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库有关西藏制度供给问题的提出和解题思路

前言】

自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变迁，西藏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成为当代藏学研究和边疆问题研究的重要内容。然而，在这个方面的研究中，理论或学术的探讨不深，其中对社会变迁的制度供给问题还未有足够的重视。

综观我国藏学研究和西南边疆研究，主要集中于藏族和西藏的历史、文化、宗教、民族、政治以及自然地理、环境保护等方面，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相比之下比较缺乏，研究的层次相对较低。再纵观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研究的各个方面，因西藏经济在总体上较为落后和弱小，探讨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领域显得很窄，多数属于经济工作层面的对策研究或者是政策研究，囿于方法论和方法的原因，这些研究的实证研究不足，理论研究广度和深度不够，学术性也不可能很强。鉴于实践的需要，拓展对西藏乃至对西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研究，对其制度供给问题的相关性进行探讨，已成为理论界亦即思想库的当务之急。

研究制度供给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性，并予以理论和实证的阐释，目的是找到不同区域和特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因，以及需要如何改进制度供给等问题。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制度供给是决定不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反过来又促进制度供给与变迁。从经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西南边疆省区的相对落后，并在东西部差异问题中显现出的矛盾激化，特别是西藏自治区经济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差异化问题，其实是在国家进行制度供给以矫正传统制度缺陷，又不断进行制度创新的制度变迁等环境下出现的系统问题，这个问题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如果能够清楚地看到并清晰地认识到从这两个角度反映出来的问题，将有益于西藏乃至西部宏观对策和政策制定的理性前提思考。

思想库有关问题的提出和解题思路

一段时间以来，国家将社会科学研究的平台或载体称之为思想库[1]，其内涵是在一般性的对策和政策研究之外，决策层对经济社会规律性的各种问题，都需要学术界做出深层次的理论阐释，都需要有相关学术思想综合的智力支撑。从这个角度看，一段时间以来，理论界所做的工作是远远不够的，抑或是思想库的作用还远远没有得到发挥。

思想库的研究是按合实性、合理性、逻辑性、不变性和普适性的原则，对社会现有的命题进行系统的整理，经过修改、删除和增加思想而形成新的学术成果。因此，思想库中的每一个命题必须是合实的，其合实性必须不断接受事实的检验；思想库中的每一个命题必须是合理的，其合理性必须不断接受事实的检验；思想库中的每一个命题必须是具有逻辑性的，其中的概念分为原始概念和导出概念，原始概念必须有确定的意义，导出概念必须用原始概念加以定义。其中的命题分为公理和定理，公理的合实性、合理性必须用事实加以证明，定理的合实性、合理性必须用公理加以证明。由上，思想库中的每一个命题相对于时间来说，其合实性、合理性必须具有不变性，因而思想库中的所研究的命题必须适用于某一类事物，而不是某一个具体事物。本课题作为中国社科院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对“西藏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制度供给研究”作为某一类事物的命题，进行研究的过程和结果都遵循思想库研究原则，在合实性、合理性、逻辑性、不变性和普适性上予以阐释。在这个意义上讲，思想库的功能性所体现的是“思想是知识的灵魂，思想认知是知识认知的前提，而知识的认知程度会形成决策的效能与效果。”这是我们在研究中需要把握的一个前置性的规定。

在迄今为止的思想库知识认知方面做检索，“制度研究”源远流长，中国古老的《尚书》中已经有对制度的记载并强调对这种制度的规范，《礼记》中载“故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2]西方从亚里士多德至洛克、孟德斯鸠等思想家，在其至今闪烁思想光辉的成果中，以其形而上学的规范性阐述，对人类社会形态提出的种种探索，令人叹为观止，人们不难发现他们以制度作为社会的规范性内容，或者说他们的讨论一直隐含着制度框架的灵魂。至近代，第一个对制度进行思考并产生持久性影响的著作就是马克思的《资本论》，而后大量的政治经济研究的学者续续断断地在政治学、经济学的领域里发表了大量的著述，影响广泛而深远。在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特别是1980年之后，那些受到各种思潮影响的研究者，热衷于研究微观个体行为的行为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以及以研究微观组织活动为主的学派的诱导，制度研究和制度变迁研究主要集中在各个具体的单个问题，即使如此，我国的制度供给和制度变迁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充实了中国思想库的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但人们注意到，中国思想库的这些成果仍然是细流纵横，涓涓流淌，尚未形成或汇集成江河湖海，这种状态致使“制度研究”很难在理性分析与实证考量上跨通，更难以让“制度供给”这一极具实用性的命题在政策、决策上得到深刻地了解和理解。这是中国思想库亟待求解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中国西部、西藏思想库亟待求解的一个重大课题。因为它关系到“知识的认知程度会形成决策的效能与效果。”

