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丝路看屈辞外来文化的可能性

屈辞留有大量外来文化痕迹，这对理解屈辞至关重要，若不能正确疏解此类文化现象，我们将无法准确把握屈辞文义。历来楚辞注疏家多不认同屈辞所处先秦时代会有广泛的中外文化交流活动，故本文广采丝绸之路研究成果，置屈辞于先秦广阔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语境之下，重点探寻屈辞域外文明的时代可能性。

“西方考古资料也说明，中国丝绸至少在公元前600年就已传至欧洲，希腊雅典Kerameikos一处公元前5世纪的公墓里发现了五种不同的中国平纹丝织品，而中国丝绸早在公元前11世纪已传至埃及，到公元前四五世纪时，中国丝绸已在欧洲流行。”〔1〕“目前所见欧洲最早出土的中国丝绸，是属于早期铁器时代的公元前6世纪中叶的一座德国贵族墓葬。在德国西南部的巴登―符腾堡的荷米歇尔发掘的6号墓中，发现了一件当地制作的羊毛衫，羊毛和装饰图案中都杂有中国家蚕丝，墓中还出土成批的希腊和地中海地区的器物。这些中国蚕丝可能是经过黑海地区运入德国的，因为在斯图加特附近的霍克道夫―埃伯丁谤一座公元前6世纪晚期的古墓中也出土了丝毛混纺的织物。这些史实生动地勾勒了驰骋在欧亚草原上的斯基泰人在公元前6至3世纪时充当了中国丝绸最大的中介商和贩运者。”〔2〕考古学家曾于1936年在阿富汗喀布尔以北约60公里处发掘亚历山大城（约建成于公元前4世纪）时，发现许多中国丝绸。〔3〕1949年，原苏联考古学家在戈尔诺阿尔泰斯克自治省的一座巨墓中发现了保存很好的丝织品，并于其中发掘出精致的中国刺绣褥面，上有用彩色丝线以锁绣法绣出的杂处于花枝间的凤凰图案，时间为公元前478年。这一丝织品与新疆1978年发现的刺绣技法和图案的风格完全一致，说明早在公元前5世纪，已有一条从黑海北岸经土耳其平原、哈萨克丘陵到准噶尔盆地、河套地区以及蒙古高原的草原贸易之路，将这一广大地区联系起来。

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在公元前5世纪所著的《历史》第四卷中，从另一角度对欧亚大陆既存的族群交通线做了详细记述：“斯奇提亚人前面我已经讲过，他们统治了亚细亚有二十八年……该律欧涅斯定居在黑海之外……越过塔纳伊司河以后，就不再是斯奇提亚了，渡河之后，首先到达的地方就是属于撒乌罗玛泰伊人的领地……在他们的上方的第二个地带住着布迪诺伊人……在布迪诺伊人以北，在七天的行程当中是一片无人居住的地方。走过这一片荒漠地带稍稍再往东转，住着一个人数众多而单独存在的民族，他们是杜萨该塔伊人，以狩猎为活的。在同一地区紧接着这些人还住着一个叫做玉尔卡依的民族。……越过他们生活的地方再稍稍往东，则又是斯奇提亚人居住的区域了，他们是背叛了王族斯奇提亚人以后，才来到这里的。……走过很长的这一段粗糙地区，则有人居住在高山的山脚下，据说这些人不分男女都是生下来便是秃头的。……他们被称为阿尔吉派欧伊人。……在秃头者以东的地区，是居住着伊赛多涅斯人。”〔4〕后来的学者认为，希罗多德所指的秃头民族，很可能就是东方的蒙古人种。该叙述所记从西到东的线路，相当于由今顿河以东，渡伏尔加河、乌拉尔河、恩巴河，过咸海北岸，东南转向锡尔河和楚河，然后沿伊犁河进入天山北麓的广大地区。希罗多德《历史》一书，对研究欧亚大陆之间的早期交通极为重要，只要稍稍阅读其书，我们一定会深信在先秦甚至更早时代，中西间的交流是异常频繁而活跃的。在这样一个中西融通交汇的时代，我们有什么理由怀疑屈原所具有的广阔世界知识观念呢！

