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要有国家意识

导语：社会科学的民族化、本土化越来越受重视。社会科学推动着多元文化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流动，人才资源、信息资源、研究能力都将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将不仅产生“中国学者”，而且会产生“世界学者”。

步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主要任务是在全球后现代背景下如何化解全球金融危机余波冲击、新科技革命加速的冲击、资本创新与新全球化时代的冲击；如何转变发展方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科学发展、创新发展、和谐发展，一句话，如何顺利实现中国“新”现代化。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面临的主要形势是面对全球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强势意识形态的挑战，面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新探索、新问题、新观念，面向未来发展；主要任务就是如何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向世界系统阐述“中国道路”和“中国价值”的基本意义，全面发展，走向世界，在世界思想对话中变被动为主动、变守势为攻势，使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通过创新体系建设而真正成为世界先进文化的代表。

第一，要敢于迎接西方文化霸权的挑战，勇于出场，挺直腰杆在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中国道路”对西方金融危机的成功抗击、“中国价值”对日渐式微的西方文化霸权的先进意义昭示世界：我们已经站到文化战略由防转攻的转折点。我们在策略上的韬光养晦决不意味着放弃意识形态上的主动权。不要停留在“防范”、“迎接挑战”上，而要敢当先进文化代表，真正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先进文化来建设，用创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

第二，应当充分认识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的时代特点。全球金融危机的传导路线图再次凸显出我们仍处在“知识资本～制造业经济”两极构架形成的“新全球化时代”：资本全球化从以工业资本为主导的旧全球化形态向以知识资本为主导的、“知识资本～制造业经济”两极构架为支撑的新全球化时代转变。全球控制方式从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加上武力转到科技、信息、文化加武力。发达国家总是用高科技对我国封锁，将研究发展基地即“头脑工业”留在他们手中，而进入我国开发区的绝大多数是“躯体工业”即生产车间，形成“中心～边缘”结构。金融危机传导在证明这一统治结构存在的有效性的同时也在表明它崩溃的前景。今天谈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要探索新科技革命、新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要研究新全球化时代统治和崩溃双重前景问题。

第三，在新全球化时代，金融危机不仅是资本的危机，而且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思想价值体系霸权的危机。长期以来，西方借助强于我们的新科技和新经济的优势，在文化上采取饱势，力图在意识形态上消解我们的思想和理论；在精英层面和大众层面，采取理论影响和流行文化、快餐文化全面渗透。这是挑战，本身也是机遇。在挑战中，“中国道路”孕育着“中国价值”不断成长，不断批判地汲取精华、去除糟粕，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先进文化的代表。作为“中国价值”思想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总是善于正确指认时代本质，及时解答时代问题，科学拓展时代视野，总体把握时代方向，从而“充分地适应自己的时代”。

第四，要用深度反思构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面对中国逐步走入利益格局日益差异、社会分层不断加剧的新形势，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的关键就是能否科学把握当下社会的总体本质、结构和特征，进而科学阐述构建一个良序治理的差异性社会所必然需要的“差异的正义”基本原则，进而阐释由此而来的公平发展的经济学、协调差异利益表达的政治学、不断在价值多元基础上求得共识的文化学、和谐治理社会矛盾的社会学等，进而形成真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体系。

第五，应当在差异性社会的价值多元对话中不断增进共识，加强创新的价值引导。社会科学并非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社会科学家有自己的文化身份和价值偏好。当然，后现代主义者、法国学者利奥塔德则认为人文叙事与科学叙事实际上没有根本的区别，它们都具有价值偏好。必须在理论上区分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是在差异性社会中存在的事实层面上思想价值体系的多元化，二是作为国家精神规范层面的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前者是一种事实，在某种意义上，在初级阶段社会这也是必然现象，应当受到我们国家法律的保护。例如，信仰各种合法宗教就受到我国法律的保护。这些宗教在价值体系上与马克思主义当然不属于一个思想体系，多民族不同的道德观念，加上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利益多元化带来认识上的多元化等。它们的存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具有某种必然性。但是，事实的多元性病、不等于我们国家意识形态、指导思想也是多元的。相反，我们提倡、弘扬的，应当是一元的，这一点应当毫不含糊。承认多元化的事实，但主导一元化。指导思想的一元性与事实的多元性之间会有矛盾、冲突，这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矛盾。研究这一矛盾，促进文化繁荣与发展，正是哲学社会科学界的重任。如果回避矛盾，无论是将事实的多元化说成一元化，还是将指导思想的一元化说成多元化，都是错误的。

第六，应当尽快建立和完善支撑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的协同机制。协同创新要探索社会科学研究的组织形态学。研究各种社会科学组织之间的关系和体制机制，资源合理配置方式，建立和完善创新的社会建制与国家机制。建立国家社会科学部、全国社会科学联合会，统筹规划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行动；需要设立社会科学院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奖，以大力激励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并推动学术大师的培育；要大力推进官产学研合作、创新网络的建设，将之有效地上升为当代“国家意识”，成为“国家目标”和“国家工程”。要重视社会科学创新的行为方式的规范建立和知识产权保护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涉及研究的程序，如何避免重复、抄袭，如何引述参考文献和描述研究前沿状态，如何判定研究问题，如何确定创新标准和评价，如何建立创新规范，如何共享创新资源，如何保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行为的创新性，等等。

第七，进一步加大创新人才团队的培育力度。要造就一批真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本性和路径，学贯中西，有原创能力的学者。有了这样一批人才，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才真正大有希望。要鼓励学者不做思想的懒汉，舍得花大力气，坐冷板凳。当然，我们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应当有“国家意识”，即要以中国发展、学科发展的重大问题研究为主攻方向，在国家层面凝聚人才、锻炼人才、培养人才。建立“国家目标”，即能够代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水平的学科结构、学科成果、创新机制、评价体系和学术队伍建设目标等。应当抓“国家工程”，设立国家社科基地、设立重大项目等。

展望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构建的趋势，笔者认为，还有三点值得注意：

其一是将基础性学科、基础性理论的创新提到首位。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强调：后工业社会的第一特点，即理论的创新成为首要的环节。“回到基础”成为美国哈佛大学近年来提出的治校口号。在知识经济时代，基础理论的创新带有全局性、战略性意义，技术创新不过是第二位的。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来说，前提批判、基础创新比结果批判、应用创新更重要。

其二是跨学科研究，综合性越来越强。现在的研究，往往是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某一方面的学科为中心。要打破学科壁垒，使新时代热点问题成为多学科研究关注的焦点，如环境与生态问题、公共问题、全球问题、人口问题、全球规则问题、伦理问题、和平与发展间题等。

其三是社会科学的民族化、本土化越来越受重视。社会科学推动着多元文化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流动，人才资源、信息资源、研究能力都将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将不仅产生“中国学者”，而且会产生“世界学者”。

（作者系江苏师范大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