多年来，中央决策层十分关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因为诸多的深层次问题关系到西藏的跨越式发展，更关系到西藏的长治久安。从西藏经济社会现有的研究领域和成果来看，对制度因素重视不够，尽管也有提及制度的作用，但主要是政策或者政治性层面上的强调，社会政治定性的研究较多，经济学、制度学意义上的研究很少。为了逐步解决理性认识的问题，把制度作为一个重要变量，引入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分析，用发展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进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本课题所采用的学术规范即发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其研究的方法论和方法的路径也是发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当然，对与课题有关的其它研究方法我们并没有予以排斥，而是尽力做到兼容并蓄，以拓展思路提高研究的质量。

自近代西方学科分类之后，“制度”（Institution）在社会管理的定义是“要求成员共同遵守的规章或准则”；作为社会学最初的概念，指“以规则或运作模式规范个体行为的一种社会结构”。随着社会的发展，制度的概念被广泛应用到社会学、政治学以及经济学的范畴之中，例如：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等等，其中深刻影响经济发展的是产权制度、市场制度和国家制度。自经济学或其它学科开始对“制度”问题进行研究以来，流派众多，学说纷呈，在公认的古典经济学领域中，国内严肃认真的学者认可马克思对制度研究的开创性贡献，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发表的多篇著作和未发表的手稿之中，特别注重经济社会的制度问题研究。“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就是专门研究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研究经济制度的时候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马克思继续了他们的事业。他严密地论证了并且透彻地发展了这个理论。” [3]马克思将经济范畴归结为由生产发展的一定水平决定的物质内容与反映一定经济关系的社会形式组成的统一体，“它要求在分析任何一个经济范畴时，自始至终地区分开它的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4]因而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制度即社会基本经济结构，由三方面构成：即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包括相互交换其活动或产品的关系；产品的分配形式。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来，经济制度从本质上讲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

进入20世纪，新古典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并不排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制度研究，而且认为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源头来自于马克思主义[5]。制度经济学的一个根本观点就是，人类社会从古到今的发展中，关键因素是制度性因素而不是技术性因素。在关于制度的定义上，新制度主义者认为，制度有两层基本含义：其一，制度是行为规则，它决定着人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够与不能够做什么事；其二，制度是人们结成的各种经济、社会、政治等组织或体制，它决定着一切经济发展活动和各种经济关系由此展开的框架。[6]从这个定义看，我们所说的制度，其主要目标是通过规则性和秩序性，提供必要的信息并维持这些信息的引导，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源的分配过程中降低总成本，以便于有效地维护一个执政主体和若干权益主体追求利益及其效能的诉求，特别是要维护国家执政主体及其所依靠的基本权益主体的最大利益。[7]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新发展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在关于发展的实质看法上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发展实质上是更有效地利用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以及自然等诸多资源的制度变迁过程；从实证研究的角度看，中国西部和西藏的发展历史及现实问题，核心都是更有效地利用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以及自然等诸多资源的制度变迁过程。这是理解本课题对制度供给、制度变迁、制度效能、制度与政策关系等诸多命题进行研究并予以阐释的一把钥匙。

