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平原腹心先秦聚落考古及西南部汉代家族墓地发掘的新进展

近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本所文保楼资料信息中心会议室举办学术沙龙。来自四川大学考古学系、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博物馆、金沙遗址博物馆等单位约40位学者及考古专业人员参加了此次学术沙龙。会上，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索德浩助理研究员、杨占风博士分别进行了两场精彩的专题学术汇报演讲，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江章华研究员主持了讲座。

一、成都平原腹心先秦时期聚落考古的新进展──以四川温江史前及商周遗址为中心

杨占风博士介绍了温江商周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温江地区商周遗存主要分布于江安河流域，截至目前为止，共发现商周遗址23处。对其中的新建村遗址、太极村遗址、惠民村遗址以及柳岸村遗址进行了发掘。

温江地区各遗址出土器物组合基本相同，均以小平底罐、高领罐、瓮、盆等为基本器形，遗址之间存在很强的延续性和传承性。各遗址间也存在差异，柳岸村遗址不见尖底器；新建村、太极村、惠民村出土尖底器所占比重呈递增趋势；柳岸村、新建村、太极村遗址出土高柄豆比重呈递减趋势，惠民村遗址几乎不见高柄豆；柳岸村、新建村、太极村遗址均出土较多绳纹罐，而惠民村遗址几乎不见绳纹罐。根据遗址地层、随葬品组合关系，可大致得出各遗址的相对年代：太极村遗址大致属于宝墩时期，柳岸村遗址约在商末周初，新建村遗址、太极村遗址约在西周前期，惠民村遗址大致属于西周后期。通过文化因素分析法，可知新建村、太极村、惠民村遗址属于十二桥文化的范畴。

杨占风首先将在上述遗址发掘报告编写过程中值得深入研究的几个问题提出，希望得到与会人员的共同探讨：（1）柳岸村遗址的商周遗存属于三星堆文化还是十二桥文化？（2）4个遗址均出土了大量的生活用陶器，而生产用具数量极少，只发现了为数不多的石器，当时的主要生产工具是什么？是石器还是竹、骨、木器？如果是石器，为什么数量这么少？（3）各遗址很少发现有兽骨、鱼骨等，当时的主要经济形态是不是农业？主要是种植水稻还是黍？（4）惠民村遗址发现的7座房址仅见基槽未见柱洞，房屋的建筑形式是木骨泥墙还是土坯墙？

与会学者们围绕柳岸村遗址商周遗存文化属性、陶器广场性质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三星堆文化的典型器物以高柄豆、小平底罐、鸟头柄勺、瓶、壶、B等为主，十二桥典型陶器以小平底罐、高柄豆、高领罐、绳纹罐、尖底杯、尖底盏、鸟头柄勺、瓮、釜、瓶、B等较具代表性〔1〕。柳岸村遗址典型陶器有绳纹罐、小平底罐、高柄豆、高领罐、圈足罐、B等器物，不见十二桥文化所常见的尖底器，因此有学者结合金沙遗址祭祀区、郎家村等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认为柳岸村遗址文化面貌更接近三星堆文化，应归入三星堆文化晚期；也有学者认为不能单纯以伴出有尖底器就认定为该遗址属于十二桥文化，更多地需要运用文化因素分析法，根据典型器物组合以判定具体遗址的文化属性，且两个存在前后承继关系的文化之间，并不是截然割裂的，它们之间还存在融合，后一个文化初期阶段往往带有前一个文化的某些文化因素，因此主张柳岸村遗址可能还不能纳入三星堆文化，只能说是具有三星堆文化因素；还有学者对于研究者机械地把某个商周遗存纳入某个既定文化表示怀疑，认为四川地区先秦时期的文化面貌是错综复杂的，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直线传承的大一统格局是汉儒所编造的，考古工作者在发掘整理期间，不要受四川地区既有文化编年体系的限定，应该首先对遗址进行定性定量分析，结合碳十四测年数据，以判断具体遗址的文化归属，并且需要到注意存在结点的两个文化并不完全是直线承继关系，通俗地说，三星堆文化与十二桥文化并不一定是父子关系，他们也有可能是兄弟关系，只是在具体研究时，一定要明确不同考古学文化的空间范围。希望研究者在撰写报告的时候多多借鉴中原地区关于夏商分界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加强动物考古学和植物考古学的工作。

有学者指出太极村遗存所发现的陶器广场，在金沙遗址也有类似遗迹发现〔2〕，至于其性质和功能，可能需要对该遗迹出土陶片器类进行全面统计，如果器类杂乱，则可考虑属于铺路用碎陶片；如果器类集中在几种器形上，则需考虑存在其他功能。另外，针对太极村遗址部分灰坑内填大量卵石等问题，有学者指出，这种现象还见于营盘山、岷江上游，甚至越南等地区也有发现〔3〕，延续时间较长，从仰韶晚期一直到商晚期均有发现，可考虑将其定义为“积石坑”，可能为同一文化传统的特征之一，并且希望在以后的发掘工作中，考古工作者们可以对这类有意思的遗迹现象给予适当地加以关注。

