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时空的陌生人──四川康定口述史调查侧记

一

飘泊似乎是人类学者永恒的宿命，而且不仅飘泊，还要习惯于经常把自己的思维从自我的巢臼里反复剥离出来，充当一个无知的陌生人。这既是一门技术，也是人类学自为骄傲的成年礼，又或者被外人视为一种汉尼拔式的怪癖。总之人类学者总是匆匆忙忙在路上行走的身影，或多或少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2007年6月中旬的一天，我们民主改革口述史调查小组结束了在成都的第二阶段调查，转入对康定县的调查。抵达康定已近黄昏，暮色渐深，雨点冰凉，看不清半天上黑黝黝的跑马山，身边却传来哗啦啦的河水声，那是穿城而过的折多河与雅拉河。主人好客，有歌声、美酒和佳肴，那一夜我却延至凌晨4点仍了无睡意，不是因为兴奋，而是因为整理在这之前在成都做的访谈，访谈人那一口川话混杂着浓重的康定口音，几令我傻眼。原来康定对于我是如此陌生。

按照调查小组原定的调查计划，到康定开展调查工作的第一步是打通关节，确定访谈人选。在成都的时候，我们已经收集到《甘孜州文史资料丛刊》，并对其进行了筛选，根据其中内容辅以县志及民改相关资料编辑出康定、理塘及巴塘三地的基本情况汇编。这些文史资料，皆从州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而来，因此我们寻找的第一个信息源就在那里。到康定的第二天，我们便来到社科联，与社科联的几位负责人座谈。基于一种开诚布公的态度，调查组认为，表明自己的调查目的，能够开启双方的友好关系。领队的彭文斌老师在座谈中反复强调，我们在康定进行民主改革口述史调查，不是要重复一种叛乱史或者镇反史的调查套路，而是要了解当时情势下，不同参与人群的不同经历和感受，力图还原或接近一个真实的社会历史过程。而我们的方法就是基于个别访谈，通过个人生活经历和工作经历，来了解社会变化。根据我们的要求，社科联帮我们联系到了前藏民团长、明正土司后人、当地藏族知识分子以及民改积极分子等若干各具代表性的报道人。

已经完成的第一阶段调查和此次调查中成都调查的经验与得失令我们深思，我所注意到的，一是，与口述史的意义相关。我们已有的调查已经显示出目前主流历史记载及评述的不足，但是不能说口述调查的意义就在于对正史文献的证伪。一方面，康定的民主改革在许多人的回忆中有叛乱的斗争和冲突，但另一方面，对于一些人却意味着奇迹和机会，不少当年投身其中的人确认当时那种执著的信仰、革命的单纯和激情，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如果说口述史的意义在于，我们试图以一个人的生命史来折射一个社会的变化，那么这是怎么做到的?诸多个人不同的生命历程和体验，有的甚至相互抵触，它们与社会和历史的过程，是如何在回忆里擦出了火花?二是，时间空间与人群记忆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由成都-康定-理塘-巴塘一线，我们的访谈人分别集中在不同的地方。在成都我们找到的是干部，在康定我们找到了土司，在理塘我们要找的是寺庙和僧侣，而在巴塘，我们能找到很多当年的积极分子和藏民团成员──仿佛经历了一场创世洪水，呈现出一个山林、盆地以及沉积岩互不混淆的地貌遗骸。这种分布当然不是绝对的。我想，弄清这两个问题，实际上关系到如何基于经验材料去理解口述史。

二

做口述史，如何理解“口述”是个关键问题。首先，口述与文字的关系。口述并不意味着不要文字；文字资料可能是进行口述调查的一个线索或比照，为理解访谈内容提供帮助。其次，如果仅将口述理解为口头表达，局限于声音，那就会忽视了口述的场景性。在访谈的过程中，报道人和采访者共同营造了一个气场，在这个气场中的所有人、物都可能引起新的记忆或触发原有的记忆，而报道人的肢体语言也在补充他的口述内容。这是一种全部感官都打开的体验。

在康定调查期间，我参与了三次访谈，同时也在小结会上了解到其他组的调查情况。我听到了许多有意思的故事，或者悲伤或者可笑或者紧张或者幽默，虽然在短短的两、三个小时内，访谈人不可能将自己所经历过的事情都完全讲出来，但是他们所愿意道出的，必定是让他们记忆深刻的片断。这些记忆，也许会与一些物件及身体上的痕迹密切相关，其表达的方式有时候是低沉的叙述，有时候是含着眼泪的啜泣，有时候是一首歌曲，有时候是一个手势、一个眼神、一个笑容，有时候也会是沉默。但是每个人都以各自的方式，将自己生命的不同阶段镌刻到了20世纪的50年代。

