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的眼光看世界：他者与别处

21世纪的人类，仍然可能无法摆脱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留下的一份根基深厚的历史遗产：以“民族”作为基本单位的社会分类方法，以及从“民族”的视角出发看待世界的眼光──即使世界已经并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在文化上区分和解释“自身”与“他者”，一直是人类学家的“使命”。由人类学家描绘出来的世界图景，从来不是“平的”。相反，在“自身”的目光所及之处，这个世界是由“他者”构成的。而更进一步地审视，作为“民族”的“自身”也可以是由更为细分的内部群体构成的，“自身”的群体边界甚至可以“随心所欲”地放大或缩小，而放大或缩小仅取决于“自身”群体如何在某种具体情形之下对内或对外表达自身的政治与文化诉求。

同时，在人类学家眼中，“别处”也并非仅仅地理上的概念，更是一个文化的概念。由人类特定群体共享的文化，在殖民主义时代之前，往往意味着语言、生活方式、社会结构以及历史经历与记忆的相互隔离的发展，而这种发展与演变的线索则在16世纪之后伴随着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张，与全球化的进程纠结在一起，原本或许遥远的别处，渐渐开始触手可及。而“别处”的意义，也不再是空间与地域，而是民族、民族的文化以及附着在土地上的国家主权与制度。

中国儒家传统看待世界的眼光，“自身”是“天下”的中心，而“天下”则是没有边界的世界的全部。伴随着儒家教化的进程与扩张，“他者”终究会成为“自身”的一部分，此即所谓“有教无类”（孔子《论语》）。但强势的来自外部的西方文化，从殖民主义时代开始，渐渐摧毁了儒家文化的神性和完整性。在西方作为“他者”的对照之下，中国不得不试图理解与确认自身的位置、形象与文化意义，以及在西方文化冲击之下自身遭遇到的各种命运与可能性。

这一观念的结构鲜明地体现于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中国革命，无论是孙中山还是毛泽东，无论是民主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其思想的理论来源都不在中国，而是在西方。但同时，他们的思想，也都深深嵌入中国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现实语境，使得这些理论在中国的应用，与其在欧洲起源地相比，在意义上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在孙中山的革命动员中，“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所言之凿凿的民族所指，与民国初创之“五族共和”之民族所指，已非同一物。前者指称汉族，后者则是多民族统一的中华民族，或可称之为“国族”。随着帝国覆灭后国家意识的转型，在中文的语境之中，“世界”替代了“天下”，“民族”替代了“王朝”，“族群”替代了“教化与野蛮”的文化分类。对于中国儒释道三位一体的传统文化而言，这种转变也是一个如韦伯所言“脱魅”的过程，“天人合一”的生命观与世界观，在科学理性的冲击之下，或许仍然潜入中国人文化心理的深处，但在中国的文化外观上，现代性渐渐替代了传统。

如果说20世纪的中国人学会了用“民族”的眼光看待自身与世界的关系，那么，在21世纪，这种眼光也许会发生变化。在全球化的时代，在信息、人员、资本国际性流动以及世界市场碑固的条件下，“民族”作为一个区分人类社会的知识标签，其解释力正渐渐陷入某种困境。因为，与“国家”与“个人”这种更具实体化意义的分析单位相比，“民族”只有被放置在一个互动的框架中才能理解。仅就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文化关系而言，是一种长期的“间性”生的过程。例如，在大多数普通中国人的文化想象中，西方既是中国的“他者”（文化的异质性，政治霸权），亦是中国的“自身”（文化的同质性，发展的榜样与目标）；既是“别处”，亦是“本地”。而对于第三世界，尽管那里在社会结构上可能有更多与中国社会相似的地方，却可能始终在文化意义上仅仅是中国的“他者”与“别处”。面对发达国家的向往与面对第三世界的某种优越感，正构成我们观望世界的观念图景。