二、成都平原西南部汉代家族墓地──以四川邛崃羊安汉墓群为例

索德浩助理研究员介绍了羊安汉墓群的发掘工作。为配合邛崃市羊安镇工业园区的建设工作，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区域进行了考古调查，发现汉墓封土墩40余座，并于2009年5月至2010年4月，对其中的9、24、26、29、30、32、40号点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约3万平方米，共清理墓葬139座，窑址2座〔4〕。墓葬以汉墓为主，共计106座，另发现有唐、宋、明、清时期墓33座。

羊安汉墓群的发掘具有重要的意义，其科学发掘工作有利于了解汉墓封土的修建方式以及家族墓的分布规律。家族墓地的修建遵循一定的定式，一般首先平整场地，然后铺上一层厚约15厘米的青膏泥，有的还要用火进行烘烤。稍早的墓葬直接在青膏泥层面上下挖墓圹，打破生土，例如30号点的M28；稍晚的墓葬还要在膏泥之上垒筑一个矩形平台，平台四周用土坯砖包砌，然后在平台上下挖墓圹。随着家族成员的渐次埋葬，平台也随之扩展，并最终形成一个大的封土堆。

羊安汉墓群延续时间较长，汉墓发展演变序列较为完整清晰，可以很好地反映土坑墓、砖室墓的形制演变，以及土坑墓向砖室墓的过渡演变过程等。

此外羊安汉墓群对于了解城墓关系以及研究汉代丧葬习俗具有重要的意义。距羊安汉墓群不远为牟礼镇，据载秦时为蒲阳县治所，羊安汉墓群是否有可能是“蒲阳县民”葬所还有待考证。祭祀遗迹的发现对于研究汉墓墓祭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如24号点M34南面不远处发现一长方形坑，坑壁被烧成褐色，坑内有大量木炭和红烧土，可能与墓上祭祀有关。

与会者讨论认为，羊安汉墓群的重要意义再次得到了学者专家们的普遍肯定。学者们就羊安汉墓群青膏泥的来源、烘烤地面属于局部现象还是大面积普遍做法、封土是否存在包砖、玉面罩的确认、是否出土印章等细节再次向报告者予以确认，并建议对棺椁周围青膏泥做土样分析。报告者对学者们的问题一一给予了答复，青膏泥的来源还不是很清楚；烘烤后存留的木炭灰在24号点大面积存在，但只有局部区域烧结成红烧土；封土外大多用砖包砌；有印章出土，但还需要在整理过程中进一步辨识；24号点M34的穿孔玉片组出土时位置基本未被扰乱，且玉片上均有穿孔，基本符合李银德先生关于玉面罩的认定⑤。

会议结束时，江章华研究员对学术交流的务实性和学术性再次给予了积极的肯定，并对考古工作者发掘工作提出了要求：希望在以后的发掘过程中，对于遗址地层堆积范围、面积等数据尽可能详细，因为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恰恰可以反映出聚落规模及其性质的变化。此外，对遗址所处自然环境的描述也应更详尽清楚，对于动物考古和植物考古的相关工作也需要给予更多的支持和重视。考古工作者在整理发掘报告的时候需要有更广阔的视野，需认识到考古工作更多地是通过对科学发掘出土的物质材料进行研究，以揭露其所反映的社会文化现象以及社会变迁及其动因。

此次学术沙龙会场气氛十分热烈，专家学者们畅所欲言，碰撞出了激烈的思想火花。定期举办学术沙龙作为本所一项基本学术制度，很好地带动了本所考古工作者的学术气氛，增进了考古工作者之间相互探讨、相互学习的良好学术修养，也必将促进本所整体学术水平的提升。

§　参考文献

〔1〕江章华：《成都十二桥遗址的文化性质及分期研究》，《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三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146～164页。

〔2〕据张擎先生和周志清先生介绍，类似太极村遗址大面积陶片堆积的遗迹，还见于金沙遗址雍景湾工地、金沙遗址金煜工地等遗址，资料待刊。

〔3〕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茂县营盘山遗址试掘报告》，《成都考古发现.2000》，科学出版社，2002年9月，1～77页（H12、H19为积石坑）。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2006年度四川会理县东咀遗址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6》，科学出版社，2008年12月，93～112页（H2除包含大量卵石外，还出土有少量的陶器及残石器）。另外，在成都市区金沙遗址等处发掘的商周遗存中，类似的遗迹也常有发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越两国首次合作：越南义立遗址2006年度考古发掘的收获》，《中国文物报》2007年4月6日第7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域外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6期。

〔4〕刘雨茂、索德浩、苏奎、龚扬民：《四川邛崃羊安汉墓》，中国文物报社编《中国考古新发现年度记录2009》，《中国文化遗产》增刊。

〔5〕李银德：《徐州出土西汉玉面罩的复原研究》，《文物》1993年第5期。三星堆文明巴蜀文化。

⊙　作者简介

陈剑，邱艳，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四川成都，61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