公元前5世纪，中国丝绸已成为希腊上层社会喜爱的衣料，希腊史学家克特西亚斯最早在其著作中提到赛里斯（seres）国。由希腊语和拉丁语演化出来的赛尔、赛里、赛里克、赛里亚、赛里斯、赛里可斯，以及后来英语的锡尔克（silk）、俄语的旭尔克，都是丝绸的意思，皆来源于中国“丝”字的转音。

1877年，德国地理兼地质学家李希霍芬（F.von Richthofen）在他所写的《中国》一书中，对丝绸之路作了如下定义：“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间，连接中国与河中（指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以及中国与印度，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西域交通路线。”〔5〕首次把汉代中国和中亚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称作“（Seidenstrassen）”（丝绸之路）。其后，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aherrmann）在 1910 年出版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丝绸古道》一书中，根据新发现的文献资料，进一步把丝绸之路名称的涵义延伸到遥远西方的叙利亚。因有考古的新发现，丝绸之路的外延已扩展为中国古代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经由中亚、西亚、印度通往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通商孔道及文化交流之路。

自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以来，中西学者前后相踵，对欧亚大陆的交通作出了大量实质性的研究工作，且成果斐然。近年来，学界又提出南方丝绸之路：“至迟从公元前二千年代中叶开始，在从近东、中亚、南亚到中国西南四川盆地之间广阔的空间内，存在着相同或相似文化因素集结的连续分布现象。这个广阔的连续空间，就是古代亚洲最大、最长的文化交流纽带。这条纽带的南段和南段转折向东伸入四川盆地，以及由四川盆地出云南至东南亚的一段远距离国际交流线路，便是‘南方丝绸之路’。”〔6〕目前，这一课题研究成果颇丰：有伯希和《交广两道考》（冯承均译，中华书局 1958）、任乃强《中西陆上古商道》（文史杂志 19871）、童恩正《略谈秦汉时代成都地区的对外贸易》（成都文物 19842）、桑秀云《蜀布邛竹杖传至大夏路径的蠡测》（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1969）、饶宗颐《蜀布与Cinapata》（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1974）、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 1988）、徐中舒《成都是古代自由都市说》（成都文物 19841）、段渝《巴蜀古代城市的起源、结构、和网络体系》（历史研究 19931）、段渝《古代巴蜀与近东文明》（历史月刊 19932）、伍加伦《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0）、段渝《中国丝绸的起源时代》（中华文化论坛 19964）、季羡林《中国蚕丝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三联书店 1982）、段渝《古代巴蜀与南亚和近东的经济文化交流》（社会科学研究 19933）、段渝《巴蜀丝绸对世界古代文明的贡献》（文史杂志 19974）、邹一清《先秦巴蜀与南丝路研究述略》（中华文化论坛 20064）、邹一清《古蜀与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对外贸易之比较》（天府新论 20052）、段渝主编《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集》（巴蜀书社 2008）等，此外，邹一清《先秦南方丝绸之路与巴蜀对外文化交流的材料和研究》〔7〕亦有综述。以上研究成果已经充分证明贯穿长江流域的巴、蜀、滇、越、楚文化与古印度文化乃至近东诸文化早在3千年乃至4千年以前就已存在着频繁的文化交流。

笔者认为这条南方交通线路对认识屈辞外来文化关系甚大，故特表于此。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

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8〕

此事亦记载于《史记·大宛列传》：

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9〕

两则材料所记大同小异，这是公元前122年张骞出使西域后回朝向汉武帝所作的报告，报告称张骞在大夏国（今阿富汗一带）生活期间，亲眼见到产自蜀地的布帛和竹杖，并且得知这些货物是从身毒国（今印度）传来的。汉武帝深信张骞之言，并派使节希冀打通这条南方通道：“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珩，缛剑玑悖o、k，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i，南方闭`、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于是汉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国。”〔10〕

