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阿宁 2011年对北京市地税局来说无异于经历了一场强烈的“官场地震”，官场“多米诺骨牌”轰然倒塌： 4月，地税局原副巡视员任依娜在招投标过程中受贿550余万元，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5月，地税局计划财务处原副处长彭英斌受贿186万元，被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 7月，地税局票证管理中心原主任刁维列因涉嫌在招投标过程中受贿1164万元，被公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地税局系统贪腐案件一个接着一个，所有的矛头都对准了同一个人──原北京市地税局党组书记、局长王纪平。
其实，早在2009年年底，坊间便流传王纪平因经济问题被查。但是，直到2010年年初的北京“两会”上，王纪平仍以市政协常委、地税局局长的身份最后一次公开亮相。当时的他言之凿凿地告诉媒体：北京住宅暂不具备征收物业税条件。随后，王纪平案东窗事发。 王纪平阅历丰富，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摔打磨炼过。他于1948年8月出生于一个军人家庭，1968年高中毕业后参军入伍，1974年部队转业复员后在一家商场当售货员。王纪平的仕途起步于1977年，他从商场调到北京海淀区某副食品公司担任团委书记、党委委员。1983年，官运亨通的王纪平担任中共海淀区委财贸部副部长；1987年，任海淀区常务副区长；1993年，任区长。1994年1月至2001年8月，王纪平担任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2001年9月，调任北京市地税局党组书记、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局长。2008年11月退休，后出任北京市政协经济界委员。 由于王纪平当过兵，很有军人的魄力。他待人有礼貌，没有什么官架子，他还颇具文人风范，曾经撰写《中国税收简史》《网上纳税实务》《北京税收史》《治税方略》等著作。 王纪平上任后，见诸报端的形象多为“胆大，能干”。他曾经率先在全国建成“12366”纳税服务系统，实行发票改革；建立个人所得税明细申报系统，实现了财税库横向联网；并率先在全国建成电子政务的同城异地容灾备份中心和高端查询展示平台。北京地税局的纳税服务体系建设，更是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家小组评价为“已达国际水平”。同时，他重新启动已停滞3年的税控机改革，并完成了一系列的信息化建设。北京市地方税收，从2003年的300多亿元猛增到2006年的1003多亿元。 这些功劳当然不是王纪平一个人的。但是，从这些数字中我们也能发现，王纪平的确是一个有魄力、能干事的局长。与此同时，当上了“一把手”的王纪平手中握有了“绝对权力”。据北京市地税局一位内部人士回忆，王纪平做局长这7年来，地税局所有审批、合同方面的事，必须要他同意才行。“一把手”的话如同圣旨，所有的监督程序成了“例行程序”。
税控机项目，是王纪平2001年到任北京市地税局局长后的一个大动作，是他推行发票改革的重要一项。 一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王纪平曾经坦言，改革初期，他经历并承受了各种压力，甚至是匿名诬告，“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才顶住了所有的压力一举成功”。 2002年，北京市地税局出台文件，要求纳税企业必须出钱购置税控机。政府还确定了生产商、代理商，并规定了税控机的价格。
税控本来是为了便于国家监管，按照“谁受益谁买单”的市场原则，这些成本应该由政府提供。由企业支付成本，那么政府在招标中肯定就不会有动力去主动降低税控机成本。政府推动的项目若含有暴利，必定会引来商家寻租。 北京市地税局计划财务处原副处长彭英斌在对检方的供词中证实，他们的腐败和王纪平有很大关系，“税控机项目中标的大部分企业，王纪平都曾在招标前向我打过招呼”。 2007年的第三次招标，是“最黑暗”的一次，除了内定了生产商等，地税局官员参股公司，中标后分享长期利益。正是这次招标，牵出整个地税局的贪腐窝案。 2007年上半年，北京市地税局成立“推广应用国标税控收款机工作领导小组”，局长王纪平任组长，任依娜等局领导任副组长，计财处副处长彭英斌负责招投标的组织工作，办公室主任刁维列负责招投标具体工作。
刁维列对检方称，在2006年到2009年期间，他接受赵耘请托，为赵耘的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在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发票系统、IT基础设施、网络安全运行维护项目中中标提供帮助。刁维列曾先后四次收受赵耘所在公司980万元贿赂。 赵耘，北京人，生于1969年。调查发现，她早在2002年就已涉足北京的税控机项目。赵耘公司知情的职员都知道，公司老板和地税局领导的关系“很铁”。每个周末，公司老板会约税务局领导打球，联络感情；逢年过节，则会上门给税务局领导送礼。 当这位神通广大的“老板娘”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时，她身上的神秘光环已经散尽，她的身份一经曝光后便与王纪平牢牢地绑在了一起。
