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藏现实发展中制度供给的理性思考

【前言】

自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变迁，西藏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成为当代藏学研究和边疆问题研究的重要内容。然而，在这个方面的研究中，理论或学术的探讨不深，其中对社会变迁的制度供给问题还未有足够的重视。

综观我国藏学研究和西南边疆研究，主要集中于藏族和西藏的历史、文化、宗教、民族、政治以及自然地理、环境保护等方面，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相比之下比较缺乏，研究的层次相对较低。再纵观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研究的各个方面，因西藏经济在总体上较为落后和弱小，探讨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领域显得很窄，多数属于经济工作层面的对策研究或者是政策研究，囿于方法论和方法的原因，这些研究的实证研究不足，理论研究广度和深度不够，学术性也不可能很强。鉴于实践的需要，拓展对西藏乃至对西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研究，对其制度供给问题的相关性进行探讨，已成为理论界亦即思想库的当务之急。

研究制度供给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性，并予以理论和实证的阐释，目的是找到不同区域和特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因，以及需要如何改进制度供给等问题。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制度供给是决定不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反过来又促进制度供给与变迁。从经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西南边疆省区的相对落后，并在东西部差异问题中显现出的矛盾激化，特别是西藏自治区经济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差异化问题，其实是在国家进行制度供给以矫正传统制度缺陷，又不断进行制度创新的制度变迁等环境下出现的系统问题，这个问题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如果能够清楚地看到并清晰地认识到从这两个角度反映出来的问题，将有益于西藏乃至西部宏观对策和政策制定的理性前提思考。

对西藏现实发展中制度供给的理性考察

一直以来，西南省区和西藏现实中的制度供给问题多数时候表现为政策问题，并由此导致了政策的制定所带来的种种后果。对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政策，研究人员所关心的是其内生与外生的绩效。这个绩效可以是短期的也可以是长期的，而对于区域社会来说，长期绩效才是发展的目标任务。

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制度学派、发展经济学等专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很多研究者认为，把制度、制度变迁、制度安排等内生化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体现了新制度学派的一个重要贡献。换言之，制度的变迁体现在政策的转换上，那么政策的绩效是其转换的拐点。一个政策所带来的经济和政治绩效一旦出现低下的情况，甚至出现负绩效的情况时，政策的转换则成为必然，这可以视作制度变迁的一个机理。对中国西部特别是对西藏发展问题的理性考察，人们遇到的最大问题是理论界对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是什么这个命题没有做深入的研究。制度变迁既然是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为什么在思想库的课题之中忽视制度变迁？那些不利制度变迁后面的原因是什么？

在中国西部乃至西藏，思想库的贡献在这个方面的非常贫乏的，甚至缺乏理论上的通常认识，即制度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体现在两方面，制度供给和创新是一种生产力；有效的制度可以降低技术进步和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交易成本，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看到，在内地省市的转型时期，这种双重制度效应是比较明显的，但对于边疆地区诸如西藏自治区。对制度的这两种作用还没有被充分的认识，在为数不多的经济理论著述和论文中，甚至找不到可进行案例分析和量化分析的篇章。西藏为什么忽视制度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与量化制度绩效的实证深度不够有关。许许多多关于西藏发展是“输血”还是“造血”的争论或者期待的论文，只能以不了了之作为结尾。本课题关于制度绩效的量化分析主要有一是案例分析，如1959年以后合作经济组织的绩效分析；二是模型分析，运用现代经济分析模型对1959年之后的制度变量的经济绩效进行分析。

制度供给在现实中体现为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政策科学、合理、无误就能够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政策出现偏差就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当今各国以及许多执政党对政策和政策研究十分重视，在一些政策学研究中，已经把政策上升到衡量综合国力的主导因素，称政策是执政党执政效能的一个重要变量。新制度经济学充分注意到制度供给中的政策因素，认为在既定的条件下，制度变迁是由政策导致的。