在一个动态经济社会里，社会各因素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经济社会的发展就是在这种相互影响的变化中进行的。制度是社会发展过程的一部分，是经济社会结构性变化的软变量，而恰恰是这个软变量对所有结构性的变化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一个区域社会的制度，通常是由制度供给主体通过新制度构建和安排，以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主体追加利益的活动来实现的。在各国各地区，制度供给的主体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同时，还存在一些非政府的制度供给者。制度供给是人为设计的正式制度供给(主要指法律、政策)与非正式制度供给（主要指传统文化、宗教习惯）的综合及其差异的体现，是影响区域经济活动效率与经济发展速度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变量，这个变量由外生变量和内生变量的函数关系组成，彼此之间相互影响。制度供给源于制度需求，在一般情况下制度供给不足是需求不足的表现，但在特殊区域需要制度供给来创造制度需求，这是西藏当代经济社会制度变迁的基本特征。随着发展阶段和环境的变化，制度应当适时地做出调整，即主动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运用这一理论模式来观察以及协调西藏制度供给工作，对于强化政府主导型的西藏经济社会的制度供给方式，改善制度供给的迟滞，进一步注重制度安排的诱致性，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总体上看，制度供给及变迁与创新理论及其实际案例的基本分析框架如下：分析自然环境、技术水平、人口结构、产权、道德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总体情况，在历史发生新变化的时候，观察各个因素有无向人们提供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机会，从而在制度供给层面上对伴随结构变动的发展予以高度重视。特别是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制度分析理论蕴涵了由社会的各个阶层提供变革旧制度、创造新制度的动力的命题，其中，政府主导的制度供给在多大意义上起着促进经济社会进步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就目前国内的资料来看，一般认为，是在科斯（ronald coase）首开先河提出了关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意义之后，科斯、威廉姆森(Oliver？Williamson)、诺思(Douglass C.North)和张五常、林毅夫等经济学家沿着相同的思路，不断深化制度结构及其变迁的作用以及提高效率作用的分析。诺思的《西方世界的兴起》[8]，《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9]和《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10]等书中的观点影响广泛且深远，强调经济绩效是制度和意识形态共同作用的结果。诺思认为，组织（包括国家）总会对意识形态作大量投资，以提高现存制度的合法性，减少维护现存制度秩序的成本。实践证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只有借助于制度，不同经济主体之间才能得到有效的协调，合作才能得以顺利实施，组织的经济效率和居民的生活水平才能得以普遍提高。新制度经济学在分析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时，指出处在新旧体制转轨时期的制度效率是最高的，同时，在制度创新过程中经济增长率也较高，一旦制度体系逐步完善以后，制度效率就会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目前，对制度选择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系列命题己成为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在很多国家和地区成为经济学的前沿课题。刘易斯（Lewis，W.）在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中指出，技术进步是表层原因，而由土地制度、产权制度和专利制度等所激发的技术创新热情才是更为深层次的因素。他对二元结构的分析显然解释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各方面的不均衡性。[11]托夫勒(Alvin Toffler)指出：经济的快速发展，新的时代浪潮的形成，关键不在于科技和人，而在于制度。[12]众多学者认为：过去和最近的经验研究都表明不同的制度存在着系统和显著的差异，并且这些差异对解释经济政治绩效至关重要。比较这些制度及其效果，并理解在一定环境中何种制度是适宜的。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一样强调制度源于政府。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大量引进和介绍西方新制度理论及最新研究成果，并运用相应的制度理论分析我国改革中出现的经济现象和问题。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以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13]、赫尔希曼(A.O.Hirschman) [14]等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家较为系统地分析了地区差距的形成机理，并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有关地区差距的非均衡增长理论。缪尔达尔进一步发现了贫富地区相互作用而使贫困地区更加恶化的“回波效应”和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的“扩散效应”，认为回波效应远大于扩散效应。赫尔希曼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分别称之为“极化效应”和“涓流效应”。两人都认为，为缩小地区差距，需要政府采取政策来抵消和阻止对落后地区不利的回波效应，强化其扩散效应。这为减小地区差距的政府干预理论的形成奠定了条件。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区域经济学进入全面发展阶段，研究制度变迁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政府及其体制和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并通过制定相应的区域政策，协调区域发展。[15]特别是作为新制度经济学派学者的缪尔达尔提出“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认为制度安排的变动一般会引起两种反应：抗衡性变动和支持性变动，而后者更常出现，并且会产生“动因──支持性变动反应──更大的动因……”的循环累积的效应，将社会体系朝着初始变动的方向推进。在这个过程中，尽管抗衡性变动会对循环累积制造障碍，但无法阻止累积的进程。显然，这种积极的循环累积过程取决于制度变迁的初始条件，取决于某种因素的初始变动对其他因素产生的效果，取决于初始变动能否形成自增强(即正反馈) 作用机制。由此，我们注意到，即使是在对区域差异的研究之中，也必须在资源禀赋等条件之外，注重对差异的制度因素进行研究。

