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五尺道的开通及其对西南夷地区社会发展的影响

川滇黔边区古代五尺道的开通，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上的一次重大而影响深远的事件，虽然前人对上古五尺道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其中仍然存在许多疑点和十分必要阐明的问题，这里，笔者试就五尺道开通的时间、先秦两汉间巴蜀人的南向发展，以及开发五尺道对西南夷地区社会发展的影响诸问题再陈管见，以此就教于方家学人。

一：开通五尺道的先声

学者一般认为，五尺道的开通是在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设置巴、蜀、汉中三郡，并进一步开发“巴蜀徼外”西南边疆的结果。例如，此六年后（前310年），原臣属于蜀国的丹、犁两部族又归属于秦国，丹、犁两部就处在云南滇国与四川蜀国之边地。[1]然而，笔者并不赞同这一观点。因为，既然丹、犁两部就处在滇、蜀之边地，且本为蜀国藩属，这就意味金沙江沿线地区各部族方国，要实行有效的族际交通，就必须要借助水道和开发陆道，因此，五尺道的开通应当是战国中期以前巴蜀人民与其南方诸部族交通的必然选择。

史载表明，蜀国在春秋中叶已扩张到川滇黔边区的（越）僚人、僰人聚居地。《华阳国志·蜀志》载：蜀开明立，“位号曰丛帝。丛帝生卢帝。卢帝攻秦至雍，生保子帝。保子帝攻青衣，雄张僚、k”。[2]《蜀志》又说，蜀望帝（杜宇）曾娶朱提梁氏女。“朱提”即今昭通，这表明蜀之影响已波及滇东北，同时也反映先秦之蜀人与滇黔各族的互动是既有斗争也有融合的关系，并且也道出了开通川滇黔五尺道的先声，这事实上已得到考古发现的证实。

童恩正先生曾指出，滇黔地区春秋战国青铜文化的典型器，如青铜剑中的无格剑的渊源，都与巴蜀的扁茎无格柳叶形剑有一定的关系；滇国与夜郎地区的兵器中占青铜戈多数的直内无胡戈，更是明显受到蜀式戈的影响。[3]

战国中期秦破蜀后，蜀人更是被迫向盆地南部退却。《史记·三代世表正义》云：“周衰，（蜀王）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嶲（今云南）等处”。又《水经叶榆水注》引《交州外域记》云：“……蜀王子将兵三万来讨雒王、雒侯，服诸雒将，蜀王子因称为安阳王。后南越王尉佗举众攻安阳王，……（安阳王）弩折遂败……下船迳出于海。今平道县后王宫城见有故处。晋《太康地记》，县属交趾。（南）越遂服诸雒将。”

古代“交趾”，学者皆认为是在今广西西南部及越南北部。关于“安阳王”在交趾骆越故地建国的史迹，蒙文通、[4]饶宗颐皆考证其为信史。[5]陶维英认为越南河内附近的前三世纪左右的古螺城遗址，可能就是安阳王时代留下的遗迹。[6]

上述然为信史，但后人也难确证蜀人南征的具体路线。笔者认为，蜀人与交趾越人的交通可能要早至商代。如越南北部的冯原文化遗址（距今3500年左右），出有一批殷商式玉石牙璋，其中的射部凹槽窄而深呈V形、柄部两侧带齿状棱的牙璋，[7]就与四川广汉三星堆文化二号祭祀坑所出者极为相似。反言之，三星堆文化的海贝也可能是来自交趾。[8]

从蜀王子南征交趾的事件，可知川滇黔边区五尺道的开发，当在秦并巴蜀之前。《华阳国志·蜀志》说蜀人李冰为秦蜀守（前256～前250年间），开凿僰道（五尺道）时，“僰道有故蜀王兵阑……其崖崭峻，不可凿，乃积薪烧之”。此载当不是向壁虚造。

