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盐经济与巴国的兴衰

因为有盐，巫咸国创造了一个“不耕而食，不织而衣。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的东方伊甸园；因为有盐，廪君巴民实现了一个民族的光荣与梦想；然因为有了盐，他们从来没有享受过真正的和平。生活的背后，是一片腥风血雨。历史的真相，映照在刀光剑影之中。

一：以盐称雄的巫咸部族

这里曾经是一片汪洋大海，属浩瀚的古地中海的一部分。中生代的燕山运动和新生代的喜马拉雅运动造就了这里独特奇异的地貌和丰富便利的盐资源，为生活在这里的先民们提供了繁衍生息得天独厚的物质条件，使这里成为南方文明的摇篮。这里，便是我国雄奇壮美，充满神话传奇的长江三峡地区。

而三峡地区最早关于以盐立国以盐兴帮的传说，要从一个名叫巫咸的国家说起。

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和留存下来的古代神话资料来看，三峡地区可能是自然盐最早发现和开发利用的地区。远在上古时代，这里就出现了因盐而立国的“巫咸国”。当时，在巫山、巫溪一带聚居着一支庞大的巫人部族──“十巫”，即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巫咸为十巫之首，是这个氏族部落的酋长，有可能便是中国自然盐开发与利用之始祖。

《山海经》中的巫咸国是一个人间天堂，这里的山谷满是茂密的森林，鸟兽成群结队，人们载歌载舞。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过着“不绩不经，服也，不稼不穑，食也”[1]112以及“百谷所聚”的伊甸园般的生活。

我们的疑问正是从《山海经》开始。在远古时代，哪来不耕作不纺织却衣食有余、不狩猎却肉食不缺的如此逍遥的地方？这个遥远的伊甸园式国度究竟在哪里？

考古学家经过长期考证得出结论，这个遥远的国度，其地理位置就在今天的重庆巫溪宁厂一带。沿长江下行，出瞿塘峡，便是大溪沟口，这里两岸山势豁然开朗，大有拨云见日之势。再向前行便是巫山，巫山脚下有一条发源于大巴山的河谷，叫做巫溪，全长二百余里，所经之处皆为悬崖峭壁。这里并无多少耕地、牧场，而且交通不便，这里的环境显然并不适合人居。然而，这地方却是那远古传说中如桃园世界中的巫咸国所在之地。

我们知道，一个民族的文化要发展，必须要有用于与其周边邻近民族交换的物资，由经济交流促进文化交流。三峡地区虽多为石灰岩结构的山谷，土地贫瘠，农耕条件较差，但中生代和新生代时期剧烈的地壳运动使这里积淀了巨厚便利的盐资源，加之水网密布，宜于制盐和渔猎的自然条件，这个地区无疑是生产力水平不高的先民生息繁衍的理想之地。巴人之祖巫民正是受巫山盐泉的吸引，聚居在盐泉涌流不绝的巫山地区，凭借珍贵而丰富的泉盐，不耕不织，不狩不猎，却丰衣足食，莺歌燕舞，生活无忧，从而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兴旺富饶的巫咸国。由此我们认为，给巫咸国带来活力的并非耕地，而是盐。盐正是巫咸国得以立国、兴国、富国并继而创造出内涵丰富和个性鲜明的大河文化巴文化的重要凝聚因素，否则，交通不便，几乎无地可耕的三峡地区不可能有光彩夺目的巫文化以及之后出现的巴文化。

关于“巫咸”一名，在古籍中是一个充满悬念的神奇人物。有人说他是黄帝时期的人，有人说他是唐尧时期的人，也有人说他是殷中宋时人……众说纷纭，其所处的具体历史年代便不得而知。

不仅如此，对巫咸其身份也颇有不同的说法。

在民间传说中，巫咸是唐尧时代的一个神医，他集医、巫于一体，医术和巫术都相当高明，祝鸟鸟坠，祝树树枯，论断如神。巫咸不仅医术高明，更为突出的一点是他救死扶伤，有一片爱民之心，给老百姓治了很多病，救了很多生灵，深受广大民众的崇敬和爱戴，连当时的尧帝都被感动了，尧帝敬之为神医，并封为良相。因此，巫咸死后，为纪念他的功绩，把巫咸当时居住的地方封为巫咸国，把巫咸曾经采药的山封为巫山。从此，巫山便成为当时人们心目中的神山，巫咸也自然地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神而受到膜拜。爱国诗人、楚三闾大夫屈原在其作品中也曾多次表达了对巫咸的尊敬与怀念。甚至于在战国时期，被称为“虎狼之国”的秦国，在他们的祭祀礼仪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祭“巫咸”神。也有人认为，巫咸之名当源出于盐，其本意为精通采盐、制盐的盐工。