2011年10月，继王纪平被公诉后，曾为其情妇的女子赵耘也因涉嫌与王纪平共同贪污及单位行贿被北京市检察院一分院提起公诉。检方指控显示，赵耘和王纪平设立公司控制本市税控密码器销售牟利1047万余元。
原来，税控机的销售是垄断经营，纳税户“买也得买，不买也得买”。而作为服务代理商，赚得更多的是配件的钱。比如，换一台打印机，市场价1500元，服务商可以开价2500元。这里面的利润高得惊人。赵耘凭借与王纪平的特殊关系，公司业绩显著。其公司代理税控机的销售后，2002年和2003年的营业额分别是2613.37万元和3101.44万元。 赵耘一边承接北京市地税局项目，一边不断改换公司。她先后辗转注销、注册了3家公司，却都集中在销售税控机项目领域。
2002年，赵耘的“恒信恒安”公司中标地税局的安全外包服务。在业内人士看来，“恒信恒安”承接的这一业务，比税控机更赚钱。 一台税控机具买来不能直接使用，需要安装安全卡（俗称密码器）。承担安全外包服务的公司，就负责安装这些安全卡。另外，如果由于误操作导致税控机上锁，也需要到承担安全外包服务的公司进行解锁。 据工商资料显示，从2003年到2007年，“恒信恒安”每年的营业额均超过2000万元，其中2006年度营业额高达3429万元。 2007年，北京推行国标税控机，安全外包服务也要重新招标。 王纪平在地税局内部会议上强调尽量要用大公司。赵耘的“恒信恒安”“顺理成章”地继续中标。与“恒信恒安”一同中标的还有威佳启良公司。但实际上，这两家公司就是一家。“威佳启良”成立于2007年3月14日，注册资金100万元，赵耘的“恒信恒安”出资了70万元。 2008年4月23日，“恒信恒安”退出威佳启良股东会，将70万元资产转让给郑涛。郑涛曾是赵耘的生意合伙人。随后，“恒信恒安”申请注销，理由是“没有业务来源”，它2007年承接的业务由“威佳启良”接替。 以上这些眼花缭乱的公司运作其实都是在进行一种不可告人的“掩饰”。落网后的王纪平在对检方的笔录中称，2008年年初他就得知组织在调查他，他很害怕，遂和赵耘一起“演戏给外人看”。实际上，中标的很多公司名字虽不一样，幕后老板却一直是一个人──赵耘；而赵耘的背后，就站着“招呼局长”王纪平。 早在2010年春节前夕，北京市纪检部门已经开始着手调查王纪平。但此前两个月，纪检部门因调查另一起案件而将赵耘拘捕，使得王纪平成了“惊弓之鸟”，他紧锣密鼓地提前做好了串供、毁赃灭证的准备，甚至让一些关键证人移居海外。 王纪平在接受调查之初，一度表现得十分狂妄：“就你们几个还想查我？等我出去非整死你们不可！” 与此同时，托人说情的、直接恐吓的，纷至沓来。王纪平拒不交代，使办案工作遇到了极大困难。经过长达一年多的艰苦调查，案件终于被提起公诉。 起诉书显示，2002～2009年期间，王纪平利用担任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局长的职务便利，单独或同其亲属为他人在工程承揽、产品采购、工作调动等方面帮忙，先后多次收受单位及个人给予款物共计价值435万余元；2002～2004年10月期间，王纪平贪污数额约1047万元。 ◆ 点评 王纪平的“招呼”之所以威力巨大，根本原因还是他手里握有绝对的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不管以何种方式展现，哪怕是一个小纸条、一个招呼、一句话、一个点头，都会迸发出巨大的破坏力。 此外，一台小小的“税控机”彻底暴露出目前政府招投标领域仍是预防腐败的关键地带。 王纪平打一个“招呼”就能决定招投标，事实上，当年参与评标的，除刁维列、彭某等地税系统内部人员，还有一些专家。专家到场后，也就是看看标书、提提问题、比比优劣、打打分数，仅此而已。他们根本没有“话语权”，或者说，“当权者”想给他们多少“话语权”，他们就只能有多少“话语权”。 据北京市地税局数据显示，仅国标税控收款机一项（北京地税信息系统包括很多项目），到2007年年底，就有约7万户商业企业小规模纳税人推广安装。2011年6月底前，北京的小规模纳税人都要装国标税控收款机。公开资料显示，“税控设备市场广阔，未来5年中国税控设备市场的总体需求量将达到2899万台，市值规模达580亿元”。这也一语道破了为什么王纪平要和自己的情妇联手垄断税控机项目，这就叫“肥水不流外人田”。 在目前招投标市场中，一些部门既是政策的制定者，也是资金的安排者，还是代理机构的遴选者。部门“一把手”集决策、执行与监督权力于一体，极易在市场经济中引发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 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必须是综合的。比如，公务员退出机制、家庭财产申报登记制度、建立遗产税和赠与税制度以及制定反腐败法等手段的多方位运用，都是制约发生这种腐败窝案的有效措施。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1012年1月上半月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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