前人认为从内地进入西南夷地区，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是“庄F王滇”之路，即楚将庄F将兵溯长江到巴（今重庆），沿乌江而下到贵州；或是由湘西溯沅水，经黔西夜郎地进入川滇边区的路线。史载表明，楚国西向启濮的行动在春秋前后就已经开始。《国语·郑语》载：周平王时“楚`冒于是乎始启濮”；《史记·楚世家》载楚武王“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史记·西南夷列传》又载：“楚威王时，使将军庄F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F者，故楚庄王苗裔也。F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淮南子·兵略训》也说：“昔者楚人地，南卷沅湘……西包巴蜀”。

从《史记》诸史载可知，继楚、蜀之争后，秦并巴蜀，秦、楚继续对长江上游地区作反复争夺。如《华阳国志·蜀志》载：周赧王三十年“（秦蜀守）张若因取笮及（楚）江南地焉。”“笮”即今四川盐源、盐边和云南华坪、永胜一带。“（楚）江南地”即是这些地区金沙江对岸的楚雄、大理、丽江一带。表明在公元前285年，秦国势力已达到今滇西北地区，庄F王滇，以在张若“取笮及（楚）江南地”之前为合理。[9]

从蜀王子征交趾、庄F王滇及《竹书纪年》等史载看，徐中舒诸先生曾指出，五尺道的开发未必就始于秦国，而应当是蜀、楚对川滇黔边区的开发在秦并巴蜀之前。楚国先于秦国开发川滇黔边区，其中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取得当地的黄金资源，在春秋中期，楚国已在云南楚雄设官置吏，管理丽水（金沙江）黄金的开采（见《韩非子·内储说上》）。[10]四川学者根据新都晒坝战国墓多见楚文化因素和《蜀王本纪》的传说分析认为：蜀国的后期统治者应当是来自尽。楚的开明氏。[11]当时可通川滇黔边区的另一条路线，就是蜀王子率军由成都至宜，经五尺道进入西南夷地区的路线。

总之，五尺道开通的先声，本源于蜀国对其南部边地的开发、楚国西向的启濮行动，到秦并巴蜀、蜀王子率部南征交趾、骆越以迄秦汉时期，五尺道的开发才进入拓展延伸的阶段。

二：五尺道的开通与巴蜀人的南向发展

秦并巴蜀，不仅促进了巴蜀人民与内地华夏民族的融合，也迫使一部分巴蜀人南迁并促进了西南边区与内地秦国政权的交往与联系。王有鹏曾指出，在五尺道地区发现的许多巴蜀文化墓葬，当是蜀人国破后向西南迁移时留下的遗存。《史记·三代世表》引褚少孙说：

“蜀王，黄帝后世也，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常来朝降，输献于汉”。《正义》说：“谱记普云，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黄帝与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帝V，立，封其支庶于蜀，历虞夏周。周衰，先称王者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嶲等处”。

从上述可知，南迁蜀人有部分是散居到汉越Q郡以南和益州郡、永昌郡以北一带，即今川滇之金沙江沿岸。[12]近年考古学者又在云南昭通地区发现了一批战国秦汉时期的巴蜀文化墓葬，[13]这意味着上述观点再次得到了考古新发现的证实。同时，需要指出，蜀人南迁必然也波及到夜郎地区，因为，无论从四川还是从湖广到云南，贵州都是必经之路，其中黔西威宁是秦五尺道延伸至云南曲靖等地的要冲。[14]数十年来，该地古墓群也出土过一批战国末至秦汉间的中原文物，如有巴蜀式柳叶形铜剑、蜀式三角援直内戈、西汉五铢铜钱等。[15]

秦蜀守张若“取笮及（楚）江南地”后，可能是东方战事紧迫，秦中断了对西南夷地区的开发。直到秦始皇即位前后，秦蜀守李冰才又开始在川滇交界处（今四川宜宾）开山凿岩，修筑通往滇东北的道路，这就是著名的“五尺道”，或称“僰道”。到秦统一全国后，秦朝再次派大员常頞继续修筑五尺道，并同时在所经地区设置地方官进行管理。[16]