上述的文献记载以及民间传说赋予了巫咸以浓厚的宗教色彩与道神能力。从中我们也可以作这样的推断，“巫咸”并非一人之名，若如此则其寿当在千岁以上。而最合乎情理的解释是：巫咸乃氏族名、国名或巫部族酋长之名，后世相袭其名。《炎黄源流史？巫人的来源和迁徙》一书中对此作了很好的概括：“巫咸，乃巫人首领叫咸的所成立的国家，历经神农、黄帝、商诸朝，达两千多年。传到太戊时，巫咸为殷之属国……”[2]231由此可知，巫咸氏族因盐而兴起于神农时代，之所以历经数千年而长盛不衰，虽然与他们精通巫术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拥有其丰厚的盐资源。

在中国上古时期，盐资源与粮食、水一样，是人类日常生活的主要资源，其中以盐资源量最少，分布最有限因而最为重要。正因如此，成都平原、两湖盆地、汉中盆地的商民，不顾三峡水道之险，带着本族的五谷、兽肉兽皮、水果慕名前来，与巫咸国人交换食盐。这样，巫咸国人可以足不出境就能够得到丰厚的五谷和肉食。

由于运盐的需要，巫溪一带虽然水流湍急，却早已通船。为了发展盐业，巫咸国王在巫溪附近拓展了若干商业据点，推销巫盐。许多巫咸国民迁徙至此，死后也没有离开。在宁厂，即巫咸国的遗址，你至今还可以目睹那些被葬在巫溪两侧那层层叠叠的危崖石穴中的悬棺，其棺材是用整段木材挖凿而成独木舟形状，里面摆放着剑戈、木梳、陶器、木盘之类的殉葬品。[3]

这是表达对上苍的亲近，还是为了躲避野兽的侵袭，抑或是便于他们天天可以看到川流如梭的运盐船呢？而且，在那惊险的凌空绝壁上，这些棺木又是如何放置上去的呢？对此，我们不得而知。

巫溪狭小，不通大船，不能满足盐商们的运盐需要，他们便就地集资，想方设法疏竣河流，使巫溪能通行大船。这个工程，大概蕴含了古人最早追逐财富的梦想。

在今天，清澈的盐泉仍在巫溪宁厂这个地方细细地流淌并注入古老的大宁河。仰望着大宁河绝壁上的一个个方形孔洞和穿越四周崎岖的那条条古盐小路，古时巫溪盐泉的盛况犹在眼前。在宁厂，那些保留至今的巨大盐场以及那口插入许多管道的盐泉不禁让人们浮想联翩，仿佛看到了那些一代又一代炼盐的人们正在辛勤地劳作。或许，他们正是那传说中迷雾重重充满着神奇的“巫咸”呢。

二：巴族的兴起及其鱼盐经济活动

在商代，殷墟甲骨文里称巴人为“巴方”。在距今3700年～3100年前，峡江流域即出现了由多个部落组成的巴人联盟，并逐渐形成了巴蛇、鱼凫、弓鱼、白虎四支力量。在中国历史上，与巫咸国同样充满着古老而又神秘的巴人据说是在三峡地区聚居时间最久、人口最多的民族，其发祥与盐也有着很深的渊源。

《山海经·？海内经》载：“西南有巴国。大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始为巴人。”[1]123这段文字说明巴人的祖先是大（伏羲）、咸鸟世系。“咸鸟”即是“盐鸟”，有学者认为是以鸟负盐，或是用鸟形的小船运盐而得名，继而认为，咸鸟暗示着巴人祖先的职业，他们可能是帮助巫咸国推销食盐的盐商。

对于《山海经》的语言有诸多种解释，各有不同。但是可以肯定，巴人作为三峡地区历史上最重要的角色之一而出现，与盐是分不开的。如果前面的解释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历史上巴人的祖先应为盐商。他们生于江边，善于行船，泛舟奔波，原是一个以渔猎为主的部落。

