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主义面临终结？

西欧国家政要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否定，以及近期发生的挪威枪击案和英国骚乱，都不同程度地表明这些国家在族群整合、移民融入、国家认同等方面陷入了困境。那么，究竟是多元文化主义真的在西欧遭遇了失败，还是这些国家在执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过程中出现了偏差？

多元文化主义在西欧被否定

最近一年来，西欧多个国家的政要先后在公开场合对多元文化主义提出质疑，甚至宣称多元文化主义遭遇失败。

先是德国总理默克尔在2010年8月宣称，德国构建文化多元化社会的努力“彻底失败”，德国人和其他族裔的劳工无法“快乐地生活在一起”，建议外国移民更好地学习德语以融入德国社会。

紧接着，英国首相卡梅伦于2011年2月5日严厉批评英国的多元文化政策，表示英国需要强调国家认同和自由、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要大力促进穆斯林青年的社会融入，以防止人们转向极端主义，尤其是恐怖主义。

2月10日，法国总统萨科齐声言“多元文化主义是一个失败”，批评法国对外来移民的国家认同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

此外，荷兰副首相费尔巴哈、西班牙前首相阿斯纳尔也在不同场合指出，多元文化的政策并没有成功地解决整合问题。一时间，曾被奉为金玉良药的多元文化主义在有着大规模外来移民的西方国家频遭诟病。

政要们对多元文化政策的抨击言犹在耳，西欧便接连发生了两起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7月22日的挪威爆炸和枪击案、8月6日的英国骚乱。这两起事件表面看来与暴力有关，但在深层次上却反映了西方多元文化政策的困境。

造成90多人死亡的挪威爆炸和枪击案凶手安德斯·布雷维克，此前就经常在网上批评挪威的移民政策过于宽松，认为正是由于多元文化主义使得外来移民特别是穆斯林得以进入欧洲，“污染”了传统而纯净的基督教欧洲。因此，他要发动一场保卫欧洲和基督教的“圣战”，以“唤醒”欧洲人对于欧洲和基督教遭到入侵的意识。

而英国骚乱的起因是一名非裔黑人被警察打死，当晚约有300人聚集在警察局抗议，最后演变为波及多个城市的打砸抢暴力事件。骚乱的参与者多为年轻人，其中以作为移民进入英国的有色人种居多。究其原因，一方面，近几年英国政府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在大学教育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对年轻人尤其是少数族裔年轻人产生了直接影响，加上经济危机造成英国的就业机会减少，年轻人找工作更加困难；另一方面，实施多元文化政策的英国依然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种族、民族歧视，少数族裔与警察的关系在一些地区颇为紧张。与2005年的法国骚乱相似，少数族裔的贫困和种族歧视正是英国骚乱的主要诱因。

挪威枪击案是因为本地人对外来族裔的排斥以及与异族共存的仇恨，英国骚乱则是由于包括少数族裔在内的社会弱势群体对自身社会境遇的强烈不满。这两起事件都以极端的方式表明：在西欧，作为少数族裔的移民在社会融入上遇到了阻力、出现了问题，多元民族、多元文化在民族国家发源地的西欧遭到了实践上的挫败。

西欧少数族裔社会融入有3种模式

面对移民带来的多元化挑战，西欧国家的少数族裔社会融入政策主要有3种模式：以英国为代表的社群模式，以法国为代表的共和模式和以德国为代表的族群模式。

在社群模式中，社群本身就是社会生活中（除司法意义外）的政治能动者，承认少数族裔的群体及其成员的个体权利；少数族裔与多数族裔的关系通过发展不同的民族文化来调和，比如政府拨款给伊斯兰教、锡克教、犹太教等教派建立宗教学校，容许穿戴体现宗教特色的罩袍、头巾和校罕等。

在共和模式中，只承认个体的权利而不承认群体的权利，强调共和国价值观（自由、平等、博爱、政教分离等），通过教育和其他制度融合移民个体。共和模式其实是一种熔炉模式，与多元文化主义在本质上并不相容。

在族群模式中，国籍（公民权）的获得与族裔（血缘）、语言、文化等联系在一起，认为异族不可融合或难以融合，移民融入政策的最终目的也并非让所有人变成同一民族。

对于以英法德三国为代表的否定多元文化主义的浪潮，我们必须具体分析。在英法德三国中，多元文化政策事实上仅存在于英国，但是，英国的政策旨在赋予各族裔群体以政治主体性，以及保持各族裔群体的文化独特性，并不注重促进各族裔群体在社会经济结构上的相关性；法国尽管在社会意义上是文化多元的，在政策意义上却并无多元文化政策；而德国亦没有多元文化政策，移民与主流人群基本上只是多元文化“共存”，甚至是“隔离”，一系列的社会政策并没有使多元文化社会顺利成为现实。总而言之，西欧国家的政要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否定，以及近期发生的挪威枪击案和英国骚乱，都不同程度地表明这些国家在族群整合、移民融入、国家认同等方面陷入了困境。