秦亡以后，五尺道地区中央一度失控，当地少数民族首领恢复了割据统治。西汉初期因汉朝实行休养生息，故“关蜀故徼”。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力恢复强盛，出于统一岭南和开发西南夷地区的需要，并为进一步打通由川滇黔延伸到西方印度的西南丝绸之路，在秦五尺道的基础上继续修筑“西南夷道”，就成了西汉王朝必然采取的举措。

从史料看，表面上秦汉之际官方对西南夷地区的开发一度沉寂，但事实上，通过五尺道，民间交通却是惊人地向前推进，巴蜀商人可谓举足轻重。无疑，这条民间商道的继续延伸，应当是由巴蜀人所处的地理位置、社会经济环境等因素所决定的。例如，《战国策秦策》载司马错向秦王建言曰：“夫蜀……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后来的史实也证明，巴蜀后方基地的确是秦汉帝国统一中国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秦能够统一中国，其所采取的强有力措施，也离不开奖励耕战和发展工商业。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言，善于畜牧经商的乌氏倮，“秦始皇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而巴（蜀）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

秦朝刺激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便把巴蜀人推向了敢为天下先的境地。《史记·货殖列传》说“隙陇、蜀之货物多贾……巴蜀亦沃野，地饶、K、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其口，以所多易所鲜。”其中巴蜀商人的佼佼者，当要首推在战国秦汉间积极推进川滇黔边区贸易的临邛卓氏和程氏。《史记·货殖列传》载：

“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致之临邛，（卓氏）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

由此可见，秦汉蜀人主要是通过向西南夷输出铁器等物产，并贩卖“椎髻之民”而致富。直至汉初，朝廷闭关也不能阻挡这种民间的贸易。

由上述可知，秦汉间巴蜀人从来就没有中断其南向的贸易交通，巴蜀诸地物产，即通过五尺道，流向了西南夷地区和岭南，甚至流到了西方印度等地区（见《史记·大宛列传》）。在此基础上，最终是汉武帝使唐蒙完成了西南夷五尺道的开通。通过五尺道的开发，从中原内地南下的巴蜀人，不仅有商人，也包括多种阶层的人民。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m遣戍”；《南越尉佗列传》载：“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

西汉中期以后，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进行开发和军事征服，都往往征用川黔滇后方的人力物力。前者如唐蒙发巴蜀卒治僰道至柯江，通夜郎，建犍为郡；后者如汉武帝屡征匈奴，汉朝通过“西南夷道……千里负担馈粮……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只好“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史记·平准书》）这些在南夷民族地区开荒垦殖的豪民及部众自然也包括了巴蜀人、夜郎人等族群。

在五尺道开通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应当是巴蜀人、楚人和秦人，最初土著的西南夷族群只是处于被动的地位。例如，《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华阳国志》曰：“楚顷襄王时，遣庄F伐夜郎，军至且兰，链于岸而步战。既灭夜郎，以且兰有链柯处，乃改其名为柯。”《汉书·西南夷列传》又载：公元前112年，“及至南粤反，上使驰义侯因犍为发南夷兵。且兰（今贵州福泉）君恐远行，旁国虏其老弱，乃以其众反，杀使者及犍为太守。汉乃发巴蜀罪人当击南粤者八校尉击之。会越已破，汉八校尉不下，中郎将郭昌、卫广引兵还，行诛隔滇道者且兰，斩首数万，遂平南夷为柯郡。夜郎侯始依南粤，南粤已破，还诛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为夜郎王。”

