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丽叶-比诺什的秘诀

“如果你试着去观察比诺什的表演技巧，你就会发现她其实没有技巧。”《星期日泰晤士报》如此解释朱丽叶比诺什长盛不衰的秘诀。把自己的心掏出来，原封不动地交给观众，是她在每一部戏中都秉持的特质。

朱丽叶-比诺什

⊙ 作者：王奇婷 采访/Julie Bloom（《纽约时报》记者）编辑/张一阳

这是朱丽叶比诺什第三次登上本报封面。从照片上看，她眼角的细纹多了，面部的光泽淡了，但她并不刻意掩饰岁月在她脸上留下的痕迹。最近因新片《她们》（Elles）接受各媒体采访时，她几乎一次都没有化妆。

除了年龄变化外，她还是那个比诺什：笑起来依旧优雅大方，时而从喉咙深处迸发出她标志性的夸张大笑；谈吐也依然风趣神秘，充满哲思，富有深意。

今年，朱丽叶比诺什48岁，在接近知天命的年纪，她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再过一个多星期，她将出现在戛纳，参加与大卫柯南伯格、罗伯特帕丁森合作的电影《大都会》（Cosmopolis）的全球首映；今年夏天，她将飞往伦敦，为伦敦奥运文化庆典活动献演根据奥古斯特斯特林堡著名戏剧《朱莉小姐》（Miss Julie）改编的舞台剧。

而当下，她的两部新作──波兰导演玛高扎塔施莫夫兹卡（Malgorzata Szumowska）执导的《她们》和西尔薇泰斯图德（Sylvie Testud）执导的《另一个人的生活》（La Vie D’uneautre）几乎同时在全球上映。“她就像个‘电影动物’──镜头爱她，她也爱镜头。”玛高扎塔施莫夫兹卡如此形容比诺什。

她至今仍然单身。尽管40岁以后，比诺什很少在公众面前提及自己的私生活──她称对爱的需求已经“像一盘国际象棋那般复杂”，但她对生活的热情却空前高涨。她一年拍五部电影，还会写诗、画画、演舞台剧、满世界巡回跳舞⋯；⋯；2009年45岁时，她曾来到上海，与英国现代舞大师阿库汉姆共同演绎舞剧《我心深处》。

那时的比诺什就对记者说：“其实现在40岁和20岁并没有太多差别，表演空间也不会因为年龄而受到限制”。一年后，她凭借与伊朗导演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合作的《合法副本》（Copie Conforme），在家乡捧回戛纳金棕榈奖杯。

正如她自己所说：“当表面的坑洞扩大时，它们将吸收更多水分让自己沉重。”时间赋予她特殊的人生感悟，让她沉淀。于是人们发现，愈发年长的她却焕发着愈发年轻的光芒和热量。

“法国导演不知道该拿我怎么办”

朱丽叶比诺什加盟《她们》，再一次印证了《电影手册》主编让-米歇尔付东曾说过的“比诺什现象”──她嫁给了世界。2006年起，比诺什相继与侯孝贤（中国台湾）、阿莫斯吉泰（以色列）、圣地亚哥阿米格瑞纳（阿根廷）、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伊朗）、大卫柯南伯格（加拿大）等世界各地的著名导演合作。

对此，比诺什耸耸肩说：“我想大概是因为，法国导演并不总是知道该拿我怎么办。”而付东则认为她的这些选择每一个都很有勇气，因为每一部电影都与其他全然不同。“比诺什与这几位当代最伟大的电影艺术家如此密切的合作至少证明了两点：对剧本的喜爱，和对不同文化的极其开放的心态。”付东说。

玛高扎塔施莫夫兹卡是因为迈克尔哈内克（MichaelHaneke）导演的《隐藏摄像机》（Caché）──而不是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蓝》──爱上了朱丽叶比诺什的表演。“我不是《红白蓝》三部曲的粉丝，”施莫夫兹卡说，“但在《隐藏摄像机》中，她就是一个正常典型的家庭妇女，但内心隐藏着种种矛盾。”这恰好与《她们》中比诺什饰演的女记者安娜如出一辙。