可以说，正是由于国外的发展经济学家和制度经济学家开创性的大量成果，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深刻的方法及方法论。在这之中，我们十分重视马克思将经济史学与经济理论学密切结合的方法，这种方法仍然是今天经济学大师们所重视的方法，也是我们必须重视的研究方法。正是由于这种方法，制度研究被赋予了人类社会的普遍意义，无论在何种意识形态的国度和地方，制度的诞生和延续乃至创新，对一个区域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软件”。近十几年，中国制度经济学已经从简单介绍和模仿转入独立思考和研究阶段。例如，杨瑞龙从产权、国家、意识形态等环节探讨了制度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的机理，并在实证分析困扰我国经济增长的种种难题的基础上，得出了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瓶颈”不是资本短缺，而是制度供给短缺的结论。[16]张曙光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案例研究，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对金融、财政、企业、农村和农业等方面的中国改革发展进程进行了实际描述与理论分析。这些案例研究对中国理论界、政策界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对关注制度经济学发展的研究人员提供了许多实证研究的范例。[17]林毅夫在20世纪90年代初探讨了农村制度变迁的发展，随后提出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命题，认为政府主导对制度供给产生的作用在中国具有重要作用。他认为，不存在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绝对优越的制度安排，任何制度安排的有效性都是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和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才成立的。他不认为存在一个可以使一个转轨经济，一步抵达理想的市场经济彼岸的简单制度变革。制度内生于经济条件的变化，中国所选择的渐进式改革路径，采取许多中间的制度安排，分几步跳过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鸿沟”，是一个成功的范例。林毅夫认为对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转型中国家，政府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政府政策的合适与否决定了一个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发展绩效的好坏。[18]李雪松在分析制度安排的功能、制度均衡和制度变迁的机制后，揭示出制度变迁进程中政府的经济职能。[19]

国内经济学界对制度创新机制问题，提出过多种理论分析。如杨瑞龙等人提出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强调政府拥有占绝对优势的政治权利和资源配置权利，中央政府或者说权力中心的偏好直接决定着改革的方向、速度、路径等。林毅夫则把中国的制度变迁方式划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认为这两种制度变迁模式较好地解释了中国“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改革历程。杨瑞龙等人提出的“制度变迁三阶段论”，进一步将具有独立利益目标并拥有资源配置权的地方政府引入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将其定位于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并认为中国的市场制度创新依次经过了“供给主导型”、“中间扩散型”和“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三个阶段。

经济全球化使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区域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前沿问题更具有挑战性。中国学者周小亮有对西方制度变迁理论关于制度创新差异性与多样性的不同解说。[20]魏后凯认为要关注制度变迁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将制度因素引入区域经济增长模型。[21]陈秀山认为，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基础需要进行重构，特别要注重制度因素对区域发展影响的研究。[22]孙久文认为，中国区域经济学应关注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和制度创新。[23]王敏认为制度是导致区域经济差异的一个主要因素，恰当的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并指出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性起重要作用的主要是地方规章制度。[24]邓大才认为提高制度变迁效率需要从制度变迁成本、制度变迁成本的分摊、制度维护与运行成本及制度收益等方面进行考察，随后又进一步考察了制度供给的组合情况和实际案例，提出了制度组合的不同对经济社会的功效不同。[25]

从西藏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看，这些理论框架基本可以得到印证，我们可以从制度供给中找到西藏经济社会变迁的依据和轨迹，亦即中央对西藏工作政策的变化与政府制度供给出台的时间相吻合。因此，我们的研究试图把制度作为一个重要的切入变量，引入对西藏现代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用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区域制度供给理论来分析西藏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因。如何实现未来西藏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已成为一项重要任务，也是西藏摆脱落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速度所面临的一项战略性的挑战。