这是单调的文字之外另一种对我而言完全陌生的表达方式。任何调查虽然应该基于陌生开始，却难以基于陌生来理解，因此我终究无法放弃那些有文字的故事。历史上，康定作为卫藏门户，很早便与中原政府有政治联系。从解放军进藏开始至80年代的这段历史，从文献资料中大致可以梳理出如下线索：

康定古称打箭炉，在元代即有以土头为土官的长河西千户、长河西招讨司的设置。自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间，始设营官，形成营官和土司双重统治。清朝重新认定土司，康熙年间曾一度营官为乱，之后地方事务治理形成土司管藏民、流官管汉人的分治局面。宣统三年(1911年)，赵尔丰改土归流，但实际这个过程直到民国也未必完成。民国二年(1913年)又以明正土司中心部分和鱼通长官司全境设康定县，始有县境的地理边界之概念。

1950年3月康定解放，随后成为西康省藏族自治区首府。从这时开始，中央政府对当地的态度是谨慎的，一方面认为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势在必行，另一方面，又承认宜缓不宜急，要和平改革。1951年开始，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社会改革在全国民族地区相继开展，相较于云南省，四川和西康两省进度缓慢，其原因被认为是“这些地区的上层领袖和宗教领袖在群众中还有较高的权威性，群众还拥护他们，听命于他们；由于这些地区的群众觉悟尚待于长期的启蒙工作，革命的力量的生长不容易，我们的工作也不容易打下基础，少数民族中的离心倾向时起时伏。”

1954年，藏族地区的民主改革首先在阿坝藏族自治区试点。次年，云南省的民改成功，鼓舞了四川及西康省委，决定开始彝区和藏区的民主改革。最初只针对农业区，未触动牧区；而农业区里的康南地区(理塘、巴塘、义敦、乡城、稻城及得荣)也暂不实行改革，仅以丹巴、康定两个乡为试点。改革有三项内容：废除封建特权和差役，废除高利贷和调整债务，解放娃子。这项决议与当时许多藏彝上层人士给甘孜州人民政府委员会写信要求改革有密切关系，同时为实现民主改革，除了抽调干部组成调查组，还在甘孜藏区培养青年积极分子。但在1955年12月甘孜藏区的民改工作刚刚部署，并未完全展开的时候，色达头人仁真顿珠即以“民族、宗教”为旗号，发动反对民主改革的武装叛乱。此后甘孜州各地，如得荣、理塘、乡城、德格、稻城、白玉等相继发生叛乱。而这些地区，大多数都不在第一批改革计划之内。其后叛乱蔓延到全州18个县、45个区，一直到1959年，四川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宣布基本完成。而到1979年，甘孜州司法机关宣布释放1960年以前参加叛乱的588名在押犯，对刑满就业的363名“反革命分子”进行摘帽。

大多数关于四川民改的资料论著当然在细节上会对上述线索加以补充，但是其基调和叙述的时间顺序却是不变的。从上述的记载中可以看到，民改不是一个局限在短时间内的事件，而是一个不断起伏的过程。新政府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努力，固然是其中显而易见的强大动力。民改之后紧接着反右、文化大革命，一连串的社会运动无不与民改的启动有密切关系。在民改中所塑造出来的新阶级，粉碎了原来康藏地区的社会结构；试图将这样一个藏汉回混杂、流动的地带，史上出入西藏的门户咽喉巩固下来。稳藏安康的意义，便是出于民族国家安全的考虑。沿着这个资料中提供的线索，值得探究的问题有很多，比如新人到底是如何培养出来的，上层人士是怎么同意改革的，武装冲突中发生了什么，等等。但是最大的疑惑是，这些从文件到文件的叙述，何以开始时那么温和，后来却不断有叛乱?从不改到要改但暂时不改，到可以改，到坚决要改，到要改彻底，这其中也许涉及到更为复杂的关系。对这个问题的追问，非我力所能逮；一个无知的陌生人的疑惑，只是对照这些文字的时候，更觉得听到的故事要精彩万分、生动万分。民改是他们亲身经历过的生活的一部分，对他们的人生而言可能都是一个巨大的转折。

一个报道人说：

(解放军)开始来的时候，温和得不得了，根本不管(抽鸦片)。老百姓掉一头牛他都负责把它找回来。喊他抽一支烟，他都不抽。

我们三代人是给共产党做了不少事情的哦。解放军有个领导叫苗逢澍，我们拥护得很哦。为了表示敬意、表示欢迎，解放军刚来的时候物质比较困难，我们大量地支援牦牛、菜牛、青稞、麦子。解放军不要，他们要给钱。那个时候这个地方公路不通，人家是专门从飞机上运米朝下掉，甚至有把老百姓的房子都砸垮了的。

然而这个老人在访谈当中忽然扒开了自己的衣服，身上露出一条巨大的疤痕，他激动地说：“我是一个幸存者！”这条伤疤见证了1956年至1958年这段最痛苦的时间。这个时间在他的叙述中反复出现，天天学习，以及天天被拉到乡下和县城里斗。这3年是一条伤疤，他为此付出的代价使这3年失去了西元纪年的意义，而具有生命纪年的意义，那是一辈子的事。它似乎不祥地开启了接下来反右、文化大革命一连串的痛苦，这个痛苦毕生不可能磨灭。他问我们，爱国人士怎么突然变成了“阶级敌人”了呢?