在中国古代，鱼、盐从来就有着密切的关系。古人常将鱼、盐相提并论，《太平御览》卷八六五《世本》称：“……齐滨海，故以为鱼盐之利。”[4]95说的是齐国靠近山东半岛的海边，以鱼盐富国强兵而称霸中原。在渝东地区，与巴人有关的廪君传说中，也是与鱼、盐紧密相关的。西汉刘向所撰《世本》一书就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清江下游的长阳县武落钟离山，共同生活着巴、樊、覃、相、郑五个姓氏的族人。他们在很长的时间里平等相处，无君臣之分。当各部落不断壮大，终于到了需要一个君主统领联盟的时候“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民间传说中习惯于叙述英雄人物的天生异秉。武落钟离山上有赤、黑二穴，其余四

姓之子都生于黑穴，惟有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因而在这场掷剑于石的角逐中，唯独只有巴氏之子务相将剑掷中。然这仅是初试而已。在复试中“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这一次又是“余姓皆沉，惟务相独浮”。于是众族心悦诚服地将务相拥立为廪君，这五姓结盟形成的部族群体，就称为“廪君族”。后廪君率巴族以独木舟逆夷水（清江）而上，到达一个叫盐阳的地方，在此与一个以“昆虫”为图腾的盐神母系部落争夺盐水，夺取了由“盐水女神”控制的产盐地域，获得了盐鱼之利。廪君率巴族继续由清江溯源到达今天湖北恩施一带。廪君死后，白虎巴人沿大溪转进，进入瞿塘峡出口南岸的汇流处，再顺长江而下，来到今鄂渝交

界处的巫山一带活动。

三峡地区峡幽谷深，土地瘠薄，但“长江绕郭多美鱼”，这地方无疑是巴人从事渔猎的理想场所。在渔汛期间，巴人们所捕获的大量鱼类在短期内不可能消费掉，这就需要妥善储存。渝东地区气温很高，而鱼又是很容易腐烂的食物，古代巴人们贮存鱼最简便也是唯一的方法，就是将剩下的鱼用盐腌制起来，晒成鱼干。除能够满足自己食用外，还可以将多余的鱼干当成商品运出三峡到周边国家换取粮食。然腌制鱼需要大量的盐，当时渝东地区的盐尚未发现，巴民所控制的仅仅只是原属盐水女神的产盐地域，腌制鱼所需的盐显然供不应求，这就需要从当时已垄断三峡地区盐资源的巫咸国那里引进，于是乎，巴民便乘着独木舟开始从事三峡地区的泉盐运输，成为“水上流莺”。

当巴人在三峡沿岸运盐的时候，巫溪一带已经出现了鱼国、夔国、荆国（楚国前身）和其他一些势单力薄的部落。因为仰仗巫盐，这些国家、部落多分布在巫咸国附近，臣服进贡，不敢造次。他们并非害怕巫咸国强大的军队，而是忌惮失去宝贵的食盐。成都平原此时还不产盐，蜀人商贾不远千里，来到巫咸国购买食盐。在这种背景下，巴人开始意识到，贩卖盐较之单纯的运盐其利润要大很多，于是，他们便利用水上优势将盐贩卖到巫咸国周边这些小柄家中，逐渐发展成为三峡一带最大的盐商部落，使自己的部族不断壮大起来。后来，因运盐有功，得到巫咸国王的册封，巴国才得以建立。

而巴民是一个不甘久居他人篱下的民族。这从巴民所崇拜的图腾中我们可以得知一二。

华夏族以龙为崇拜神，而巴人则崇拜白虎，这种白虎崇拜信仰产生的根源，我们可以从西汉刘向的《世本》一书中找到答案，“禀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既然白虎是巴人祖先的魂魄，那么，白虎自然成为巴人崇拜的对象。东晋人干宝在《搜神记》书中更说“江汉之城有廪人，其先廪君之苗裔也，能化虎。”这说明在巴人的心目中，白虎已具有人格和意志力量，巴人认为自己是白虎的后代，白虎已成为巴人的崇拜神，成为了巴人的图腾。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白虎崇拜自然是一种原始的宗教信仰，但同时又是一种原初民族文化的凝聚和积淀。它一方面反映了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巴人是一个不甘示弱的民族。

我们都知道，虎一般是与凶猛、强健和敏捷等这些概念相联系的，古代巴人尚武，作战勇猛顽强，一往无前，这和白虎崇拜定然有内在的联系。因此，从这种角度而言，白虎，在远古巴人的心目中具有象征的意义，具有神灵的权威，它已深入到每个巴人的心灵和潜意识之中，并渗透到巴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勤于奔波，亦善于探索。他们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够彻底摆脱巫咸国的控制，走出笼罩在他们头上寄人篱下的阴影。