在西汉王朝对五尺道地区实施羁縻制管辖之后，出任当地郡县地方流官者多见有巴蜀人。例如，《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汉）成帝时，夜郎王兴与句町王禹、漏卧侯愈，更相攻击……蜀郡陈立为柯太守……出益州……立讨平之，威震南裔。”王莽时西南“蛮夷愁扰，尽反……莽遣平蛮将军冯茂，发巴、蜀、犍为吏士，赋敛取足于民以击之……迄灵帝熹平中，蛮夷复反，太尉掾巴郡李献陈方策……帝乃拜（李）益州太守……将巴郡板J军讨之，皆破”。

秦汉间南下之巴蜀人不仅日渐增多，而且有不少人出任过南疆的地方官。例如，汉代五尺道上的一些邑君长就有巴蜀人。贵州桐梓的《江州邑长卢丰碑》，卢氏为巴人。[17]今存四川芦山县的汉代《樊敏碑》，就述樊敏曾“察孝除郎”，壮年出任过汉永昌郡长史，有能吏之名。[18]《后汉书独行列传》又载：西汉末之名士，犍为郡人费贻，“不肯仕（公孙）述……退藏山薮十余年。述破后，仕至合浦（今广西合浦）太守。”

饶宗颐先生指出，《华阳国志·南中志》视汉之永昌边区为“身毒”，皆因云南、缅甸及印东北阿萨姆相毗邻，民复杂居，故汉晋古籍所载之事相互混淆，可以互指。而且，汉之云南永昌等地的官吏，也多为蜀人，如有永昌郡太守郑纯、张化等人；第一部西南夷史料《哀牢传》的作者杨终也是成都人。[19]成都在西汉末已成全国五大都市之一，巴蜀物产丰富，商贸繁荣，其外向发展是一种必然，巴蜀人的政治地位也随之上升。

三：五尺道开通对西南夷地区社会发展的影响

上古之五尺道的开发和拓展延伸，可以说历经先秦两汉间长达数百年之久，其对西南夷地区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

1.它促使南疆民族放眼内地中原，同时也扩大了中原人地理发现的视野。可以说，没有上古五尺道的开发，西南夷各民族也只能是闭关自守，夜郎自大。至汉武帝统一岭南和西南夷地区后，汉承秦制，包括巴蜀人在内的汉民族及当地土著族群继续共同开发南疆和南向交通贸易线，从此南方民族与内地中原王朝的联系日愈紧密，最终融为一体。两汉书中“慕义内属”的哀牢夷、焦侥种夷、夜郎、里人等，皆可谓是不胜枚举。

反言之，秦汉之际的中原士人是不熟悉南疆地区的水系等地理状况的。如汉武帝时的出南越使唐蒙，他也是初闻有西南柯水道通往番禺（今广州）。张骞是到了西域大夏，见到蜀布、邛竹杖，才知有西南商道通往印度。学者多认为《水经》这部中国早期较成系统的地理书是成于东汉时期，这应当要部分归功于秦汉间巴蜀人对五尺道的开通及其南向交通贸易的实践。汉晋之巴蜀士人，注重史志、地理、方言的著述，如有杨终的《哀牢传》、扬雄的《方言》、常璩的《华阳国志》等等，这与其巴蜀先人的外向开拓影响是分不开的。

2.改变了西南夷地区的政治格局和社会经济制度。春秋战国时期，蜀、楚、秦先后对五尺道及其以南多民族地区的开发经营，无疑都对当地的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西南地区先秦考古的发现表明，这里的青铜文化丰富多彩，当地的不少族群已进入了阶级社会，这些政权性质究竟是奴隶制国家或是部落联盟酋邦制方国，学者之间还存在争论。然而，楚将庄F王滇、蜀王子在骆越地建安阳王国、秦在五尺道地区置吏的事件，都意味着中原形式的社会制度已影响到南疆民族地区并改变了其原有的政治格局。

