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地区及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制度供给的规定性

前言】

自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变迁，西藏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成为当代藏学研究和边疆问题研究的重要内容。然而，在这个方面的研究中，理论或学术的探讨不深，其中对社会变迁的制度供给问题还未有足够的重视。

综观我国藏学研究和西南边疆研究，主要集中于藏族和西藏的历史、文化、宗教、民族、政治以及自然地理、环境保护等方面，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相比之下比较缺乏，研究的层次相对较低。再纵观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研究的各个方面，因西藏经济在总体上较为落后和弱小，探讨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领域显得很窄，多数属于经济工作层面的对策研究或者是政策研究，囿于方法论和方法的原因，这些研究的实证研究不足，理论研究广度和深度不够，学术性也不可能很强。鉴于实践的需要，拓展对西藏乃至对西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研究，对其制度供给问题的相关性进行探讨，已成为理论界亦即思想库的当务之急。

研究制度供给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性，并予以理论和实证的阐释，目的是找到不同区域和特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因，以及需要如何改进制度供给等问题。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制度供给是决定不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反过来又促进制度供给与变迁。从经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西南边疆省区的相对落后，并在东西部差异问题中显现出的矛盾激化，特别是西藏自治区经济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差异化问题，其实是在国家进行制度供给以矫正传统制度缺陷，又不断进行制度创新的制度变迁等环境下出现的系统问题，这个问题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如果能够清楚地看到并清晰地认识到从这两个角度反映出来的问题，将有益于西藏乃至西部宏观对策和政策制定的理性前提思考。

西南地区及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制度供给的规定性

中国西南地区尤其是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对制度供给的依赖十分明显，亦即国家对这些省区的制度供给成为一种带有规定性的常例。在西藏，人们对这个常例形容为“特殊关怀”，亦即这种常例的规定是中国别的省市区所没有的，对半个多世纪中国的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史作考察，中央的“特殊关怀”始终贯穿西藏的社会变迁之中。在社科理论界，研究人员在这种司空见惯的现象面前，尚未从史学和经济理论上予以阐释。其实，这正是可以在经济史研究的角度上对制度供给进行深刻理解的地方。亦即制度供给的目的是“以便于有效地维护一个执政主体和若干权益主体追求利益及其效能的诉求，特别是要维护国家执政主体及其所依靠的基本权益主体的最大利益。”这是历史赋予国家和地方的任务，即历史的规定性要求。

以马克思经济理论为源头的部分经济学家，十分注意将经济史学与经济理论密切地结合起来。一些学者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既研究经济史上短期的事物、现象，更注意研究长期的事物、现象，考察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诸如整个人类经济发展的趋势，特别是马克思生活于其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产生、发展的趋势。同时，马克思既研究经济史上微观的事物、现象，更注意研究宏观的事物、现象，着力于国民经济史和经济形态演变史。更重要的是，马克思既有的经济理论去分析经济史上的事物、现象，更注意在研究经济史的基础上作出理论的概括，抽象出新的经济范畴与经济理论。[1]恩格斯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代表作《资本论》的英文版序言中指出：马克思“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2]这告诉人们一个深刻的道理，对现有经济状况的理性认识，是从其历史变迁的考察之中得来的。

其实，经济学的大师们都很注意经济史与经济理论之间的关系研究。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在总结治学经验时说：“‘科学的’经济学家和其他一切对经济课题进行思考、谈论与著述的人们的区别在于掌握了技巧或技术，而这些技术可分为三类：历史、统计和‘理论’。三者结合起来构成我们的所谓‘经济分析’。”熊彼特强调，经济史是“最重要的一门”基本学科。他指出：“首先，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能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其次，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学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属于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事实，因此，历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第三，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如果我重新开始研究经济学，而在这三门学科中只许任选一种，那么我就选择经济史。”[3]我们认为，对中国西藏的经济问题进行研究，包括对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制度问题研究，若要有十分清晰而深刻的见解，一定要与西藏的当代经济史结合起来，在中国整个的当代经济史背景之下，结合西部和西藏的那些不属于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事实，让人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的。这些方方面面的联系，就是制度供给的规定性。

西蒙·库兹涅茨在关于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上关注制度供给的某种规定性。他指出制度规定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l971年接受诺贝尔经济奖时，发表演讲的题目就是《现代经济增长：研究结果和意见》。在演讲中他给经济增长下了一个比较完全的定义：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不断扩大地供应它的人民所需的各种各样的经济商品的生产能力有着长期的提高，而生产能力的提高是建筑在先进基础之上，并且进行先进技术所需要的制度上和意识形态上的调整。”他认为这个定义的三个部分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持续扩大商品的供应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这种丰裕情况应该是由于应用各种先进的现代化技术实现的，然而先进技术只是潜在和必要的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若要保证先进技术充分发挥作用，必须有相应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西蒙·库兹涅茨的这个观点十分明确地告诉人们，在生产能力提高的充分条件这个意义上讲，一个区域社会的制度供给即使是在现代科技、现代资本介入的条件下，也是与这个区域的历史有关的，特别是与这个区域的执政主体的历史有关的，所谓的若要保证先进技术充分发挥作用，必须有相应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就是要在历史的条件下，提出制度供给的新的规定性。

中国西南边疆省区经济社会在发展上的差异，与东部沿海很大，与中部的差异也不小，体现在制度供给上的差异有其历史的原因。换言之，西南边疆省区特别是西藏，在国家制度供给的基础上差异化有其历史的原因，既有西藏历史造就的差异化的深刻原因，也有其制度变迁中的反应滞后的原因，而在现实条件下改变中出现的差异化，国家应视情历史地予以调整即应经常性地视情予以制度供给。西藏要靠国家在法秩序一定的条件下的特殊制度供给，[4]以彻底摆脱制度变迁对应性滞后与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困境，从而以制度变迁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推动、相互促进良性循环发展的方式，着力解决西藏非典型二元结构的问题，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走出建设和谐西藏、生态西藏的新路子。