历史文献的记述告诉我们，早在张骞通西域以前，蜀地的物产就通过印度辗转流传至阿富汗一带，那么，要承载这一货物运输功能，就一定存在一条国际交通线路，此线路即为“蜀身毒国道”，此道和现今学者提出的南方丝绸之路应该相差不远，只不过《史记》所记这一条古道存在的时间远远超出汉人的想象，不是在汉武帝的时代，而是在早于汉武之世的更为久远的年代里，这条南方交通线路就已经存在于人们交流的足迹中。丁山甚至认为，楚印交通当早于蜀印，“楚印文化交通之开始，至晚当移于公元前六世纪以前。”〔11〕

最早研究南方丝绸之路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他于1904年发表的《交广印度两道考》〔12〕一书中，对南方丝绸之路的陆道和海道进行了深入研究。

前引1936年在阿富汗喀布尔发掘亚历山大城时所发现之中国丝绸，有学者认为有可能是从成都平原经滇缅道运至印巴次大陆，再传至中亚的。〔13〕

中国考古学家于五十年代从古滇墓葬遗址出土的文物中，发现部分文物有来自西域远至今阿富汗的痕迹，由此证明南方丝绸之路当年确已存在。殷墟小屯YH127坑出土的所见殷墟最大有字龟甲“武丁大龟”，大且厚实，与其他卜甲相去甚远，考古学家鉴定为马来半岛龟类。同为YH127坑出土的几片甲骨，表面包裹着织物，非丝非麻，却为仅产于印度的木棉。凡此皆可说明，早在商代，西南对外通道即已畅通存在。

“南方丝绸之路国内段的起点为蜀文化的中心──成都，向南分为东、西两路。西路沿牦牛道南下，经今邛崃、雅安、荥经、汉源、越西、西昌、会理、攀枝花、大姚，西折至大理。东路从成都南行至今乐山、犍为、宜宾，再沿五尺道经今大关、昭通、曲靖，西折经昆明、楚雄，进抵大理。两道在大理会为一道，又继续西行，经保山、腾冲，出德宏抵达缅甸八莫，或从保山出瑞丽进抵八莫，跨入外域。……从云南至西亚的交通线，则由云南经缅甸、印度、巴基斯坦至中亚，这是历史上的‘蜀身毒道’，又称‘滇缅道’。再由中亚入西亚，就不困难了。”〔14〕

前引大量材料都说明南方丝绸之路在先秦以前就早已存在。这条交通要道抵达成都平原后，并没有就此终结，从成都平原沿江东下入楚，应该是十分便捷的通道。湖南长沙、湖北江陵战国楚墓出土的大量蜀锦〔15〕已经证明古蜀和楚从来就没有中断过文化的交流。《华阳国志·序志》云：“荆人鳖灵死，尸化西上，后为蜀帝。”〔16〕参之《蜀王本纪》及《风俗通》等记载，我们可知楚人鳖灵于古蜀杜宇王朝入蜀并取代杜宇建立开明王朝，巴、蜀与楚之间因之长江一脉流贯而自古就联系紧密。那么，这些异域文化因子辗转来到巴蜀大地，有没有可能通过长江流域再传至楚地，从而在最能代表楚风的《楚辞》中留下痕迹呢？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刘玉堂《试论楚对异族文化的吸收》（荆州师专学报 19884）、黄尚明《论楚文化对巴文化的影响》（江汉考古 20082）、薛新力《略论巴渝文化与蜀文化、楚文化的关系》（湖北民族学院学报 20026）、邹芙都《巴蜀文化中的楚文化因素》（衡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58）、段渝《先秦巴文化与楚文化的形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20046）、段渝《略论巴、蜀与楚的文化交流关系》（《长江文化论集》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5）、李远国《南方丝绸之路上的宗教文化交流》（中华文化论坛 20084）、唐世贵《从 〈诗经〉“周南”、“召南”看楚风与巴蜀文化之关系》（攀枝花学院学报 20036）、萧兵《巴楚关系》（《楚辞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李诚《古蜀文明与古华夏文明》（天府新论 19985）、李诚《古蜀神话传说与中华文明建构》（《中国俗文化研究》第一辑 巴蜀书社 2003）、李诚《从图腾看屈赋神话传说与华夏文化的关系》（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19881）、李诚《巴蜀神话传说刍论龙凤文化研究之二》（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1996）等。关于从蜀入楚的这一文化交流线路笔者另有专论述及，此不赘。

