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方族际政治理论科学的态度是,对其进行批判性的改造,剥离其基于西方历史、文化、体制的价值诉求,将族际政治转变为一个描述族际政治互动,分析族际政治关系的概念,以弥补现有相关研究中概念工具的不足。 今天,族际政治在中国大有日渐流行之势。然而,族际政治概念和理论本身,却不是本土的产物,而是由西方移植过来的。 西方族际政治理论的价值诉求 上世纪中后期,在北美兴盛的民权运动和新移民运动,促成了少数族群自我意识、自我认同的迅速提升,进而导致这些族群对基于族群身份的政治权利的强烈诉求。于是,体现少数族群诉求的多元文化主义思潮逐渐浮出水面。多元文化主义者认为,为现行政治体制奠定基础的自由主义公民理论,以个人权利为国家权力的起点和归宿,完全无视公民的族群归属。而人类社会的基本单位是族群而非个人,传统的公民个人权利理论并不合理。因此,必须对这种传统的个人权利理论和相应的政治体制进行解构,建立承认个人的族性差异和保护这种差异的政治理论和政治体制。这种基于多元文化主义、差异政治理论,要求调整族际政治关系、保护族群政治权利的思潮和行动,被笼统地称为族际政治理论。其中的族际政治概念,并不是用以描述事实、分析现象的,而是反映某种特定政治诉求的价值性概念。 面对族际政治理论在西方已经有了一定范围的传播,国内一些学者将多元文化主义及其族际政治理论介绍到国内。一些学者对族际政治理论推崇备至,倡导族际政治构建,视其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救世良方。对西方族际政治理论盲目推崇的态度并不可龋科学的态度是,对其进行批判性的改造,剥离其基于西方的历史、文化、体制的价值诉求,将族际政治转变为一个描述多民族国家族际间的政治互动,分析族际政治关系的概念,即将其转变为一个普遍性的概念,转变成一个有效的概念工具,以弥补现有政治学、民族学在相关研究中概念工具的不足。 族际政治的中国经验 民族问题研究中常用的民族关系概念,既可指文化关系、经济关系,也可指政治关系,无法准确地描述和分析族际间的政治互动。通过适时的学术创制,为相关的研究提供概念工具,能根本性地改变这种状况。作为一个描述性、分析性概念的族际政治,是指多民族国家内作为历史文化共同体的各个民族群体(一种区别国族的文化民族),围绕特定的政权权力(国家政权或民族性的、地方性的政权)而展开的政治互动,是民族群体通过政治权力而实现自身利益的过程。 根据这样的族际政治概念,中国自从秦末汉初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以来,就一直存在着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族际政治。这样的族际政治,直接影响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统一和发展(包括版图的扩大)。王朝国家周边的民族群体,通过内附、归附、依附等方式加入到多民族国家之中,共建统一的国家政治共同体,既是古老中华文明影响力、感召力、凝聚力的体现,也是各个民族群体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争娶实现和维护自身利益而作出的理性选择。这样的族际政治互动,不仅壮大了多民族国家,也为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政治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中国族际政治演变的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在实现了国家独立、人民解放的同时,完成了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并彻底终结了王朝国家的历史。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把族际政治置于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并且以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平等原则来处理族际问题,协调民族关系。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条件下,作为历史文化共同体的各个民族群体结合成了一个新型的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但是,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群体之间的界限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它们仍然作为历史文化共同体存在,并成为利益共同体。而且,国家通过民族识别以及一系列的政策和制度,使这种族际间的区分不仅具有文化的意义,而且有了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意义。这不仅进一步巩固了各个民族群体的利益共同体的性质,而且激发起各个民族群体通过政治互动来争娶实现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冲动。因此,新中国成立后,族际政治不仅仍然具有现实的基础,是一种常态的和重要的政治形式,而且会在某些历史时期表现得特别突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状况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历史上存在的民族隔阂进一步得到根除,少数民族发展程度较低情况下形成的民族问题逐步得到有效解决,各个民族群体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各个民族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并没有因此而完全消除,矛盾和冲突仍然不时出现,而且具有了新的特点,利益争夺的层次有所提升。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有了较大发展情况下形成的族际矛盾正在显现。这样的形势,不仅使族际政治进一步凸显,而且变得更加复杂。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应对族际政治的问题日渐突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人把西方的族际政治理论以及所依托的多元文化主义搬到国内,将其作为构建中国族际政治的基本原则,要求依据西方的理论构建和推动中国的族际政治,并提出了体现西方族际政治价值的许多方案。 对西方的族际政治理论应保持警惕 对西方的族际政治理论必须重视,要认真地研究。然而,基于西方价值的族际政治理论和设计,并不能解决中国的族际政治问题,应该对其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必要的警惕。 首先,西方的族际政治理论是西方特定历史、文化的产物,是针对西方的社会矛盾和政治冲突而提出来的,而不是建立在人类社会历史规律的基础上,也不是基于各个多民族国家政治实践的政治设计,并不具有所谓的普世意义。将其普遍性地推广,是一种教条主义的做法,在抬高西方文化的同时,也有对本国的历史和文化持虚无主义态度之嫌。 其次,西方的族际政治理论只是诸多理论中的一种,不仅未成为社会共识,而且在西方也广受诟病。因为它不仅试图颠覆作为西方政治制度价值基础的公民权利理论,直接危及近代以来的民主制度,而且对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来说是一种解构性力量,有可能导致多民族国家“巴尔干化”、碎片化,并且已经对美国的国家认同形成严重威胁,危及美国的统一。亨廷顿、布热津斯基等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因此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再次,西方族际政治理论的价值诉求,与中国的族际政治现实之间存在本质的差别。中国族际政治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族际政治的演变,都与西方的状况存在根本的不同。今天中国的族际关系的状况,也与西方(尤其是美国和加拿大)有着根本的区别。因此,盲目以西方的方式来解决中国的问题,以西方的族际政治价值观来构建中国的族际政治,不仅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且还会使族际政治问题更加复杂,为西方势力的介入提供契机。 最后,西方的族际政治理论所蕴涵的价值诉求,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关族际关系的价值原则明显相悖。中国在处理族际关系问题上,从国家整体的角度看,有“大一统”的思想;就具体的族际关系而言,中国历史上有“和”的传统。事实上,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发展和“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形成,都与这样的传统价值直接相关。而西方强调差异的族际政治价值,与中国这样的文化传统是直接冲突的。 中国的族际政治构建,以及族际政治问题的治理,都必须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国情出发,采取中国的方式。要有利于国家的统一、稳定和发展,有利于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在内的各民族的利益:首先,要强调和加强族际政治整合,巩固国家的统一,维护各民族和谐发展的“政治屋顶”;其次,要加强作为中华民族构成部分的各个民族群体之间的联合,构建和谐的族际政治关系;最后,要建设包含各个民族文化的中华民族文化,加强中华民族认同,促进中华民族建设。 ⊙ 作者简介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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