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陆老台胞沉浮录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出生于台湾或籍贯台湾，因为历史的因缘际会，最终定居于大陆几十年。岁月沉浮，如今他们多已进入暮年，当回首往事，说不尽的甜酸苦辣，道不尽的悲欢离合。

中新网台湾频道推出主题策划《岁月沉浮，老台胞在大陆生活纪事》，采访多位生活在大陆的老台胞，走进他们的乡土记忆、大陆生活，体味他们对两岸交流与人生的感悟。他们每个人的个体的故事，正是两岸关系大历史的生动体现。

中新网北京5月29日消息（郭思远 吉翔 丁文蕾 王义铭）历史，在那一刻成为一个民族深沉的痛。而这个痛，期许随时间慢慢推移得以痊愈，正如历史学家所言“时间是最好的良药”。

“自从1949年台湾同祖国不幸分离以来，我们之间音讯不通，来往断绝，祖国不能统一，亲人无从团聚，民族、国家和人民都受到了巨大的损失。所有中国同胞以及全球华裔，无不盼望早日结束这种令人痛心的局面。”（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

1949年后，生活在大陆的和由国外回到祖国的台胞一时间再也无法回到台湾，但他们怀念故园的浓浓乡愁和建设强大祖国的拳拳爱国心，都汇聚成人们对老台胞最为明显的记忆。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贺知章《回乡偶书一》）当年意气风发、风华正茂的年轻台胞，而如今，已是两鬓斑白、历尽沧桑的老台胞，但他们依然在翘首以待……

乡土记忆篇】时代悲歌中的乡愁记忆

贺知章在《回乡偶书二》诗中写到：“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惟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道尽天下游子久客伤老、久别回乡的真切感受。对乡土的记忆，或是人人都有自己的“镜湖水”、“旧时波”。

老台胞多是少小离家，经历战火纷飞的年代，在当时台湾贫穷的环境中出生和成长，因为各种原因离开台湾来到大陆。台湾的那片土地，成为他们心中永远怀念的“精神乐土”。

印象台湾

台湾，在老台胞的印象中，满是深深的怀念和长长的记忆。那片土地上，承载着他们太多的痛苦与快乐、仇恨与爱恋、泪水与欢笑……因此，他们对台湾的感情，五味杂陈。经过岁月洗尽铅华，无论那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但依旧是印象中最美好的地方。

李河民，原名蔡川燕，1922年6月出生于台湾高雄，著名病毒学家，1944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医学专门学校（现为东京医科大学），1944年9月到大陆，1946年在白求恩医大附属医院内科工作。曾任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所长，中华全国台湾联谊会副会长兼北京市台湾联合会会长。

据他介绍，当时他们在学校，老师大部分都是日本人。一般台湾的镇长和镇长以上的官员都是日本人，村长可以是中国人，当时日本对台湾的统治很厉害。

李玲虹，1926年7月生于台湾彰化，已故台盟中央主席蔡子民夫人，1943年毕业于台南市长荣高等女学校，1949年大陆刚刚解放，即开始参加对台湾工作，1954年8月调到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广播部闽南话播音员（播音名为李华），1981年3月被借调到文化部驻日本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夫人、一等秘书。

在日据时代，台湾的教育都是用日文讲课，台湾人只能偷偷在家里讲闽南话。据她介绍，他年轻的时候学过一点汉文，但平时都要参加日本的教育运动什么的。她还说，相比来讲，当时台湾农村比大陆农村好一点。

郭平坦，台湾台南人，1933年1月生，1953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学部，曾任中国留日同学总会主席。1956年回大陆后，曾任驻日本大阪总领事馆领事，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副会长，台声杂志社社长，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1941年台湾还处于日据时代，郭平坦一家迁往日本神户。据他介绍，小时候，日本小孩和老师都打他们，所以那时就有一个想法，台湾人不能老这样被人欺负。另外，当时还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二二八事件”和当时国民党制造的白色恐怖。`

蔡世雄，1933年12月生于台湾嘉义，1944年回大陆，1956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曾就职于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1979年获日本国立东北大学博士学位，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当时，台湾被日本窃据，跟日本人的待遇不一样。日本小孩有专门的小学，台湾一般老百姓只能就读普通小学。另外，“台湾上层阶级一些跟日本人走得近的，有时候可以把自己的子女塞几个跟日本人的小孩在一块读书。那时候，日本人吃的是大米，而且有配给，而台湾人吃的是白薯和粗粮。有些乡镇的贫苦老百姓没有鞋子，就光着脚走，我也光过脚。”蔡世雄说。