通过探索，巴人发现，三峡一带并非只有巫溪才产食盐，湍急的江水之下也藏有食盐。水下食盐融于水中，煎煮江水便可获得。于是巴人制造大木桶隔断淡水，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食盐。最初的盐场只有阳溪盐泉一处，后来云阳彭溪盐泉、朐忍彭溪盐泉也陆续为巴人发现。

川东鄂西的盐泉被发现后，巴人开始煮卤为盐，并用土舟沿峡江运盐济楚、蜀，并通过盐向邻国换取自己所需的其他物资。“盐巴”一词便由此得来，在今天的许多地区，人们仍把食盐叫做盐巴。

巴国正是通过这种渔盐经济不断地壮大起来。

三：巫咸国的灭亡与巴国的强盛

食盐首先带给巴人的是尊严。当鱼国、夔国、荆国和其他一些势单力薄的部落，仍在依靠巫咸国之盐时，巴人已率先吹响了独立的号角。之后，巴人又陆续探得今忠县的涂井、开县的玉泉井、云阳县的白兔井等地的盐泉，成为三峡一带仅次于巫咸国的盐业大国。在长江干流，可随处看见载着食盐的巴人土舟在江中来回穿梭。此时，楚国的势力范围虽已触及三峡，但未能控制盐泉，还只能通过贸易由巫咸国或巴国获得食盐。

食盐让巴国逐渐强大，但食盐同时给巴国带来的还有野心。他们开始寻求机会挑战巫咸国的盐霸地位。

机会终于来了！

楚庄王初年，由于楚国的势力已触及三峡地带，巫咸国唯恐其对己不利，便携鱼、庸、濮三国共同伐楚，大败楚军，并一度攻至楚国腹地，眼看就要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不料，早已对巫咸国虎视眈眈的巴人乘机联合秦人在巫咸国的背后捅了一刀。他们首先对国力较弱的庸国发难。秦军从西北向东南挺进，巴军则从西面向东挺进，与面临危机的楚军对庸国老巢形成东西夹击之势，庸国大军此时正征战在外，后方虚弱，不及回守，很快亡国。

巫咸国失去了庸国手臂，力量大减。无奈之中，巫咸国只得从楚国边打边撤，昔日霸主的地位开始动摇。

之后不久，鱼国与濮国也在巴、楚、秦三国之师的联合攻击下相继灭亡。巴国也因此分得了鱼邑和庸国西部的大量领土。

此时的巫咸国成了一个被架空的孤家寡人。楚平王上台后，楚军开始向巫咸国报一箭之仇，夺走了巫咸国手中的郁山盐泉，改称黔中（今湖南、湖北西部、贵州东北部）。与此同时，巴人乘巫咸国之危加紧了对其领土的蚕食，他们觊觎这片神奇的土地已是很久了。面对巴、楚无休无止的进攻，巫咸国的实力和凝聚力最终被消耗掉了，面对强大的对手，巫咸国就像一个垂暮的老人已无还手之力，它的盐泉一个一个地最终落在了巴人的手中。从此，巴国垄断了全部巫盐的生产、运输和销售。周围几百公里皆仰望巴国之盐。

春秋末年，失去了宝贵盐泉的巫咸国终于国破，黯然退出了历史舞台。随着巫咸国日落西山，巴国成为三峡一带新的盐霸。取代巫咸国之后，廪君巴人以盐业作为经济支柱，通过与邻近部落以盐易物巴国对外扩张的欲望也越来越膨胀。商代末年，为攫取包多的盐资源，巴国向西向北推进发展，占据了东至鱼腹（今奉节）、西至僰道（今宜宾）、北接汉中、南及黔涪（今渝东南酉阳、秀水、黔江、彭水及黔东、湘西部分地区）这一大片地域，其疆域之辽阔在当时可谓泱泱大国。在中国上古史上写下了自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之后，在以周代商的朝代更迭中，巴国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派兵北上参加了周武王讨伐商纣的“牧野之战”，在这场战争中，巴人以奇特的作战方式与悍勇的战场作风而载入史册。《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5]110他们一边打仗一边歌舞，这种奇特而错位的图景至今让我们迷惑不解。

巴国的强大同时招来了邻近楚、秦两国的嫉妒与垂涎，其丰饶的土地和盐资源始终是两国觊觎和争夺的目标。然当时巴的国力强于楚国，而北面的秦国离巴又相对较远，两国虽有争夺之心但一时还不敢轻举妄动。