在《她们》中，朱丽叶比诺什饰演一位《ELLE》杂志的女记者，她在调查女大学生援交现象的过程中，逐渐对自己的欲望和两性生活产生了新的思考。她对现有的物质生活产生了怀疑，并犹豫是否应该冲破囚笼，解放灵魂并追寻身体的自由。在片尾，她还有一段自慰的戏。大银幕上，她的面部表情特写持续了近5分钟，引发很大争议。她在接受采访时透露，导演施莫夫兹卡原本想回避到别的房间，通过另一个镜头观看拍摄过程，但比诺什不同意，“你和我一起来，站在摄像机旁边。这是你写的剧本，你就要直面它，和我一起把它拍完。”

“在我脑海中这个画面应该就像一幅油画，伴随着生命降临和痛苦的表情。”比诺什说，“我是演员，我要深入人性的陷阱，进入她的灵魂、她的身体、她的疑问、她的阴影、她的疯狂。如果没有准备好经历极端，那就是没有准备好去接触人性。”

比诺什并不认为《她们》是一部女权主义电影：“恰恰相反，我认为这部电影是从爱情和欲望的角度来看我们自己的性格”。同时她也坦承，电影中的安娜多少让她想起生活中的自己。比如，她也遇到过像安娜丈夫那样在做爱前看色情片的男友。“许多男人都觉得这个没什么大不了，他们不把它当回事，而女人却看得很重。当我第一次发现这个情况，我很震惊，也很不解。对我来说做爱是与情感密不可分，如果你没有感情，就变得像动物一样，只出于本能，而不是发自心灵。这是它可悲的一面。”比诺什说。

再比如，在一定程度上，比诺什能够理解那些女孩援交的动机，能体会她们的挣扎。“如果得不到政府和家人的支持，学生的生活是很艰难的。”她回忆起自己学生时代，家人和政府也没有给她任何资金支持，导致她只能在超市里打小工，在一些小成本电影里跑跑龙套维持学业。“那时，我觉得自己得不到尊重。我必须用奋斗换取尊重。”比诺什说，“能挖掘出自己的激情很幸运。我也很庆幸和别人比起来，自己很早便得到了真正的表演机会。”

正如比诺什所说的那样，她初涉影坛就得到与让-吕克戈达尔、雅克杜瓦垄安德列泰西内等一线导演合作的机会。紧接着，她经历了与曾经的恋人、挚友雷奥卡拉克斯合作的“一段困难但惊人的冒险”（《电影手册》语），出演了《坏血》、《新桥恋人》等经典影片。这两部电影都使她提名法国恺撒奖，后者让她捧回欧洲电影奖最佳女主角的奖杯。在那之后，是更家喻户晓的《烈火情人》、《蓝》、《英国病人》、《浓情巧克力》⋯；⋯；而即使在一些不怎么令人兴奋的影片里，她的出现也会带来一丝光芒。

今年，比诺什将会在布鲁诺杜蒙（Bruno Dumont）执导的《卡蜜尔克劳黛》（Camille Claudel）中扮演罗丹的情人，情景设定在1913-1943年卡蜜尔发疯后住进精神病院的那段生活，“几乎是1988年伊莎贝尔阿佳妮主演的《罗丹的情人》的后续。”比诺什说。

这对比诺什来说又是怎样一段经历？“不可思议。我就像在雕刻某个人，跳进那个人的模子，然后在其内部赤身裸体。”

“她的眼泪和笑容都不会离你太远”

朱丽叶比诺什也经历过低谷。那是两段她想要抛开一切、被她称之为nothingness的“空白期”。一次是在拍完《新桥恋人》之后。她花了整整2 年半的时间才完成这部电影，让她觉得“受够了摄影机，受够了一切”。电影杀青后，她和雷奥卡拉克斯也正式宣布分手。另一次是在2005年的空窗期。“所有的项目都落空失败，我停滞不前，让我觉得唯一重要的事就是照顾孩子。”比诺什说。好在几个月后，她获得了与哈内克合作、主演《隐藏摄像机》的机会，她因此被提名欧洲电影奖最佳女主角。