吴国祯，台北人，1947年5月生于台湾花莲，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台湾清华大学、美国奥克拉荷马大学毕业，获化学博士。现任台盟中央副主席，两岸民间交流促进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顾问、常务理事。

上世纪60年代后期，台湾的经济慢慢好起来。1970年，他从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毕业，然后就到金门去服役。到部队服役以后，才知道还有很多人书只念了两三年书，这是他始料所不及的，因为他们都住在台北城市里，对于乡下的情况，几乎没有接触，没有了解。

时代悲歌

自抗日战争到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台湾岛内发生了很大变化。先是日据时期的奴化，然后是“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有些老台胞作为亲历者和见证者，抑或发生在自己身上，抑或发生在别人身上，都是那个时代的悲歌。

苏民生，台湾彰化人，1939年出生于台北，1941年岁随父母到北京，1960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曾任中国地质大学教授，北京市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副会长。

他说，蒋介石为什么跑到台湾去，就是因为他不得人心。他在台湾岛内和大陆不一样，在岛内反对他的都被他镇压下去了，先是“二二八事件”，后是白色恐怖。

陈炳基，1927年生于台北，1946年6月考入台湾省立法商学院（不久并入台湾大学法学院），1949年4月撤退上海加入浦东游击队。曾任台盟北京市主任委员，台盟中央办公室主任、政研会委员。

据介绍，中学时期，他曾和几名志同道合的同学投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争取回归祖国的谢娥事件，而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入狱，严刑拷问约两个月后，被保释出狱。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发后，因武装起义失败，他被台湾大学开除学籍，为躲避抓捕，他参加中国共产党后担任学工委员会委员和中共“新民主同志会”党支部领导成员。1948年10月他躲过国民党武装特工人员的搜捕，到东海岸矿区工作。（见《在北京的台湾人》）

据李河民介绍，1942、1943年，他哥哥到北京求学，一心想抗战。当时，他哥哥对鲁迅文学非常感兴趣，鲁迅的著作基本都看过。但由于当时北京物价长得很快，家里经济跟不上，后来他就退学回了台湾。

回台湾后，他哥哥在台北一个教育机构上班，把鲁迅的一些著作翻译成日文，因为当时台湾学生不会汉语，他哥哥就写上注脚和自己的看法，让学生把这当课外读物，连日本人看了都说，他哥哥怎么能翻译得这么好。后来，哥哥做了地下党，1951年被国民党给逮捕了，在监狱里被害死。

对此，郭平坦也深有感受，他向中新网记者讲述了发生在他们家庭的悲剧。当年，他二姐夫在台南从事地下党工作，1950年就在台湾岛内被当局枪杀了。

另外，由于战后日本经济不景气，他父亲就一个人回到台湾做生意，最好的时候与台湾新光财团平起平坐，当时家产做得很大。他说，“本来我作为老大，应该回台湾帮忙，但我不愿意回去，也回不去了，1955年台湾《中央日报》已经点名了，上了黑名单。”

据他介绍，因为他回大陆后，当时台湾当局就每年对他家抄家两次。有一次，他到大阪出任领事，台湾当局就对其弟弟进行调查，他知道这个情况，就不跟他弟弟打电话，也不跟他弟弟联系。因为两年不让弟弟回台湾，老板两年不在，他弟弟的店就倒闭了。

蔡世雄说，他父亲自1943年回大陆后，很想念台湾。那时候，国民党就把宣传品塞在信里边，看到了以后，他们也不敢与台湾亲人通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胞通过讲话录音或稿件，向台湾广播，那时候台湾的同胞也确实有冒着生命危险偷听的。

有一次，他父亲的讲话录音被播了，内容是向台湾亲人问好，说他们在大陆生活也挺好的。台湾那边有人听到了就告诉他台湾的伯父，他伯父晚上听到后，哭得很厉害，这么多年才知道他们一家的下落。