西藏的发展有其较为特殊的情况，经济社会问题多年来受外生变量的影响较大，尤其是和平解放以来，西藏经济社会的每一个进步主要依靠中央的引导和扶持，可以视之为制度诱致型和政府主导型社会变迁的典型。而西藏经济社会的经济内生变量多年来的发育程度一直不高，这又印证出西藏社会原有内生因素的巨大作用。制度经济学家布坎南（Buchanan.J）指出：“人们用以检查市场经济的缺陷和不足的方法，原原本本地用来研究国家和公共经济的一切部门，即扩展到国家和政治领域中去”。[5]人们看到，西藏的制度供给其范围相当的宽泛，但对这个问题的探讨，若在没有进行理性深究的情况下，那些一般性的工作对策研究因为缺乏理论支撑，往往使对规律的总结停留在问题表层或浅层，就事论事，很难有深入的理性认识。

无论是中国西南省区还是西藏，从经济社会的制度分析理论上讲，都具有把政治行为、政治制度内生化于经济发展过程之中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表现在：

一是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如果从社会管理角度上看，人们已经习惯于使用某个大制度安排可以用于检验和分析不同政治组织与行政管理的方式，而事实上，不同的介入机制和监督机制都可以对经济社会的运动产生某种影响，甚至连传统的社会遗存习惯如宗教干预也会产生社会或经济的影响；二是高层决策始终限制西部社会正规和非正规组织的膨胀，其原因并不在于费用的增长，而在于各个组织本身具有各自行事的追求，即使在相同的社会目标下，社会各个主体的行为法则和制度约束并不是相同的；三是政府管理的失灵与市场失灵经常交替出现，囿于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性因素，政府部门与市场微观主体的失误不分仲伯，但由于地方政府具有超常的雄厚背景，对失误的承受能力远远大于微观经济主体，并且以纠错形式进行制度创新，调整出新的运行机制；四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度广泛性地蔓延在决策和执行的各个环节，但是非市场经济的因素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例如国家政治、民族心理、宗教干预等，已经把制度供给的内涵宽泛化了，在“看得见的手”之下，“看不见的手”与“看不见的脚”同时起着作用，这需要理论界对此现象进行深入研究，如德鲁克（Deluke.P）所指出的那样：“下一代经济学无疑地将还是政治经济学，它包括世界经济和微观经济的经济现实与民族国家的政治现实之间的关系。”[6]可以说，这四个现实的规定性框定了中国西部尤其是西藏的制度供给问题研究的前提。

经过社会制度的革命和进一步的改革，中国在60年的历史进程中尤其是在全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过程中，国际国内的资本、技术、劳动力、信息等能在很大的范围自由流动时，为什么发达地区与发展中地区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扩大？人们看到中央对西部，尤其是对西藏实行特殊优惠政策，财政供给和基本设施建设几乎由中央包干，西藏内外的技术可以转移，资本可以转移，劳动力也可以转移，却至今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内生变量以支持经济社会产生实质性的变化。这其中的原因确实值得我们探讨。人们往往从技术、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等有形因素去比较不同区域的发展差异，而忽视隐形制度、价值观、意识形态等无形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因而不容易看到主导型制度供给的作用，即使有一定的认识，也是偏重于经济增长的保障性制度方面，这种情况很容易导致忽视那些非主导的由过去残余社会制度供给所发生的作用。

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在1959年以后成效巨大，其中最值得研究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制度供给。国内越来越多的论文在探讨中国共产党治藏方略时，都没有看到制度供给的作用，一直停留在探讨路线方针和政策正确与否的层面上，在这些论文中，“制度”的概念仅仅是社会性质的规定，或者是政治的规范。而一般的经济著述只是探讨经济体制或机制变化的变动趋势或者可操作性，认定西藏制度变迁发生在一个经济舞台上，是因为产业的创新或社会管理的需要才被提到议事日程，尚未看到制度供给对于西藏经济社会整体变迁的作用。我们认为：在西藏，制度变迁确实是以促进社会变迁，提高经济效率为目的的，但制度供给的安排是多层次的，既有制度变迁换型中法的秩序等制度环境，成为具体制度供给的外生变量的诱致性因素，又存在着因某项制度安排而相对弱化制度环境的内生变量问题。对不同时期不同社会经济背景，制度安排诸层次的主次关系可能迥然不同，历史上众多例证表明，制度供给的社会收益在特定时期较之于技术和经济方式的优化更为重要。在今后一个时期，国家治理西南边疆的重点地区──西藏的一个重要思路，就是要从历史经验中汲取制度供给的经验和教训，以调和国家安全目标与经济发展目标之间的冲突，并且调和国家经济与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冲突。在此之中，以发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依据为入手，解析西藏发展理论面对的四个现实规定性，可以把西藏的制度供给问题研究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1] 参见《赵德馨经济史学论文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2年。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7页，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

[3]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 第28～29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4]正式制度首先是法秩序即宪法为引导的法律体系，西藏自治区属于我国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都明确予以规定了的需要得到特殊扶持的少数民族地区，同时也明确规定了在政治体制、国家统一等方面的法律制约。

[5]布坎南：《公共选择论》序言第17～1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年中译本。

[6] 德鲁克：《走向下一代经济学》，载贝尔（Brll.D.）编《经济理论的危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中译本，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