至于楚文化所受印度文化之影响，丁山有诸多考证，虽不免有推测成分，但至少可备一说，以资参考。丁山认为“《庄子》吐纳之术，出于印度《瑜伽师》禅定说，鲲鹏之化亦为《大战书》所传金翼鸟故事之变相，邹衍所谓五德终始与印度四大五谛相应；大九州说与印度四大部州尤相符；而其说最值吾人注意者，则屈原《天问》中更寻出若干传自印度之故事，如月中有兔，鳌戴山\，虬负熊游之类。”〔17〕丁山还从吴雷胁生故事演自印度因陀罗神话、楚人尚左亦印度人习惯、楚人以肉袒示敬俗同印度、重黎绝地天通故事为婆罗门教分别三界神格说变相、楚史倚相所读《三坟》即婆罗门教之三《吠陀》、《九歌》迎神曲全用婆罗门教祭仪、《天问》宇宙本源论即《梨俱吠陀》创造赞歌之意译、老子有无道一名词皆出《吠陀典》、新郑出土楚铜器之莲鹤方壶即印度艺术之特征、郢都为古代中印交通之枢纽等侧面试图论证荆楚文化所受印度文化之深远影响。〔18〕姜亮夫于《荆楚名义及楚史地》文中认为：“楚之南疆，实乃我国文化史上文化传播交流最重要之地区。而其事大抵于战国时代为最大……则中土与南洋印度及今日之所谓西南亚者，战国以前有交通关系，可推理而得知。”〔19〕从姜亮夫的推测，我们可知，楚文化与巴蜀文化、滇越文化通过南丝路在极其遥远的时代就与外界发生着联系，且交流当异常活跃。在这样一个交通大背景下，屈辞所呈现出的广阔世界观念自有其交通来源可寻，当不会为空穴来风。近年来，不少学者对楚文化中的外来文化色彩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苏仲湘认为印度古文献之“支那”即指荆，而不是秦。〔20〕季羡林认为屈原《天问》“而顾菟在腹”以及中国古代典籍中大量月中有兔的说法源于印度，他说中国古书中还有颇能透露一点印度影响中国的迹象，譬如屈原《天问》中的一些神话，《吕氏春秋》中刻舟求剑的故事，《庄子》中的大鹏鸟，等等。〔21〕此外，季羡林还认为《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之“摄提”一词，不大像中国固有的词，而有一点印度的味道。〔22〕有学者认为《战国策楚策》中的《狐假虎威》寓言亦源自印度。〔23〕屈辞多有”陆离”一语，历来都解为参差貌，但史树青以楚墓出土的“璧琉璃”为证据，认为“陆离”为“琉璃”一音之转，即为用“璧琉璃”做的佩饰。〔24〕1965年湖北江陵出土越王勾践剑，上有蓝色琉璃佩饰，1978年湖北随县战国曾侯乙墓亦出土大量琉璃饰，据此，有学者考证楚墓出土的大量蜻蜓眼式琉璃珠，从化学成分和式样考察，无疑是古印度等异域文化的呈现。〔25〕关于“蜻蜓眼”，毛庆有更多证明，兹引于此：“‘蜻蜓眼’是一种玻璃珠，古代又称琉璃珠，通常为球形，少数有圆中见方的。珠上有若干眼珠纹，每个眼珠纹都由一个圆点的蓝色套上一个或几个圆圈的白色构成，各眼珠纹之间为朱色或绿色，活像一只蜻蜓的眼睛，由此得名。‘蜻蜓眼’的装饰风格全不同于古代中国传统，倒与西亚、南亚的完全一样，而西亚和南亚的玻璃珠早出并更多见。更重要的是，古代中国的玻璃是铅钡玻璃，西亚和南亚的玻璃则是钠钙玻璃。河南固始县侯古堆一号墓出土的一颗‘蜻蜓眼’偏偏是钠钙玻璃，湖北江陵县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和河南辉县出土的吴王夫差剑剑格上镶嵌的玻璃，也都是钠钙玻璃，足证‘蜻蜓眼’最初是从西亚和南亚进口，以后楚国才有仿制品。从出土数量看，河南侯古堆只出土一颗‘蜻蜓眼’，湖北江陵地区则有多颗，湖南长沙地区多于湖北江陵，而云南地区又多于湖南地区，印度考古出土的‘蜻蜓眼’则是大量的。这种数量的递增现象分明已为我们描绘出一条南方交通贸易古道。”〔26〕