另一个报道人，他的民改记忆是一种幸福生活的机会和走向新生活的机会，也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冒险。他出生在一个非常贫穷的乡村，在藏民团征兵的时候，母亲一直追到埠头，哭着说要跳河都无法动摇他走出山区去闯荡的决心。他记忆深刻的是到部队里平生第一次吃到米饭的滋味，那种吞入口中的香甜简直是难以形容。他参加工作队到理塘，亲眼看见过自己的同伴被打死。他和其他人一起爬过战壕给部队送水和食物，他背的是满满的酥油桶，炸弹就在头顶飞过去，等到达目的地的时候，背上的衣服已经全部被酥油浸透了。这是一个声、色、味、触觉全部打开的记忆，也是以此划分生命周期的生动纪年。工作队第一次到乡里来，是1951年还是1952年或者1953年?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第一口米饭的滋味，一个近乎成年礼的生命仪式。理塘事变是1956年吗?也许，但是更为真实的是那些炸弹的呼啸，还有背上湿淋淋的浓香，在标志着发生了什么。那一役中死去的士兵是建国以来甘孜州之最，而他后来成为了英雄。

看似正好相反的人生，也许恰是一种预兆。民改要打土豪分田地的理想，在80年代以后又被扭转了过来，公社解体以后，土地再度回到私人手中。他们的故事还没有结束，汇同更多不同人的故事一起，得以逐渐丰富我们对历史的认识。社会中的个人是作为群体中的一员而存在，个人的命运都不会是独立的。因此在某一个特定的地方，某一个特定的时间，会有更多特定的痕迹。也许会有这样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分享彼此的经验，形成更强大的历史记忆。这种彼此的关联，并不是由某次看似突然的运动就会联系在一起，在被拧和在一起之后，也会有诸多变数，并不会静止地沉寂。通过个人独特的生命周期，提供给我们触发记忆的触点。凭借着闪现的光亮，照亮了像年轮一样的记忆，得以测探到同一个时间空间中历史的轨迹，突破了1956年这个名词的界限。追寻历史，不仅仅是追寻另一个时间(the other time)，也是另一个空间(the other place)，两者经常会叠合在一起，我们只能是在他人的回顾和体验中再回顾和接近，再体验。

三

在康定停留的数日，我已逐渐习惯了西南官话的腔调，整理起录音来轻松很多，不复刚来时的巨大陌生感。每次举目就能看到近在咫尺的跑马山，还有折多山上彩色的岩画神像和经幡，我就会深深感到历史并未远去。我脚下踩着的这片土地，当年是明正土司家的煌煌王宫，时隔半个世纪，那五层楼的房子被大火吞噬之后已没有留下半片焦木，那一夜的火光，曾经映照在许多人的眼里，也曾映照在一个耄耋老者的心里，成为他17岁时永不磨灭的记忆。有一天，我们笔下记录的也会成为一种历史，它在被阅读的时候也许会引起另外一些疑惑；我们这种陌生人的身份，也会受到质疑和挑战。殷勤地接待我们的社科联干部，也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知识精英，他们曾在席间问过我们一个人类学者到地方最常遇的问题：“人类学是什么?”我们当中有组员试图认真地、专业地以普及知识的方式去解答，他对人类学的虔诚，引起了他们善意的嘲笑，你这是上了瘾了！他们戏谑地评价起许多从“中央”下来的“专家”，谈论到地方上煞有介事的社会科学研究，不少深中要害；还说自己是鄙陋之人，只会讲一些野史和野故事，在我们的恳求下便讲了几则，比如康巴的人与动物、康巴之谜，以及我们访谈过的人的一些“八卦”──而这些我们都未曾听闻！原来他们对于我们而言是陌生人，但是我们对于他们而言，并不那么陌生，他们早在自己的逻辑当中看透了我们的身份和目的。在他们洞悉的笑容里边，还有多少东西是隐藏至深的，目前仍未能被我们所了解的呢?思及此，无法不想起阿来笔下的那个傻子，他预见了解放前藏区土司家族的命运，但这里的故事远远没有尘埃落定。

杨清媚，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2006级人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特聘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