而吴国祯1975年到大陆来过一趟后，被当时的台湾当局列入“黑名单”，之后就回不了台湾。1976年，他在美国完成学业后，选择到大陆。据他介绍，1970年在金门服役时，他干的是工程，挖土时经常挖到一些骨头。台湾有迷信，见了这样的骨头不吉祥。“我当排长，士兵做不了的事情，你当头的得能担当起来，我就拿一个麻袋捡骨头。当时，这个感受很深。”（注：据吴国祯介绍，1958年“8.23炮战”，很多人死了之后，在海边被就地给埋了。）

台湾乡愁

乡愁，总带着一种哀怨。“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故乡的面貌却是一种模糊的怅惘，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别离后，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永不老去。”席慕容的《乡愁》，有如柔美而略带哀伤的“回忆曲”，诉说着游子深情而美的恋歌。

林明美，台湾嘉义人，1929年生于日本，1949年毕业于日本帝国女子药学专门学校（现大阪药科大学），1953年作为首批旅日华侨回国，曾任北京市临床药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北京市侨联副主席，第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据她介绍，她生在日本，从小就在日本长大，没去过台湾。在她小时候的记忆里，她父亲（台籍日本医生）从小就教育她：你们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你们身上流的血是台湾人的血，也是中国人的血。

在她日本的家里有灵堂，每天早上吃饭时，都要供茶供饭，然后烧香，拜她爷爷的灵位。如果忘了拜的话，他父亲就会用巴掌打她，说忘了祖先。然后罚她写“我是台湾人，不忘台湾，不忘中国”。她小时候，她父亲还教她闽南话，所以她觉得她父亲一生跟政治不沾边，但一生都是非常爱国。

李河民在台湾生活到18岁后，到日本留学，22岁到大陆参加革命。据他介绍，他父亲是孤儿，入赘到他母亲家，后来赚了一点钱。他父亲都不让他上中学，怕他出来没事干，日本对台湾是奴化教育，高等教育机构只有台湾大学，所以那时候在台湾很难考上大学。

他说，他父亲没上过学，是自己学习汉语的，自己能看《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名著，因此，他父亲就经常给他们讲名著里的故事。他们家兄弟姐妹七个，他是排行老二，现在剩下三个男的，一个在台湾，一个在美国，他们都上过学。

郭平坦对中新网记者说，每次回台湾感觉都很好，每次感受都不一样，像日本他在日本生活了17年，做4年外交官，但感觉到日本可去可不去，但对台湾是非常有感情的。回台湾，吃的、住的等马上就融洽了，语言也通，民间风俗一样，他回台湾时还会讲一些闽南话。

回台湾是老台胞的心愿，因此回去的感受也非常深，蔡世雄说，他回到台湾有人会问：“你觉得台湾好，还是大陆好？”他就会回答都好。在他心目中，大陆跟台湾都很好，而不是双方都处于水深火热中。

他回台湾后，就去找同学和认识的人，还有就是教堂，因为他父母在台湾时都信基督教，每个礼拜都去教堂。他弟弟出生时赶上地震，他妈妈就是躲在那个教堂后面生了他弟弟，他还有印象。另外，教堂旁有两颗杨桃树，他说很奇怪，一棵树味道是咸的，一棵是甜的。

据他介绍，他们第一次离开台湾时，走漏消息了，他外婆知道了，说什么也不让走。第二次走时，瞒着他外婆，这一去他父母就再也没回去过。因此，他母亲弥留之际，还念叨着她家乡的名字。

李玲虹说，她二十岁离开台湾，在台湾时跟母亲在一起的时间最长，母亲去哪里都带着她。小时候，她爸爸因为“二林蔗农事件”（1925年1月成立二林蔗农组合，这是台湾的第一个农民组织，10月，李玲虹父亲李应章带领二林的蔗农，向日本制糖会社要求给甘蔗以合理的价格，但却遭到日本当局的武力镇压）事发，在不断参加台湾社会运动后，被迫迁到大陆，那时警察经常跑到她们家搜查信件。后来，她和弟弟们都先后来到大陆跟父亲在一起，母亲去世时，她们这些子女都未能在身边送上一程，成为终生的遗憾。

在采访中，她还提到自己的丈夫蔡子民，因为“二二八事件”逃出台湾后，一生都未回到台湾。据她介绍，蔡子民一生最大遗憾就是没能回台湾，当她第一次回台湾时，带着蔡子民的照片去他老家祭祖。她在墓前说，蔡子民不能回老家来，我带着他的照片来祭祖，旁边蔡子民的弟弟妹妹们都悲伤地一同落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