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回篇》与回族的文化自觉

19世纪后半叶，回族在政治上没有地位，经济上多在贫困线上挣扎，文化素质普遍偏低。进入20世纪以后，受各种新思想、新思潮的影响，一些回族知识分子开始考虑兴教兴国的问题。他们认为，“吾图回回宗教之进化，不可不先开人智；欲开人智，不可不先兴教育”。民族教育是回族发展的首要课题，没有回族教育的发展，就没有回族的经济振兴，更谈不上回族政治地位的真正提高。有鉴于此，清末，一些回族知识分子产生了救国济民的强烈愿望。

1907年11月，留学日本的36名回族学生发起成立了留东清真教育会，旨在“联络回教情谊，提倡教育普及、宗教改良”。留日回族学生推举在日本法政大学法科留学的云南籍回族学生保廷梁担任会长，推举黄镇磐、杨光灿为书记。留东清真教育会成立后的一个重大举措就是编写和印刷了呼唤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刊物──《醒回篇》。

1908年，留东清真教育会召开两次全体会议，决定由保廷梁担任编辑长，负责编辑刊物《醒回篇》，宣传留东清真教育会的爱国主张。《醒回篇》被回国的留学生带回国内，在广大回族同胞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醒回篇》探讨了回族人民身负的爱国责任，主张开启人智，改革教育制度；认为振兴教育不仅关系到振兴回族，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强盛；集中反映了清末回族青年知识分子的爱国进步思想，反映了留学日本的回族学子对未来中国新式教育制度的期盼和憧憬，反映了苦难深重的回族大众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强烈愿望。

《醒回篇》第一号约有6万多字，共有16篇文章。其中的《序言》、《宗教与教育之关系》、《论回民》、《回教之文明》4篇文章都出自一人之手，这个人就是黄镇磐。黄镇磐，直隶威县人，祖上多为阿訇或武师。黄镇磐天资聪颖，自幼好学，20世纪初加入赴日留学的行列，攻读早稻田大学经济科。留学日本期间，黄镇磐阅读了《世界文明史》等书籍，并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是同盟会的早期会员之一。黄镇磐实际上主持了《醒回篇》的编写工作。他在文章中抨击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和清廷的腐败，指出回族群众的命运与整个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号召国内回族同胞在国家民族危亡关头与各族民众风雨同舟，担负起中国国民的责任。著名回族史学家白寿彝先生称赞黄镇磐“站于时代高峰，不愧为那个时代的回族先知先觉”。

民国时期，《醒回篇》在回族民众特别是回族知识分子阶层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受《醒回篇》的影响，上世纪初，回族在政界、军界、宗教界、商界的一些知名人士开始在全国各地兴办回民小学。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平成达师范、西北中学等明显带有伊斯兰教和民族色彩的中等学校应运而生。

成达师范学校1925年创办于济南，1929年迁址北平，抗战爆发后南迁桂林。成达师范学校改革了经堂教育模式，在课堂教学中既教授伊斯兰教经典、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又教授新式学科。成达师范学校的师资力量比较雄厚，当时的一些著名的汉族学者也应邀到学校授课。1932年和1938年，成达师范曾先后两次选派优秀学生到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留学。这些学子归国后，为促进中阿文化交流、传播伊斯兰教文化、翻译伊斯兰教经典著作、开展阿拉伯语教学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发展回族教育的过程中，广西的回族军人白崇禧、西北回族军人马福祥、时任北平市政府参事的孙绳武、曾任山东济南道尹的唐柯三、时任教育部次长的马邻翼等人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曾担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的马福祥对成达师范和西北中学给予了极大的支持。马福祥个人给成达师范每班开办费500元。1931年，他利用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身份，从蒙藏委员会的经费中每月划拨700元作为成达师范的办学经费。马福祥在弥留之际嘱咐家人，承担成达师范选送的5名赴埃及留学的优秀学子的一半路费。受马福祥的影响，回族商人闵信权、常星垣、赵璞华、刘仲泉等人为发展回族教育事业慷慨解囊，为了替西北中学偿还债务，珠宝玉器商人刘仲泉卖掉了自己的玉器商号。在学校的管理和教学方面，马松亭、庞士谦等回族知识分子和宗教界人士都作出很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