二十多年来，比诺什几乎包揽了代表电影界最高荣誉的所有奖项。她是当之无愧的皇后，但她拒绝给自己下定义：“因为生命太多变数，谁也不知道下一秒你将会被带到哪里。”而事实上，她也无法被定义。唯独，她被法国本土媒体称为LaBinoche──她就是“那个比诺什”、独一无二的比诺什。

法国最具实力的男演员、曾与阿佳妮共同出演《罗丹的情人》的杰拉尔德帕迪约，曾在接受一名澳大利亚记者采访时一时失态：“谁能对我解释一下朱丽叶比诺什的秘诀是什么？我一直想知道她为什么被捧得这么高。她根本就不值一提啊。”

之后的某一天，比诺什在路上偶遇德帕迪约，当即迎面质问：“你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这么刻薄？”德帕迪约向她道歉：“你别放在心上，我是个蠢人。”

当时所有媒体都同意德帕迪约信口雌黄的愚蠢，但另一方面，他抛出的那个问题却也有意无意地击中了许多演员甚至记者的好奇心──朱丽叶比诺什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如果你试着去观察比诺什的表演技巧，你就会发现她其实没有技巧。”《星期日泰晤士报》如此评论。她有的只是飞蛾扑火般的激情。把自己的心掏出来，原封不动地交给观众，这是她在每一部戏中都秉持的特质。从某种程度上说，她的大胆、坦率和毫无掩饰恰恰是表演中最难的“技巧。”

正如《英国病人》导演安东尼明格拉形容的那样：“朱丽叶比诺什没有皮肤，她的眼泪和笑容都不会离你太远。”她也因此成为法国片酬最高、最具影响力的女演员──相比她的容貌，她更因那颗无所畏惧、激情跳动的心而闻名世界。

如果更精确地说，比诺什也并不是“无所畏惧”。“我害怕习惯、害怕对自己的轻信、害怕自己的无所畏惧⋯；⋯；害怕不能与智慧的人一起工作。”她笑着说，“因为作为一个演员，你需要其他人，需要视野，为了合作，为了相处，为了能举重若轻。因此你必须祈祷，能有一个自己的空间，以及一双能允许你这样做的耳朵和眼睛。”

“当你遇到想要操控你、把你变成他想要的样子的人，那就有点无聊，而且会限制很多东西。”尽管比诺什的强势和脾气早已名声在外，但你可能不知道，她曾在《烈火情人》片场罢演两次。“我觉得自己很耐心，也愿意尝试。我的抵抗常常来自于导演的控制欲，他们喜欢告诉你‘脸要像这样抬’、‘你必须这样做’⋯；⋯；我会回答：‘不！不要告诉我这些那些，你让我自己演吧。’”比诺什回忆道。

或许大卫芬奇会成为比诺什的噩梦。除此之外，她还直言不讳地说：“迈克尔哈内克非常精细。我和他合作过两次，第二次他太占据主导位置了，我一点也不喜欢。”但她对大卫柯南伯格“任其自然”的执导方式很有好感。作为罗伯特帕丁森饰演的百万富翁的情人，她的戏份不多，总共只拍了两天。

“整部电影基本都是在一辆豪华轿车里拍摄的。柯南伯格让罗伯特坐好，然后让我即兴发挥，想怎么演就怎么演，当他觉得满意时便叫停。”比诺什说，“他的语言很精确，但又能让我在情感上觉得很自由。当你和好的导演工作时，你永远不知道是谁激发了谁的灵感。”

J=Julie Bloom
B=朱丽叶比诺什

J：你起初怎么会想到参加《她们》的拍摄？

B：一开始我在和《蓝》的摄影总监斯拉沃米尔埃迪扎克吃饭，我问他：“现在波兰怎么样？听说涌现了一批新的好导演？”他想了一会说：“玛高扎塔施莫夫兹卡，她是波兰最好的导演。”两个月后，她给我寄了个剧本，我很快就读完了。不久之后我和她见了面。

