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族群政治之鉴（上）

苏联解体是20世纪国际地缘政治的重大变局之一。对苏联解体过程中民族问题的作用与影响，国内外学界众说纷纭。季什科夫所著《苏联及其解体后的族性、民族主义及冲突──炽热的头脑》，提供了分析这一问题的独特视角。

季什科夫曾任俄罗斯联邦民族事务部部长，现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他亲身经历了苏联解体的历史过程，并参与了其中许多重大事件的处理。以“炽热的头脑”命名其书，一方面在暗示民族主义者偏执的狂热，另一方面也在揭示政治与知识精英在民族主义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不遗余力地揭露批评之要点，即社会精英为谋一己之私，利用社会转型与制度缺陷，操弄民族意识，制造民族冲突。此为苏联解体的圭臬。

在季什科夫看来，苏联在民族问题上出现的困境，首先来自于理论层面。

苏联的民族理论，脱胎于斯大林民族定义，强调民族共同体的“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共同文化”，其理论实质是将民族本质化，突出历史与血缘之于民族形成的决定性作用，使“民族”具有生物学意义，从而为“民族至上”提供了“科学”依据。苏联按照这种原生论理论，实施“族体构建工程”，自上而下地建构族性，并采取生硬的赋名方式，区分“民族”和“部族”，创造出各民族的层级，使民族分类方法与政治权力分配挂钩。同时，基于苏联高度政治化的学术环境，民族研究“直接表现为行使权力”，以官僚意志为核心，将“民族过程”解释为“合并与集成”，人为控制“民族”和“部族”的数量，通过人口普查、对民族志进行加工等方式，“把族性制度化为民族”，并为每个民族创造出邦国地位，做出区隔化的制度安排。

吊诡的是，苏联政府一方面固化民族边界──在理论上本质化“民族”、在制度上承认“民族主权”，同时还试图创建“单一的苏联民族”这种理论学说。由此导致的后果是，尽管苏联的国家建设卓有成效，“绝大多数苏联公民都有相同（或者非常相似）的社会、政治甚至文化方面的价值观”，但这种同质化的“苏联民族”在社会层面却是脆弱的，当社会发生转型，在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运动冲击之下，特别是面对暴力的民族冲突，“苏联民族”的神话不堪一击，苏联的国家实体随之崩溃。

作为一个建构论者，季什科夫本人坚决反对僵化的脱离于社会现实的民族理论。事实上，当代社会科学在民族研究上的主流理论，更多强调“民族”的主观性建构的特征，即所谓的“想象的共同体”之类的言说。恰如季什科夫所言，“族性是社会方面建构起来并制度化的”，在所谓的“根本”因素与“主观”因素之间并不存在一条僵硬的分界线，“这些因素不仅相互发生作用，而且常常是可以分离的”。

按照季什科夫的分析，苏联渐渐生成的三种民族主义，都和苏联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有关。而撕裂苏联的政治力量，就包含在这些民族主义之中。

第一种是”族裔民族主义“（或译”族群民族主义”）。在季什科夫看来，族裔民族主义“是一套过分简单但又强有力的神话，起因于苏联的政治实践，又反作用于这些实践”。他特别关注“理论和学说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如何被人们生成和滥用”，以及“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国际主义学说，又为何在苏联人民中事实上培育了民族主义情感”。其后果是，“被学术规定和政治指示施加影响，把民族当成生物性所决定的某种东西，这种观念十分强烈，以致不可能简短而轻易地加以改变和终止”。上述这些因素都是族裔民族主义在苏联社会生成的条件。

他进一步写到：“‘民族归属’和‘为了民族效力’的思想，是族裔民族主义最权威的要素，因为它预先假定某个精英能够阐释本民族利益。在整个苏联，精英们在大多数族群中以‘本民族的’诗人、作家、艺术家、电影制作人以及学者的面目涌现而出，所有这些人都勤勉地参与构建本民族的神话。在这些颇有动员效果的神话中，最流行也最普通的一个就是关于某一民族的族体形成神话，说的是某民族那辉煌的古老历史，从旧石器时代晚期穿越而来。……几十年来，族裔民族主义的学说──以它让各民族自决包括脱离的至关重要的权利──在宣传中被鼓吹，并被包含在苏联的各种各样宪法中。”

季什科夫定义的第二种民族主义表现形式为“具有扩张主义倾向或压制倾向”的优势族群的“霸权型民族主义”，包括当前的俄罗斯政治也正在继续强化霸权型民族主义的地位。“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现在已耗尽它们的潜能，逐渐被民族主义的思想观念以其特有的俄罗斯姿态所取代。这种情况会朝着两个方向演变：排外的族裔民族主义，或者较为宽容的形式，即公民的爱国主义。”

第三种民族主义即“外围周边型民族主义”，实际上也来源于苏联遗产，一些群体在苏联的势力范围内获得了“自己民族的国家”，并实现自决权，如芬兰人、波兰人、鞑靼人以及格鲁吉亚人等。此种民族主义是由苏联的民族政策推行的，事实上构造出苏联中央政府对各民族的“宗主关系”。“正是莫斯科做出所有重大决定，从经济发展战略到关键的政治任命，莫不如此。而且这些决定的受益者们往往是非俄罗斯族各族体，或者至少是浸淫于俄罗斯文化中的资产阶级精英们。”这些“有名分”的非俄罗斯民族主义，本质上是“保护地方上占优势的少数者，反对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制和俄罗斯文化霸权，但在它们将要明确表达自己异议的情况下，也是毫不宽容地对待更小的少数者”。

基于这些认识，季什科夫本人反对“苏联解体命定论”。在他看来，苏联的民族政策绝非仅仅是国家分裂的加速器，相反，它确实为苏联的多民族社会带来了卓有成效的同质化特征。但一旦“极权主义失效之后”，苏联民族政策的两面性就暴露无遗，它为各种民族主义运动提供了合法性和制度性机会，从而为政治精英在社会转型期操弄族群政治留下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