那么，究竟什么是多元文化主义？多元文化主义为什么遭到质疑？多元文化主义与少数族裔的社会融入到底是怎样的关系？

多元文化主义的内涵

多元文化主义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有着丰富的内涵。从纵向看，多元文化主义首先是政治哲学中一种关于如何回应文化多样性的理论，后来被一些国家用于处理少数族裔（包括少数民族和移民）的政策。从横向看，多元文化主义本身具有诸多面向，如保守多元文化主义、自由多元文化主义、多样化多元文化主义、左派本质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批判多元主义以及课程改革意义上的多元文化主义。总的来说，对于相互之间具有差异的群体，多元文化主义认为：那种允许文化多元共存的宽容并不足以达到真正的平等，还需实行“承认政治”和优惠政策。需要“承认”的不仅是个人的权利，正如著名的多元文化主义哲学家金里卡所言，重要的是还包括“群体差异权利”。这里的“承认”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承认，而是对于不同文化、不同种族和民族平等地位的承认，并试图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来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而且这种平等是独立的、不屈附他者的平等。因此，多元文化主义具有如下基本特征：一是不同文化和民族群体一律平等，并且是无中心的平等；二是为保持核心特性的族群文化，需要诉诸政治手段。

简言之，多元文化主义是在自由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时代背景下，关于弱势群体在族群冲突和社会抗争中要求平等权利、获得承认并保障差异的理论和措施，而具体到各国据此实行的多元文化政策则不尽相同。

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支持

多元文化主义从理论到实践都经历了诸多激烈的争论。从知识界到决策部门再到普通民众都各陈己见。相关问题的争论，比如是否应该用多元文化主义的态度对待异族、多元文化政策应该如何实施、多元文化主义会不会导致国家和主流群体的解构等等，深深地挑动着整个社会的神经。

大致说来，多元文化主义可分为作为政治哲学的多元文化主义和作为少数族裔政策的多元文化政策两种。社群主义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指出，政治哲学“从一开始就栖息于世界之中，我们的实践和制度不过是理论的具体化而已。参与一项政治实践实际上就等于是与理论发生联系”。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了解隐含在实践和制度中的多元文化主义理论的论战，来进一步认识在西方民族国家语境中，多元文化主义及其政策究竟意味着什么。

多元文化主义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政治哲学界的中心话题之一。在理论争论中，为多元文化主义提供正当性的主要有社群主义、自由平等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等理论。不过，以后现代主义为底色，社群主义和自由平等主义所作的理论贡献最为突出。

社群主义理论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支持以查尔斯·泰勒的“承认政治”理论和迈克尔·桑德尔关于公民共和主义、“共同的善”与公民美德的理论以及对程序自由主义的批驳为代表。下面，我们重点谈谈所谓“承认政治”理论。

泰勒在其代表作《承认的政治》中指出，对于承认的需要已经成为多元文化主义政治的中心议题，是人类的一种至关重要的需要。泰勒认为，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发生了两个转变，这“决定了现代人必然要重视认同与承认的问题”。

第一个转变是传统社会中以荣誉为基础的等级制度的崩溃，使得原先从制度关系中获取自我认识的途径发生了改变，现代人的尊严不是源于荣誉而是平等。多元文化主义正是为现代社会中处于弱势的群体，如少数民族、妇女、有色人种、同性恋等提出平等承认的要求。

第二个转变是关于个人认同的“本真性”发生了变化，即从传统社会通过同某种本源（比如上帝或者善的理念）保持联系来获得个人的存在，转变为现代社会中自身成为获取主体性的本源，“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种独特的作为人的存在方式”。这样，从现代认同观点的发展中就产生了“差异政治”，当然其基础之一是普遍主义。现代民族主义的先驱思想家郝尔德进一步扩展了现代本真性的含义，提出不仅有个人意义上的本真性，一个民族也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即民族意义上的本真性。所以，同化成为扼杀本真性的最重要的手段，因为这是对独特性的掩盖和抹杀。本真性需要以内在的但并非独白的方式发现，需要“有意义的他者”。这就是说，“认同本质性地依赖于我和他者的对话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被拒绝承认或者被扭曲地承认就成为一种实质上的压迫，比如将少数民族、妇女和有色人种等设定为在社会结构或者文明结构中处于低劣和卑微的地位。因此，试图改变这一现状的多元文化主义成为纠正对弱势群体的歧视和成见的必要举措。

除了社群主义，自由平等主义理论也支持多元文化主义。自由平等主义是左翼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主要有约翰·罗尔斯、威尔·金里卡、罗纳德·德沃金等。按照金里卡在《少数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中的观点，自由平等主义与右翼自由至上主义的区别在于如何对待“不平等”问题，或者说是平等问题。自由至上主义者视所有不平等为自由竞争的后果，不需要纠正。与此不同，自由平等主义者提出应区别“境况”和“选择”的不平等，仅承认基于选择而产生的不平等，认为应纠正基于自然资质和社会环境等境况产生的不平等，比如少数民族和妇女有外在于自身的、源于社会结构和历史话语的劣势，那么，这种不平等应该通过以分配性正义或者补偿性正义为理念的制度手段进行纠正，那些无视差异的、表面上价值中立的做法，不过是合法化不平等罢了。另外，虽同属多元文化主义支持者阵营，自由平等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也有争论。二者的分歧在于个人和群体间的关系，即“个人能多大程度上自由地质疑和修改群体的习俗和传统”。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就是反对主流群体的压迫和不尊重少数群体、无视甚至剥夺少数群体权利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