童恩正先生认为，在秦汉五尺道开发以前，南疆之滇、夜郎等族群都进入了酋邦制方国阶段，这在其青铜文化上已有充分的反映。[20]它有多层级的政治统治制度，但基层的生产单位仍然是农村公社制度，它以公社成员为生产力的主体，其中也包括较大规模的手工业者和不太发达的奴隶制度。到了秦汉之际，巴蜀商人通过五尺道，大力经营包括贩奴在内的各种获利丰厚的商品买卖，这既给内地的商品经济带来了繁荣，也极大地刺激了西南夷的阶级分化和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当时中原贵族富豪盛行蓄奴的史迹在《史记》和两《汉书》中多有反映，事实上，中原奴隶的一个来源就是从边区输入，如南越相吕嘉等反汉，其声讨檄文中所列举的南越赵太后的罪名之一就是贩奴到中原。

秦代以后，五尺道地区的族群土酋恢复了割据的统治，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西汉中期汉武帝平定西南夷之后。汉政府重新在当地置郡县的同时，也采用羁縻制整合了不少的族群酋邦。《史记·西南夷列传》说：“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这说明，汉朝在西南夷地区推行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制度曾得到过夜郎国和滇国的协从。

3.促进了西南夷地区生产力的飞跃发展。考古发现表明，上古西南夷的青铜文化高度发达，这也离不开蜀、楚文化的影响。如楚国青铜器所用的镂雕纹饰附件，是采用其他地区不见的失蜡法制作的，[21]其后用此法制作的青铜器，相继出现在贵州赫章可乐夜郎时期墓葬及滇文化墓葬当中。我们认为这应当是楚文化传播影响的结果。[22]

此外，青铜工具因硬度不够，难以根本取代新石器传统工具，只有铁器的发明和使用才能使社会生产力发展产生质的飞跃。开发五尺道，巴蜀商人是以铁器、蜀布、丝绸等珍贵商品去换取西南夷的奴隶和黄金、笮马、旄牛等物产获得暴利的。《史记·南越列传》载西汉初期吕后关铁市贸易，南越国激愤反叛进攻汉长沙国，这说明南疆地区在当时还没有产生成熟的冶铁技术，迫切需要中原优良的铁器。在云南昭通等地区，迄今已出土了不少有“蜀郡千万”、“蜀郡成都”铭文的铁器。同样，贵州赫章可乐、威宁中水等地发现的先秦两汉间的大量铁器也表明，贵州地方也是在巴蜀先进冶铁技术及其产品输入的影响下，才逐渐形成自身的冶铁业。反观之，汉朝能迅速统一岭南和西南夷地区，与汉军铁兵器的威力也不无关系。铁器不仅加快了战争的进程，它更主要的是促进了南疆地区社会生产力的飞跃进步。

从农业来说，汉代以来，牛耕、大规模的垦殖和灌溉设施的兴修，已经在西南夷地区逐步推行。如西汉末之僰人已建了“千顷池”种植水稻。[23]《太平御览》卷七九一引《永昌郡传》说：“朱提县，川中纵横五、六十里，有大泉池水口，k名‘千顷池’……以灌溉种稻，与僰道接。”“千顷池”即为今云南昭通城东的“干海子”。[24]可见，汉五尺道之僰人能兴修大型水利灌溉设施，这在上古南疆稻作民族中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4.促进了南疆地区的民族大融合。《史记》诸史载之西南夷族群众多、社会制度与生产方式歧异、地理形势与气候情况复杂，开发边疆之困难可以想见，《史记·大宛列传》却载：“然闻（昆明人）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可见，首先是巴蜀商人不畏艰险，主动融入到了南疆民族地区。

上述已谈及秦汉之南疆地区的移民及官吏多有巴蜀人，尤其是在中原动乱之时，巴蜀人往往是退居西南夷地区自保，其中也不乏治边的能吏。

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汉永平十二年（69年）设永昌郡（今保山地区），“有户六万……有闽濮、鸠僚、G越、裸濮、身毒（古印度）之民。”这表明西南丝路经贸的繁荣，汉之永昌郡已吸引了不少来自东南亚及南亚的移民。《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载：汉“永初元年，（永昌）缴外焦侥种夷陆类等三千余口，举种内附，献象牙、水牛、封牛”；《淮南子·坠形训》说“西南方曰焦侥。”高诱注：“焦侥，短人之国也。”此可证慕义内属的东南亚焦侥种夷为热带尼格利陀人种。

