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番社学”到“番学堂”

明清两代政府重视台湾少数民族教育

明末清初，海岛移民政策松动，大量汉族移民进入台湾，汉族移民与台湾少数民族的接触也日渐增多。但由于明代实施海禁以及倭寇的袭扰，导致学校毁坏，教育停滞。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总体上海疆形势相对安定，学校教育才得到修复。但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虽有官方办学，但是相对于大陆，教育仍显得落后。

清统一台湾后，相当重视台湾的教育，历任巡台长官均负责掌管全岛的文教。“而台湾之患，又不在富而在教；兴学校、重师儒……斯又今日之急也。”地方官员在重教政策的指导下，积极兴办教育，推动了台湾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

当时台湾民间也对岛内教育十分支持，鼓励子弟读书，捐资办学，“一些家族设立学田、书灯田等，作为其子弟接受教育的经费来源，致富商人也乐于将投资教育。

台湾少数民族教育被纳入封建教育规范

“番社学”创始于郑氏治台时期。郑成功“命各社设学校，延中土通儒以教子弟。凡民八岁入小学，课以经史文章”。当时的太仆寺卿沈光文，“亦以汉文教授番黎”。清朝为了推动“扶番”教化、吏治安定，在统一台湾后继承并发扬郑氏社学教育传统。“康熙二十五年，诸罗县知县樊维屏设社学4 所，并在其带动之下，台湾府四县一厅的土番社学增加至41 所，台湾的番族教育迅速普及。”至乾隆年间，社学增至51 所，其中台湾县5所、凤山县8 所、诸罗县11 所、彰化县21 所、淡水厅6 所。

清代，台湾少数民族教育仿照大陆的教育制度，以儒学经典为教材，课程包括经学、艺文两类，课以试帖作文。为了完善教学秩序，雍正十二年( 1734 年) 正式设“社师”，“各置社师一人，以教番童，令各县学训导按季考察”。县学训导还亲临社学实施按季巡查。“岁、科与童子试，亦知文理；作字颇有楷法。番童皆薙发，冠履衣布帛如汉人。”

“番学堂”系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所创，其宗旨是为了培养新式少数民族人才。光绪十六年（1890年），清政府在台北城内成立“台北番学堂”，学制3 年，教育对象是台湾少数民族各部落头人子弟，课程包括汉语文、算术、官话、台语等，聘请有新思想的汉族知识分子任教，“起居礼仪，悉仿汉制”。光绪十八年（1892年），“番学堂”因管理不善和受刘铭传辞官牵连而告废止。

从创始于明末、兴盛于清代的乡塾社学到光绪年间创办的“番学堂”，台湾少数民族教育最终被纳入封建教育制度的轨道。

少数民族教育巩固了民族关系

台湾少数民族所接受的教育最早是荷兰占据台湾时期的基督教殖民教育。由于荷兰殖民者据台时间较短，教育成效甚微。相比而言，明清时期的少数民族教育在台长达200多年，无论在民族教育的延续性还是广泛性上，都对民族关系的形成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首先，民族教育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促进了民族关系的稳定。农业生产是统治者给台湾少数民族上的第一堂课，台湾少数民族从原来的刀箭狩猎到“耕种如牛车、犁、耙与汉人同”。随着民族教育的发展和汉文化的传播，台湾少数民族发展了自身的经济，这对调和民族关系有积极作用。

其次，民族教育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人才。通过教育，台湾少数民族儿童不仅能够“习汉字”、“讲官话”、“背毛诗”，还有一些甚至能够深入学习儒家经典。随着台湾少数民族教育的系统化、制度化，台湾少数民族儿童参加科举考试人数大大增加，从而促进了台湾社会士绅阶层的兴起。他们在维护台湾社会的正常运转、增进民族认同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清两代政府长期在台湾推行民族教育，目的是为了给台湾少数民族子弟提供受教育的机会，使其学习儒家经典和朝廷律令，从而能够“导民向善”和“移风易俗”。随着民族教育的不断推行，越来越多的台湾少数民族掌握了汉文化，民族之间因语言不通和文化差异而衍生的矛盾大为减少，台湾社会日趋稳定，民族关系日趋融洽。因此，民族教育对台湾少数民族的发展，对少数民族生活、生产水平的提高，对促进民族团结和维护祖国统一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