黄河流域以南诸如巴蜀、滇越和楚文化与南亚次大陆的文化交流既有如此多的确证，那么，以印度为中介，中亚甚至更远的西亚文化流传至楚在交通上也是不无可能的。交流是双向的，只清理这些文化中的外来痕迹尚不足打动人心，若能从反面证明巴蜀、滇越和楚文化也通过这条贸易古道流向南亚、西亚甚至地中海沿岸，那么，问题就能得以更为全面的证明。笔者于本节前面部分已援引了大量实证。为了形成一个逻辑论证链条，笔者在此再作些补充。

丁山认为，“印度人所谓支那（Cina），余得谓即荆蛮（Kiang～man）之对音。”〔27〕为楚国之译名。古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中很多地方提到中国（Cina）。〔28〕“公元前320～公元前315年间，摩揭陀王国孔雀王朝大臣商那阎的《政论》一书中，也说到有从中国运去的丝。”〔29〕“丝路西端的希腊，由于在雕刻和陶器彩绘人像中发现所穿衣服细薄透明，因而有人推测在公元前5世纪中国丝绸已成为希腊上层人物喜爱的服装……希腊绘画中也有类似的丝质衣料，公元前5世纪雅典成批生产的红花陶壶上已有非常细薄的衣料……特别是克里米亚半岛库尔奥巴出土公元前3世纪希腊制作的象牙版上的绘画‘波利斯的裁判’，将希腊女神身上穿著的纤细衣料表现得十分完美，透明的丝质罗纱将女神乳房、脐眼完全显露出来，这就可以断定，这种衣料只有中国才能制造，决非野蚕丝织成。在雅典西北陶工区的墓葬内，有一座是雅典的富豪阿尔西比亚斯家族的墓葬，出土有6件丝织物和一束可分成三股丝线，经鉴定，这些丝织品是中国家蚕丝所织，属于公元前430～前400年。”〔30〕不仅丝绸，其他技术和艺术也有诸多交流，详细可参沈福伟《中西交流史》第一章第三节之“中国和中亚、西亚以及欧洲技术、艺术的交流”。〔31〕

大量考古和实物已充分证明这条中西交通古道的存在。人们一贯所主张的由于山高水急、山川阻越所造成的道路难于上青天的认识，恐怕并不太符合历史真实。由于人们怀有这种认识的偏误，从而认为古人缺乏区域间的文化交流的主观想象似乎也是不符合事实的。现代考古学、人类学、遗传学都极为有力地证明：地球上远古居民不同地域、不同种族之间的文化传播与交流的能力异常强大且极富渗透力。文化就像调色板中的颜料，原始颜料可能只有几种，但经过不同颜色的混合调制后，新的色彩将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喜欢赤橙黄绿青蓝紫的本色，但我们同样也会欣赏大千世界的五颜六色。置屈辞于这样的宏观背景之下，诸多疑难问题兴许有柳暗花明的新景，当然，屈辞中涉及的诸多古地理名词也就能得以圆释，我们也不会再惊诧于屈原通过屈辞所呈露出来的那种广阔的世界地理观念。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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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季羡林.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第10页

〔29〕转引自.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第345页

〔30〕〔31〕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2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9～20页，第20～24页

∷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2009年度重点项目“外来文化传至《楚辞》路径蠡测：南丝路──巴蜀文化──楚文化”（SC09A006）阶段成果。

⊙　作者简介

汤洪，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四川成都，610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