5.汉文化在南疆地区的影响不断得到加强。秦汉之前，南疆民族接受华夏文明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荆楚、吴越、巴蜀的间接传输。秦汉统一后，中原人通过水陆道进入南疆地区，便直接带来了先进的汉文化和生产技术，从而加快了当地土著民社会的汉化进程。

以云南为例，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的晋宁石寨山、昆明羊甫头诸滇墓晚期遗存，它的青铜文化开始急剧嬗变而衰落，同时大量出现铜柄铁剑等铜铁合制品和铁器，并伴出多种汉式器物，有印章、铜镜、带钩、五铢钱、汉式长剑、环首刀等，[25]这意味滇文化的发展演变已进入了尾声。到东汉以后，云南主要地区的物质文化已基本汉化，出现了大量的汉墓。

贵州地区两汉时期土著文化的演变也是如此，因铁器的逐渐普及，原有的一些传统的典型器类消失，如巴蜀式剑已先后被铜柄铁剑和汉式铁剑所取代，尤其是出现了大量的铁农具，如有铁制的、锸、铧等，此外还有刀、釜、带钩等生活用具。其汉化进程的加速，在黔西的赫章可乐、威宁中水等地的汉墓遗存中都有鲜明的反映。

6.促进了东西方人民的交通。著名学者汪宁生曾认为，经滇西通往西方，在西汉前确有商业往来，但丝绸从来不是输出品，张骞在大夏国所见的“蜀布”只能指麻布或木棉布。因为据唐代《南诏德化碑》的记载，南诏国时的云南人才“悉解织绫罗”。[26]

然而，上述观点并不符合考古发现与其他文献的记载。实际上丝绸与铁器一样，至迟在秦汉之际就输入了云南，如昆明羊甫头19号墓（战国中期）、晋宁石寨山10号墓（西汉中期），已出有珠襦及各色绢帛。最近，科技专家对黔西赫章可乐古墓群出土的丝织品作了分析鉴定，认为战国至西汉时期夜郎地区的古代先民已经知道蚕丝的使用。[27]

《华阳国志·南中志》又载：永昌郡“土地沃腴，黄金、光珠、虎魄、翡翠、孔雀、犀、象、蚕、桑、绵、绢、采帛、文绣”。文中的“光珠、虎魄、翡翠”等域外缅甸及西方特产，今已在滇文化墓葬中多有出土，那么，当地人民同时与域外进行交通所制备采用的商品，就应当包括异地或同地所产的丝织品。又据《汉书·地理志》载，当时经由南海诸港输出到西方的中国商品，主要也是丝绸和黄金。

当时的国际贸易，除了丝织品，对西方人最具吸引力的还有中国输出的黄金。《汉书·地理志下》载：“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今在岭南及滇、越等地的汉墓中多见有黄金、琉璃器及西方珠宝等随葬品共存的现象，这应当就是两汉南方丝绸之路交通贸易盛况的反映。

■　结束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五尺道的开通是始于春秋战国时期蜀国与楚国对川滇黔边区的争夺，到了秦并巴蜀以至两汉时期，五尺道的开发才进入了大规模的拓展延伸阶段。从这一开发历程看，古代巴蜀人都在其中扮演着主要角色。秦汉王朝南向开发中国西南边疆的种种举措，涉及到经贸、政治、军事、文化、移民及域外交通等诸多方面。这意味着，五尺道的长期开发，对秦汉王朝多元一体疆域的形成是曾经起到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中国西南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进步也产生了十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　基金项目

201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XMZ014）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谢崇安（1953-），男，广西柳州人，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西南民族考古与民族文化艺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