J：这个剧本哪里吸引了你？

B：我对这个剧本的写作方式很感兴趣。它没有泾渭分明的善恶黑白，你能从人物的行动和生活里看到所有的颜色。我喜欢那样的感觉，也对女主人公的心态感到相当惊讶，还有几分疑惑。这样的剧情让我几乎不敢相信。我和导演见了面，我很喜欢她。她精力充沛、热情、直言不讳，就和许多波兰人一样。同时，我觉得在和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合作过之后，我就像患了抑郁症一样，期待着再度与一个波兰导演合作。

J：你为这个角色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B：在制作人整合剧本时，我们看了部关于援交的纪录片，为电影提供一些现实的参考例子──电影中有些对话直接照搬了那些女孩说的话。另外，我学生时代有一个朋友就做过援交，但那时我并没有和她谈论过这个话题，因为我当时被吓到了。尽管当一个学生得不到国家和家庭资助时，生活的确很艰难，必须自己谋生，但我还是不敢想象有人会做出那么糟糕的事情。

J：在其他方面你做了什么准备？

B：通常来说，我喜欢表演前的准备阶段。那其实是自省的过程，也是成长的过程──让所有素材在内心酝酿成熟。但对这部电影，我决定改变习惯，不做什么准备。因为我想表现出一种不安全感──这种做法也的确带来很多压力。不过与玛高扎塔合作，就像和朋友一起乘飞机，让人感觉很放心。

J：影片中这些女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自得其乐，你觉得我们应该对此惊讶吗？

B：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没错，因为一开始我扮演的角色对她们的行为心存鄙夷。她想要去了解分析她们的同时，又不想和她们走得太近。但在关键时刻，她发现自己必须放下架子和戒备。然后她惊讶地发现，自己与那些女孩建立起了某种亲密的关系。当然，那些女孩也羡慕她的身份和财富──丈夫、工作、孩子、安逸的生活。但一切要复杂得多，电影里没有把这些完全直白地表达出来，我喜欢这样，你必须自己寻找答案。

这些年轻女孩的动机在外人看来很难理解，你会觉得她们想获得奢侈品，或者她们已然被“女人必须会勾引”的社会风气影响。但她们的实际想法却不是那么浅显。在纪录片里，我看到她们会买奢侈品，但买了却不用。因为你一旦拥有了某件东西，你就不再牵挂它。它不能继续给你满足感，但需求仍在。所以她们需要的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她们会去找中年男人？这与她们寻找的庇护感有关，但她们自己并不明白。她们的内心深处隐藏着一种不安全感。

J：举个例子，在某个场景里，男人在哭，然后他和他的女伴互相给予安慰──他们之间似乎建立了某种感情联系。

B：这就是它复杂的地方，你不能一味指责性交易。它有人性的一面，但同时你又在出卖肉体，这没法轻易下定论。虽然你自己不会这么做，但应该要理解它。这也是我喜欢表演的一个原因，在表演时你也没法轻易下定论，而是必须从人性的根源去理解角色，这样你才能理解在某种情形下应该如何反应。

J：对这部电影来说，有一个女性导演重要吗？

B：可以说重要，也可以说不重要。当进行创意上的合作时，男女导演都一样。你会更在意剧情怎么发展，应该往哪里发展。我只能说，由于我和男导演合作得比较多，与女导演合作对我来说是新的体验，让我体会到更个体性的东西。有时候觉得与她们的合作就像在看一幅自画像。这就是与同性导演合作的感受，有点像一种镜像的体验。我会感受到她为了拍这部电影牺牲很多，这部电影改变了她生命的一部分。我觉得我也在为它服务──我为之感动，但她没有改变我的生命。与女性导演一起考虑这些问题，能让我们走得更近。

（访谈内容由《纽约时报》独家授权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