近些年来，新制度经济学提出了关于制度与变迁的政策建议，将制度供给的政策形式进行了研究，特别是政策导向下的制度供给显然与一个经济社会的外生变量与内生变量有着密切的关系。课题组成员近年来对此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初步的结论是，政策的效果同样可以在制度内生与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说明。课题组主持人认为，如果能够通过系统研究，对政策与制度供给的关系作深入探讨，特别是对西藏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中两个关联性很强的问题进行实证考察和研究，有助于国家对西南边疆决策的制度安排。因此，本课题研究的一个重点是探讨制度安排的政策前提，分析政策影响下的制度供给的特性，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制度变迁的轨迹，并结合实际对制度供给问题予以阐释。

在本课题之中，最新的阐释之一是，制度供给可以理解为制度创新的能力，是制度供给主体通过建立新的制度以获得在特殊区域追加社会和经济利益的活动。制度供给是影响区域经济活动效率与经济发展速度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内在变量。在前提既定的情况下，制度供给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因素。从研究的角度上看，制度供给分类可以从制度供给主体、内容、执行、方式、态度、范围、效率七个角度进行，而在其中，存在主动式供给和被动式供给、局部制度供给与整体制度供给新的分类方法。

第二个最新的阐释是，在分析制度供给的均衡性上，实际中存在着供给创造需求的制度动态均衡模式。制度供给源于制度需求，制度供给不足往往是需求不足的表现，而在特殊区域的特例是在制度需求不足时制度供给可以启动和创造制度需求，制度供给创造制度需求是现阶段西藏制度变迁的基本特征。当制度供给线与制度需求曲线相重合，而且曲线平缓，表明制度供给的进展速度相对缓慢。但这种趋势并非一成不变，在文化摩擦减少、产权逐渐明晰、财政好转以及社会环境稳定的情况下，制度供给必将冲破临界值而带来整个制度结构的变化，由此造成深刻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变化，必然为制度需求创造产生条件和相应的动力机制，使制度需求在滞缓一段时间后与供给线分离，形成总体制度均衡，这种均衡标志着西藏经济社会良性发展的态势可以确立。

第三个最新阐释是，在对制度供给与政策的关系上，特殊区域的实证研究证明两者有一种内在关系。西藏非典型二元结构演进的历史表明，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西藏经济社会的变迁呈现出加速的态势，要求执政党的制度与政策的供给环境时时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现阶段非典型二元结构内涵的变迁，既是原有制度和政策供给的结果，又是现有制度和政策供给的起点，这个动态的变化意味着原有的制度均衡被打破。制度供给和政策实施的过程是“均衡──不均衡──均衡”的循环过程，一种制度和政策均衡被打破，新的制度以及政策供给必须及时跟进，新的制度变迁必须及时补位，制度供给与社会变迁是相互联系、内在统一的，社会变迁是制度供给的依据，政策变迁是社会变迁的动力。

第四个最新的阐释是，制度供给组合形态对经济社会发展效能具有很强影响，即不同的制度供给形态，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效能是不同的。如前的分类研究制度供给的不同组合形式，可以阐释西藏经济社会进步的效能问题。

在本课题中，“制度变迁”的命题主要指人们在制度不均衡时追求潜在获利机会的自发变迁（诱致性变迁）与国家在追求目标最大化，通过政策法令实施强制性变迁的一种态势。对西藏经济社会的变迁的制度供给来看，制度供给具有针对整体和局部不同重点的特性，从制度供给的强度来看，还有强制性和需求诱导性不同侧面的原则，从制度供给的速度来看，还有激进式和渐进式之分。西藏经济社会具体的制度供给，可能是整体制度供给或者变迁，也可能是局部制度的供给或者变迁，存在强度和速度的搭配选择问题。其中，需要审时度势，适时调整，进行高强度、快速度、可逆性小的制度供给组合，在必要的时候也要采取低强度、慢速度、可逆性大的制度供给组合，也可能是处于两者之间的其他多种组合。本课题研究将制度供给的速度看作制度变迁方式，或称之为制度演进方式，把从制度供给强度上看的制度变迁称之为制度创新方式。

需要重点关注和在理论上解决的几个问题

本课题关注并提出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对西南边疆以及西藏研究中存在忽视制度因素的问题。课题的前置设定是：对边疆地区的发展，人们往往注重民族宗教的历史与现状的影响，也很重视经济增长因素的影响作用，将分析研究的视角重点放在宗教事务或者经济运行本身，很少看到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质是制度的供给与变迁，这种情况促使我们以此为选题进行研究。