因为食盐的缘故，楚人和巴人开始越走越近。楚武王三十八年（前701年），巴王遣使者到达楚国，请楚王介绍与邓国通商。楚王视为大事即令使臣去办。岂料邓人贪财而起杀心，将两国使臣一并谋害，抢走了使臣随之带去的食盐和货币。巴王闻之大怒，楚王自知理亏，遂派大将斗廉率军帮助巴师讨伐邓国。为了长期得到巴人所提供的食盐，楚人还竭力拉拢与巴人的关系，笼络其感情，不惜与巴人世代通婚，即使日后巴楚之间的战争异常惨烈的时候，这种婚媾关系仍顽强地保持着。

纵观廪君巴族立国、强国以及疆域的扩充历程，我们不难看出盐资源在其中的历史作用。或许可以这样认为，质朴劲勇的巴人大概是世界上唯一用战争书写食盐史的民族。

四：先秦时期渝东盐泉的最后争夺

盐资源分布的不平衡性和食用的不可替代性，决定了它在中国上古时期是极其重要的战略资源，这也决定巴族因盐辉煌，也因盐招致灭顶之灾的宿命。因为有盐，巫咸国创造了一个“不耕而食，不织而衣，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的东方伊甸园；因为有盐，廪君巴民实现了一个民族的光荣与梦想；亦因为有了盐，他们从来没有享受过真正的和平。生活的背后，是一片腥风血雨。历史的真相，映照在刀光剑影之中。

盐是峡江人类的天赐宝藏，盐同时也成为了撒旦的遗物。

盐构筑出远古时期的一幕幕生死故事。

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春秋战国时代蜀国、巴国、秦国、楚国的关系，那么，盐无疑是最确切的一个答案。这四个国家曾经如此不遗余力地为盐奋斗，勾心斗角，乃至发动战争，展开了一段合纵连横、相互争夺和征伐的历史。特别是巴国与楚国之争，几乎持续了一千年左右。

周庄王八年（前689年），巴与楚激战于湖北的那处（今荆门县东南），双方相持数月，巴人最后不敌而归。但巴人对那处之败并不甘心。一次，楚广文王征调巴人联合伐申时，巴人不服，反戈相击，在中途转而攻楚，楚将楚子不敌，逃往郢都。郢都守军忌怕巴人，不敢开城门，致使楚子死于乱军之中。巴人趁此机会占领楚地那处，进逼楚郢都；直到次年，楚军反攻，巴人战败而返。

楚肃王十年（前371年），巴、蜀二国联军取道巴族入川的老路，由长江转乌江，经郁水达清江，突破楚在清江上的防线，打出长江。很快攻占了楚国西边重镇兹方（今湖北松滋县），并威逼楚国都城郢。楚国遭到巴、蜀联军的突然袭击而丢失大片土地。楚军迅速调集优势兵力，对巴、蜀联军开展反击，在兹方附近打败巴、蜀联军。巴、蜀联军被迫撤军。楚人遂将击败巴、蜀联军的地方命名为巴复村。

战国后期，九州大地上更是风起云涌。

从公元前四世纪起，楚国因推行吴起生前的变法改良主张，国力逐渐强盛到足以抗衡中原诸侯，实力已远远超过了巴国。北方的秦也通过长久的变法奠定了一统天下的基础。

相形之下，战国晚期的巴国，其统治集团内部腐朽堕落，改革和社会经济发展滞后，而那些贵族们只知道骄奢淫逸、贪图享乐。食盐行销他国，换来的是珍珠、皮革等奢侈品。他们无意开拓新的盐的交换，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已十分强大，同时，泉，甚至不惜放弃西部一些边鄙地方的小盐泉，如长宁盐泉就是这样轻而易举地落入了蜀人之手。此后，蜀守李冰带领蜀人在自贡开凿盐井，汲取地下盐水煎煮食盐，这就是四川地区独有的井盐。如此一来，蜀盐已基本能自给。巴盐由此失去了成都平原这个巨大市场。内忧外患之下，巴国危机四伏、四面楚歌。它曾力图在北方的秦国、东方的楚国以及西方的蜀国三者之间的夹缝中保持独立，然为了求得生存，它又不得不一边依附于楚，另一边向秦纳贡。国势异常艰难。

