近个体、首先是孩童的个体赌注，且未将之造成符号，或者仅仅造成本人的代表。”

王小帅本人擅于利用带有时代气息的道具，来表达隐含的寓意。在《青红》里，一双红色皮鞋在80年代晦暗的山村小镇显得异常刺目、反叛、诱人。在《我11》里，王憨要做领操员，需要一件白衬衣，这成了整个故事的线索，也成了70年代的象征―纯洁、简单，以及注定被玷污。王小帅说：“我做电影，只是回到自己的生活里，留有余地地隐藏一些寓意。其实在那个年代，每个人的一举一动，都承载着当时的道德和价值标准。”当今世界，物质极度膨胀，但是人的精神却容易变得麻木。而在《我11》的年代，“为什么你很容易感觉到温暖？就是因为物质匮乏，一件白衬衣、一颗大白兔奶糖⋯；⋯；都会让你很容易满足、高兴”。《我11》里展现了大量70年代的场景：小桥、村庄、红领巾、刺耳的大喇叭声、第五套广播体操、带大头橡皮擦的铅笔、老式暖水瓶⋯；⋯；被历史前进的车轮碾过、快速被抛弃的种种事物，在银幕上获得重生。

王小帅早年的电影生涯，从关注知识分子、文艺青年的尴尬境地开始，比如《冬春的日子》、《极度寒冷》。之后，他作品的题材逐渐转为对特定社会环境中、特定时代背景下人的存在问题的关注。而三线题材，成了他最近几年关注的焦点。“他们很多人现在还待在老地方，他们的命运就牵动在那片土地上，还影响到现在几代人的命运，我想继续用自己的镜头来记录他们。尤其是在当下，这些工厂的竞争力弱了，第三代年轻人的生活，和他们的父辈已经越来越远。”在王小帅的计划中，他会拍完“三线”三部曲。

在全民言商的氛围里，王小帅跟多数第六代导演一样，对投入商业洪流格外谨慎：贾樟柯一直对外宣称在准备自己的首部商业片《在清朝》，但是三四年过去了，还是未见成品；娄烨在拍完面向市场的《紫蝴蝶》之后，一度又重新坠入地下状态长达5年之久；张元在早年尝试过《绿茶》之后，还是回到文艺小圈子里徘徊⋯；⋯；相比之下，没有负担的新锐导演和第五代们更能积极投入商业电影的怀抱。“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更清醒。我们处于这个年纪，见过‘文化大革命’每个人一本红宝书的疯狂状态。现在，一切以钱挂帅，每个人都和钱走得太亲近，就像当年的我们一样⋯；⋯；这一切和那个时代出奇地相像。那个时代，你说了清醒的真话会掉脑袋，现在这个时代不会，但为什么就没有人愿意发出理性的声音？功利、金钱至上，把文化以及真正有价值的东西都消灭了。”王小帅说起这些的时候依然显得很“愤青”。

该一哄而上、随波逐流，还是静下心来反思，坚持自我？这是眼下绝大多数内地导演都在纠结的问题。王小帅的回答是：我不会跨行业，只能用自己的手艺，在电影上坚持自己。或许，正如让-米歇尔付东在他影评的结尾所写：“如果我们仔细思考，这是关于世界上所有的电影人，面对全球化对地域文化的编码重塑都会遇到的问题──好莱坞的电影人除外，因为他们已经身处其中。在这个意义上，《我11》是一部重要的影片，因为他仿佛置身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