针对西藏经济社会变迁发生剧烈改变的现象，在对制度、制度变迁、制度供给与现代经济社会关系的讨论基础上，提出制度供给的理论阐释；在对西藏制度供给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制度供给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因素；在对西藏制度供给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得出西藏制度供给表现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差异并存、制度供给与需求不足并存，尤其表现为正式制度供给和有效制度供给的不足。最后，从制度创新机制的建立，提出加快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制度创新的具体措施。

由于本课题研究对象涉及发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无论是新旧发展经学还是新老制度经济学，都存在随着方法论与方法的进步而进步的态势，但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始终以合实性、合理性、逻辑性、不变性和普适性的原则，将最为适用的多个方法组合起来运用、在具体研究中，我们主要采用以下几种方法：

一是实证与理论相结合的方法。在对西藏经济社会进行实证分析上，采用横截面数据进行静态分析，采用历史数据进行动态分析，并分析西藏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变化轨迹及趋势。在制度供给的实证分析上，选用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基础理论，结合西藏政策的特殊安排，对1951年以来西藏的开放度变化、政府行政效率、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制度实施等指标，对制度在西藏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作用进行比较分析，试用制度供给理论解释西藏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

二是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方法。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是有过程的，制度变迁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制度分析的特征之一是注重历史，制度在历史过程中演变，或者演化过程决定了制度形态。但就某一具体制度供给的内容，制度供给又是一个静态，但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原来的已确定的内容又要进行改变。

三是系统与比较相结合的方法。运用系统研究分析法对制度供给和经济社会关系进行分析。通过对西藏当代经济社会历史与现状分析，包括文化传统、原有社会机制的影响，西藏和平解放以来GDP增长水平，改革开放以后全区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经济效益，现代化水平，社会发展总指数，吸引外资，资本市场以及区域差异等比较，得出制度供给与现代经济社会有着密切关系，制度供给是影响西藏当代经济社会的首要因素。通过对西藏经济社会和制度供给的实证资料的系统分析，以及比较分析，探索西藏制度供给的演变规律。

四是整体与结构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发展经济学的奠基性理论之一，作为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的先驱，刘易斯准确描述了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的结构特征。基于这一理论，运用不同产业的产值比重、就业比重的变化，以及比较劳动生产率、二元对比系数来说明西藏经济社会非典型二元结构的演变特征，探索西藏经济社会发展通过市场化转型上的制度创新，实现非典型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

进入新世纪，“政府在发展中的角色”研究，被认为是“当前最激动人心、结果最富争议性的一个发展问题”。在上世纪50、60年代，当时主流宏观经济学是建立在凯恩斯主义遗产和福利经济学基础之上，使得发展经济学家象强调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一样，强调政府干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之后，随着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扩散，尤其是实践中计划与理论上计划在结果上严重背离，使得人们“对计划的狂热平息下来，潮流转向对市场的兴趣。”而80年代末90年代，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使一些国家计划经济体系全面崩溃，更被一些发展经济学家视为计划管理的终结。但看二战以后发展中国家最成功的典型日本和东南亚国家，从理论与现实的超常规发展成果，确实有政府的有效干预在起作用，而“东亚模式”的特色之一也恰恰在于政府的管理作用，这又部分纠正了学者们的看法。从理论上深入研究，是否政府对发展过程的干预没有同时破坏市场机制？经济理论是否没有很好地研究“非古典”领域成功的政府干预的存在？对政府在发展中的作用的重新思考，这也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之一。近年来中国以及西藏的关于“政府服务”的命题，其实就是制度供给这个课题在实践中的反映。因而，在我们的课题之中，对政府在制度供给中的作用予以足够的解析。