祸不单行。不久，巴国内部发生动乱，可谓雪上加霜。为了平定内乱，巴将军蔓子许以三城，借师于楚。待内乱平定之后，为保住城池，蔓子对前来讨城的楚王说：“籍楚之灵，克弭祸难，诚许楚王城，将吾头往谢之，城不可得也！”遂拨剑自刎，用自己的头颅答谢楚王。从而上演了中国上古史上一幕可歌可泣的悲壮故事。巴蔓子在守信与守土两难之间勇于自我牺牲的现象本身即充分暴露了巴国内部的虚弱，这给早已对巴国盐资源垂涎三尺的楚国以可乘之机。于是，楚国派军西征，在公元前377年占领了巴国控制的清江流域的夷水，占领了巴国东部的第一道盐泉渔峡口盐泉。巴国联络蜀国反击，企图夺回盐水的控制权，却以失败告终。公元前361年，楚师又大举西进，直指黔中，夺取了巴国第二道盐泉伏牛山盐泉。公元前339年～329年，楚威王兵锋直指巴国最后一道盐泉巫溪宝源山盐泉，占领了今巫溪、巫山和奉节一带，将其置为巫郡。至此，巴国的主要盐泉丧失殆尽，失去经济支柱的巴国奄奄一息。

随后，楚威王乘势又攻陷了巴国的都城江州（今重庆）和北面的垫江（今合川），巴国君臣仓惶北窜阆中。巴国此时虽名义上还在，但地盘仅此川北一隅了。此时，已基本控制了西边蜀国的秦国，将兵锋指向积弱不振的巴国。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后，“贪巴苴之富”的秦相张仪转兵向东，顺手给了巴国最后一击，“执巴王以归”。繁荣一时的巴国在群雄争霸的战国舞台上，就这样永远地消失在历史的烟波之中了。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为盐而起的拉锯战也因巴国国破而起。秦军攻巴，本是贪图巴国食盐，岂料楚人却坐收渔翁之利，自枳（今涪陵）以下，陆续占领平都（今丰都）、临江（今忠县）、鱼复（今奉节）等沿江都邑，并乘机接管了巴人的全部盐场。楚襄王在巫山与枳囤积重兵，抵御秦人。

公元前280年，秦昭王命司马错率巴、蜀大军十万，船舶万艘，粮饷六百万斛，取道巫郡伐楚，夺走楚人手中的巫溪宝源山盐泉之后返秦。十九年后，秦楚双方混战达六年之久。在这六年中，秦国先后攻取楚国沿江二十四座城邑。楚襄王十九年（前280年），秦国遣巴蜀主力，在付出惨烈的代价后，完成了对黔中的占领。

然而，只要有盐，楚国就没有丧失希望。由于临江、鱼复等重要的产盐区还牢牢地控制在楚人手中，楚国的将士，仍然大无畏地在战场上与秦军搏杀。他们宁可放弃大片国土，也要誓死保卫盐场。

楚襄王二十年（前279年），秦人见临江、鱼复两地久攻不下，便突然改变策略放弃对盐场的进攻，转而由大将白起带兵越过韩国领土攻取楚国的夷陵（今宜昌），截断了楚人的水上运盐通道。

楚国是一个以盐为灵魂的国家，他们并不惧怕浩浩荡荡的百万秦师，但因盐道的丧失，其军队不战而溃。至此，楚国的盐场全部落入了秦国之手。这场因盐而起的秦楚战争自巴国灭亡之后差不多又延续了一个世纪。

获得楚盐的秦国如虎添翼，实现天下一统的目标已为期不远了。

在三峡地区，巫人、巴人、楚人、秦人因盐而起的战争固然较之当今世界为争夺石油而发生的战争要悲壮、惨烈、长久得多，然而，这种战争，客观上带来的是文化的融合。随着战争的升级和范围的扩大，各民族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也在连续不断地兼并与融合中日益壮大，从而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统一。

千里峡江，由战争书写出来的渝东盐文化就像三峡的云雾一样，总是在我们的意识里萦绕着，让人挥之不去。沿长江而下，那先秦时期遗留下来的一口口废弃的盐井，让我们恍如走进了一条井盐文明铺就的文化走廊。

盐，这种小小的晶体，在中华民族的形成、融汇、壮大、统一过程中起着催化的作用。

§　参考文献

[1]胡太玉.破译山海经[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2

[2]何光岳.炎黄源流史[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

[3]赵万民.宁厂古镇[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

[4]（北宋）李昉，李穆.太平御览[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5]（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　作者简介

罗中玺（1965-），男，铜仁学院初等教育系副教授，铜仁地区首批地管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