[1] 思想库（thinktank）是现代政策、对策研究组织的别称，是政策主体的一个十分独特而又非常重要的构成因素，被认为是现代决策链条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思想库既从事理论研究又从事应用研究，既关注学术问题又关注实际问题，由于官方。半官方和民间等思想库的服务对象、成员组合、研究领域和构成形式有很大差别，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不相同。在中国，已明确地将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称为“思想库”。

[2] 巫宝山主编：《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先秦部分）第54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3]《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4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版。

[4] 颜鹏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第36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5] 康芒斯指出：“直到十九世纪中叶的非正统派的经济学家──例如马克思、普鲁东、凯雷、巴斯夏、麦克劳德──模糊地觉察得所有权和物质不是同样的东西，制度经济学才有了一些萌芽”。（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册，第1l页）康芒斯认为，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采用了马克思创立的无形财产概念，才被称为制度经济学家的。康芒斯以及诺斯等人都承认马克思是制度经济学的先驱。

[6] 邹薇：《经济发展理论中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第3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7] “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源的分配过程中降低总成本，以便于有效地维护一个执政主体和若干权益主体追求利益及其效能的诉求，特别是要维护国家执政主体及其所依靠的基本权益主体的最大利益。”这句制度经济学意义的学术语言解读成政治宣传话语，就是“充分发挥政府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实现公平、正义，促进又好又快地发展，维护好党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8] 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1989年中译本。

[9] 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中译本。

[10] 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年。

[11] W·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上海三联书店，1990版。

[12] 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

[13] 缪尔达尔（Myrdal）强调了区域协调发展的必要性。他在《经济理论和不发达地区》（1957）一书中，提出了“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他用“回波效应”（生产要素受利益吸引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和“扩散效应”（随着要素的过度聚集，发达地区的要素向落后地区流动）概念，说明了不同地区间的相互影响，提出了区域协调发展思路。（瑟尔沃尔：《增长与发展》第185-187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

[14] 赫尔希曼（Hirschman）强调主导部门（资本品工业部门）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他在“联系效应论”（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基础上提出了一种“不平衡增长战略”：为了使有限的资本发挥最优效果，发展中国家应把资本投入到联系效应最大的部门上，如工业部门特别是资本品工业部门。（A.O.Hirschman，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Yale University Press，1958）。

[15] 发展经济学的学者一系列创见包括在区域经济研究上的创见，使发展经济学迅速成为一门新兴的经济学科。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舒尔茨于1979年，缪尔达尔于1974年，阿玛蒂亚.森于1998年分别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16] 杨瑞龙：《论制度供给》，[Ｊ]《经济研究》，1993年第8期；《论我国制度变迁方式与制度目标的冲突及其协调》[J ] 经济研究.，1994年第5期；《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兼论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J ] 经济研究 1998年第1期； 杨瑞龙、杨其静，《阶梯式的渐进制度变迁模型──在论地方政府在我国制度变迁中的作用》[J ] 经济研究 2000 年第3期。

[17] 张曙光，《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一集、第二集）上海人民出版社（第四集、第五集、第六集）中国财经出版社。

[18] 林毅夫，《制度、技术和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三联出版社，1993年。20世纪80年代末，林毅夫及其合作者蔡昉、李周着手研究制度经济学问题，认为并不是因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才必须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而是因为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才不得不放弃市场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内生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林毅夫认为，制度选择受制于国家的发展战略。

[19] 李雪松，《制度及其变迁进程中政府经济职能的理论分析》，经济科学（京）1997年第二期；李雪松，《中国水资源制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

[20] 周小亮，《论外在制度创新的差异性与多样性》，经济评论 2002年第3期。

[21] 魏后凯、刘揩等，《中国地区发展、经济增长、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魏后凯等，《中国地区发展：经济增长、制度变迁与地区差异》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年。

[22] 陈秀山，张可云，《区域经济理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

[23] 孙久文，叶裕民，《区域经济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24] 王敏，《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制度因素》经济问题探索2003年第9期。

[25] 邓大才，《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时机选择》，《社会科学》2004年10月；《论制度变迁的速率与选择》，财经问题研究 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