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顺中国宗教事务管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

宗教事务作为一类“带有某些特殊性质（宗教性）的社会事务”，是“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宗教事务管理中，其管理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协调，是“实现宗教事务管理任务和目标的必要条件”。

尽管国务院颁布的《宗教事务条例》第五条对宗教事务管理的主体作了明确的规定，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但在中国宗教事务管理的实际工作中，出现的却往往是比较传统的“齐抓共管”的做法，即“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宗教组织协同、信教群众参与”。这种做法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但从管理学的角度看，却有管理主体不明确，或“多主体”之嫌，在实施宗教事务管理的过程中，也经常演变为“党委领导、政府执行、宗教组织协办、信教群众服从”。因此，为了更好地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条例》除了应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为中国宗教事务行政管理的主体外，还应清晰地界定“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与宗教事务部门的关系，以及与事业单位的复杂关系。

在中国宗教事务管理的客体方面，《条例》也明确地规定了“宗教事务”作为政府行政管理的对象，并不是指与宗教相关的一切事务，而是“涉及关系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因此，判定是否属于行政管理对象的宗教事务的关键，不是以“是否属于宗教内部事务”来划分，而在于它是否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管理的力度则取决于它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程度。

这一对主客体所承担的角色既是“制度确认的”一个“确定的共同体”，同时又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二者的组织目标是一致的，即分别是“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和服务者”，但二者“在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地方利益和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又存在着一定的对立和矛盾。鉴于宗教事务管理的特殊性，政府对宗教团体的管理要尽可能采用非政治化的手段，即采取调解的手段来达成管理的目标──让宗教团体保持常态。宗教事务的管理要坚持以人为本，切实改进工作方法，把宗教事务管理同为宗教界提供优质服务有机结合起来，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在服务中体现管理，管理要“有理有据”，服务要“有情有意”；同时，要在全社会范围内给宗教“脱敏”，政府要主动引导，让人们对宗教有客观、公正、正确的认识，使宗教的生存有一个正常的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也让宗教事务管理工作有一个正常的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

（作者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