我们在研究中也注意到，研究制度供给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有几个问题必须注意，一是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制度分析须与其他因素结合起来分析，一味地只强调制度因素对研究一个特定的区域社会发展是不可取的，有时候还会导致走向偏颇，制度是对经济社会综合因素的反映，而不是先天或先验的决定因素；二是制度供给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周期现象，当新的制度建立的时候及替代了传统的不利经济发展的制度的时候，制度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比较明显的，但后来会呈稳定甚至下降的趋势，投入产出比的不断降低往往是路径依赖的副产品，社会管理的费效比降低即是制度滞后效应的体现，有时甚至会出现“制度泥潭”现象，这是被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三是制度供给从外生变量转变成内生变量时需要优化组合，我国总体的制度供给在很长的时间里是充裕的，但是具体的制度或单个的制度创新是稀缺性的，当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制度供给成为瓶颈时，实行制度创新或制度变迁会带来经济社会的发展；四是制度绩效即国民经济增长的效率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西藏需要引起重视，制度绩效体现在经济增长的效率，还应该包括稳固边疆的问题，西藏事实上存在两种意义上的制度绩效，即经济绩效和政治绩效。[1]由于西藏的特殊性，在一段时间里面，决策层对政治绩效的预期是主导性的。

随着课题研究的深入，我们感到，制度供给普遍存在于各个区域经济社会，对制度的选择是制度供给的一个重要前提，而制度供给的正确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供给的正确与否是绩效高低乃至好坏的关键。对那些被实践所证明的制度供给失误事例，说明对制度供给的主体来说，之所以选择自以为最好而在别人或后人看来是不好的制度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研究人员和决策者有限理性的局限，制度供给的研究人员和决策者对于制度的知识有限，不完全了解各种制度最终会带来什么结果，也不完全了解整个制度系统的变化最终会出现什么情况，会给覆盖到的每个个体带来什么结果。另外，在制度转换即在政策实施之中，社会个体在的预期也取决于有关这些制度的知识和信息。当知识正确、信息完全时，社会个体将做出正确预期，否则将做出错误预期。所有这些，促使西藏哲学社会科学须尽快拓展知识面，提升理性的认识水平，使理论研究上层次上台阶，对理论创新有所贡献。

我们认为，在发展经济学与制度分析理论及方法处于再次创新的关键时候，本课题所形成研究成果本身的基础性贡献是可以预见的，本课题在同类课题涉及的问题域之中的新阐释，是一次小范围的理论集成创新。由于本课题具有解决中国西南边疆战略制高点西藏深层次问题的视野，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供给问题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多种方法特别是结构分析的方法，体现出经济学的规范性，相关理论的集成性、分析问题的综合系统性，以及在之前同类论文著述基础上的突破，因而无论是在藏学研究或边疆问题研究中，还是在发展经济学和制度分析理论领域中，我们都期望有新的发现，做出新的贡献。

本课题组的所有成员都希望在制度供给的研究中有所发现，这是一种追求，是令我们的研究在进击状态下的动力。然而我们懂得，由于人类有限理性的局限，经济社会的制度演化过程，既是人们对许多具体制度预先设计是的精心策划，同时也是一个其结果不能完全预料的自然过程，可以说制度本身就是一个自发秩序和人为秩序相互交织的过程，它的每一个起点和终结的地方都会体现出可以料想和不可以料想的情况。随着制度研究理论的深入，有可能使人们最终能够对现实制度供给的前景做出较过去准确得多的预测，但永远不可能达到完全准确的预测。我们也看到，不少地方在以往的制度变迁即制度供给的时点及内容抉择上，有的参与者对其之前的变迁和供给的后果不甚了解，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政策研究并制定出台政策，其费效比和最终的绩效如何，其不确定性是非常大的。这种现象即制度研究的悖论，制度研究悖论如同所有理论研究的悖论一样，是一个难以避免的学术陷阱。对本课题组的研究来说，悖论问题也是难以避免的。尽可能地在一个较完整的理论框架之中讨论问题并找到答案，是我们的希望。对此，期望得到理论界同仁和方家的指教，对课题的不妥之处批评指正。

[1]杨光斌认为：政治绩效的直接表现是国家将自己的意志转化为现实的能力，其基础是国家汲取财政的能力、国家控制其机构的有效性和国家对于社会的渗透程度。自1500年以来，什么样的国家能够有效地将自己的意志变为现实？除了最为古老的王朝帝国，包括中华帝国、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王朝、诺曼诺夫王朝，所有类型的国家似乎都有较强的政府能力，但是其中依然有衰落和兴盛的不同命运。因此，政府能力是衡量政治绩效的直接的和重要的标准，但却不是终极的要素。载《大国》2004年第二期《以制度为中心的历史发展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